三
    综上所述，戊戌维新前后日本军事顾问参与中国军事改革，对近代中日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日本军事顾问来华与清末中国学习日本的时代潮流密切相关。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康、梁有关学习日本的主张，却以不同的方式被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承接下来，继而演变为中国近代化建设的主要模式。张之洞、袁世凯认为，学习日本是间接学习西方，日本人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经日本选择和改造过的各种制度要比西方列强的那一套更适合中国的实际。张之洞著《劝学篇》，鼓励青年留学日本；袁世凯仿效日本，创办新军，建设直隶。1902年2月12日， 一位英国人从上海致信莫里循，他强调指出，“李鸿章死后，中日友好关系有显著的发展，这种亲善关系从直隶总督和长江两总督的态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在改组和改革的各种问题上都尽量按照日本的建议办事。刘坤一最近命令南京军校校长带领30名学生访问日本，考察当地的教育制度。在领事和其他代理人推动下，日本在华利益增长的趋势，尚未引起欧洲人多大注意，然而结果是不会错误的。如果在明智的政策指引下，不能不使两国都受到极大益处。”（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 第219页。）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从南洋到北洋，从中央到地方，日本介入清末军事改革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效果之显著，令人吃惊，其作用不可低估。
    （二）日本军事顾问人数的地区分布情况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变化的晴雨表。鸦片战争以来，欧美列强千方百计地在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物色愿意而又有能力维持他们在华利益的代理人，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则自然地成为他们眼中最理想的人选。甲午战争前，李鸿章是中国最大的实权派，戊戌政变后，李被张之洞取而代之，崛起的袁世凯又成为列强诸国所追逐的对象。他们争先恐后地充当袁的后台，日本也不甘落后。从日本军事顾问的地区分布，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变化的趋势。19世纪末，日本顾问集中在长江流域，1902年后，在直隶的人数急速增加。1901年，全国26名日本顾问中，13人在直隶，1908年，全国550名日本顾问中，174人在直隶。1902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还专程到保定访问袁世凯，接洽所谓“中日军事合作”（注：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13页。）。 袁世凯曾经是清末最大的反日派，在雇用日本军事顾问后的十几年里，他在感情上急剧地向日本靠拢，到了民国初期，袁世凯竟成了近代中国史上最大的亲日派。
    （三）日本军事顾问参与清末军事改革也是列强争夺中国的必然产物。20世纪前夜，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重新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争夺战愈演愈烈。美国提议“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日本主张“保全中国”“联英抗俄”，其目的不外乎在竞争中获得主动权。所以，日本一边为实现“日英联盟”造舆论、打基础，一边鼓吹“日清同盟”以迷惑中国，力图收一举两得之利。为此，在华日本军事顾问无时无刻不是列国关注的对象，英、俄、美、德等国均对其数量、动向特别敏感（注：《驻华公使内田康哉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书简》（1902年1月27日）， 《清国兵制改革之件》。）。
    （四）日本军事顾问既影响了中日关系的走向，也折射了两国关系史变化的轨迹。由于他们首先是日本对华侵略的得力工具，所以中日两国在围绕招聘顾问的地区、待遇及名称方面的攻防战，则反映了两国力量关系的变化，其过程真切地向我们展现了日本政府赤裸裸地开展对华攻势的实况。
    戊戌维新后，日本一改以往的做法，不再是应中方的邀请派出顾问人员，而是采用高压政策，用劝诱的方式强迫清政府和地方当局接受日本顾问的指导和监督（注：《驻华公使矢野龙溪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书简》（1899年5月27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比如， 关于派遣来华人员的名称问题，中方认为称“教习”为宜，而日方则坚持要使用“顾问”，拒不让步。日益强盛的日本和江河日下的中国，是蕴生这些怪相的根源，也是戊戌维新前后中日关系的本质。另外，在顾问的人选上，日本外务省、军部、民间三位一体，配合默契，构成了该时期日本对华外交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