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按时间顺序，日本军事顾问进入中国各地的情况大致分为四期：（一）湖广和两江，（二）直隶，（三）中央，（四）其余各省（注：《北注军阀》第1卷，第1049页。）。本章只谈（一）（二）两期的情况，这些情况比较典型，对后两期影响很大。
    湖北是近代中国招聘日本军事顾问较早的地区之一。在军事改革期间，湖北有9500名受过新式训练的军人，其中7060名官兵为武昌护军营提供了中坚力量（注：〔澳〕冯兆基著，郭太风译：《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1898年秋季，张之洞通过小田切领事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份详细的军事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如下：（一）招聘一名陆军大佐和一二十名日本军事顾问，最好由神尾光臣带队（注：《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书简》（1898年12月20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按照军事体制改革的需要，张还希望要有步兵、骑兵、炮兵、辎重兵、工兵五个兵种的教官，还应该配备经理、会计、军医等专家。（二）湖北计划在两年内训练5000名军人，第一年3000人，第二年2000人。（三）湖北枪炮厂拟改而生产新式极小口径枪炮，请日方派遣一名精于制造军械之人员来实地考察，筹议速办之法。（四）湖北枪炮厂岁出枪炮弹药为数尚少，拟再扩充生产各种快枪快炮及各种枪炮弹药炮弹炮架等械器，张强调应查清日本枪炮厂所用机械的生产厂家，湖北新添机器要由这些厂家提供。（五）建枪炮厂外，为解决枪炮厂所需皮带，炮车所用皮带，兵士所用皮靴、皮毯等皮革用具的供给，计划书中还提到湖北计划建设与军事发展有关联的造纸厂和皮革厂。所需机械在日本购买（注：《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书简》（1898年12月20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张之洞的计划书，字里行间反复表明湖北建设军事工厂要使用日本提供的借款，军事改革的所有项目要在日本的指导下进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计划是张之洞全面依赖日本开展湖北军事改革建设的宣言书。在进入20世纪的前几年里，湖北的军事近代化在日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其一，最早聘用日本军事顾问。1898年4月， 张之洞聘日本参谋本部陆军中佐大原武庆为武昌武备学堂顾问，翻译兵书，10月起又委托他向湖北的军队将校讲授军事课，其效果颇佳。翌年，张又增雇工兵大尉平尾次郎、步兵大尉久米德太郎两人（注：《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书简》（1900年5月26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 ）。湖北将弁学堂的100名学员选自各营有文化的低级军官， 由一名日本中佐指导，3名上尉级军官、2名军士长和2 名翻译协助其他工作（注：《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第24页。）。日本外务省统计的参与清朝军事改革的日本军人，大多数受聘于这两个地区。浙江武备学堂6 人、南京练将学堂1人，安徽武备学堂1人，将弁学堂4人，南洋公学堂1人，福建武备学堂4人，贵阳武备学堂2人，湖北军事幕僚3 人（注：《清国兵制改革邀请日本人军事顾问名单》，《清国兵制改革之件》。）。其二，引进日本军用机械设备、技术，加大湖北枪炮厂的武器生产量。晚清时期，部分兵工厂生产枪支合计193608枝，湖北枪炮厂占101690枝，可见其在全国同行的领先地位（注：刘申宁：《晚清军工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1页。）。其三，建立各种军事学堂，培养大量的军事将校。其四，翻译介绍日本军事书籍，直接影响全国。比如，至1903年中国翻译出版的有关日本军事书籍共42册，除11册不明出版地区外，其余都是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袁世凯领导下的直隶，在军事方面接受日本的影响更为可观。他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军事学堂被称为对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一大贡献。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袁亲手创立的所有军事学校都留下了日本的痕迹。新军编成基本上都以日本为模仿对象（注：《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第25页。）。速成学堂模仿士官学校，经理学堂模仿东京经理学校。北洋将弁学堂、武备学堂、武备速成学堂、讲武堂、陆军师范学堂、宪兵学堂、经理学堂、参谋学堂、军医学堂、军官学堂、陆军速成学堂、测绘学堂、马医学堂等，无一例外地都有一定数量的日本人（注：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4-115页。）。日本陆军是仿照德国陆军建立的，因此对于曾经接受过德国教官训练的袁的军队来说，改用日本教官训练，十分方便。这些学校由德国模式转为事事以日本为楷模，采取日本式的教学、训练。北洋军中所谓“左肩枪换右肩枪”就是指这种转变（注：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15页。）。莫里循很早就注意到袁与日本之间的这种联系，曾提醒他的同事说：“日本佬现在在干什么？袁世凯聘请了60名日本教官。”（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217页。）
    在建军和军队现代化方面，袁世凯也极力模仿日本。1904年，他向朝廷提交了有日本军事顾问直接参与制定的军事改革计划书（注：李援、罗庆旺：《袁世凯对近代军队进行的改革及其评价》，《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48页。）。另外， 日本陆军少校阪西利八郎在袁身边供职达十几年，直至1916年袁世凯逝世。
    日本军事顾问有计划地参加清末的军事改革，在下述几个方面建树颇丰（注：参照《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第25页。）。
    1.确立军校教育体系的模式。日军事顾问参与中国军制改革时，正值中国军校扩充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期。截至1903年止，各地新设军校38所，累计已达42所。晚清采用了日本培养军官的三级学制，模仿日本的军事幼年学校在全国设立了陆军小学堂；模仿日本振武学校创办了四所陆军中学堂；模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保定开设了陆军军官学校。负责军官深造教育的保定军官学堂，不只仿照日本按大学标准招生（注：苏贻鸣：《晚清军校教育的兴起及其特点》，《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101页。），连教材和课程安排都照搬日本。张之洞所在的湖北和袁世凯所在的直隶，还竞相模仿日本陆军学校与陆军幼年学校，分设了教将班，储材班等（注：《清末新军编练沿革》， 中华书局1978 年版，第327页。）。1905 年开办的贵胄学堂则完全是仿照日本皇室学堂而设立的贵族陆军学堂（注：姜克夫编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页。）。
    2.从日本引进教科书。在不少学校，几乎原封不动地使用了日本的教材。例如浙江武备学堂的战术、兵器、地形、筑城四项军事课程，均采用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材（注：苏贻鸣：《晚清军校教育的兴起及其特点》，《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99页。）。1905 年以后，日本的军事术语已被中国普遍采用。有关军械研究和译书，更是向日本一边倒。据1909年的一张译书单，可以看出当时的大部分译著来自日本（注：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18-19页。）。 陆军少尉多贺宗之专长军事技术、理论，在华十几年共著书译书21种；他还创办了《武备杂志》，自任主编，从创刊起共发表文章102篇， 热心地向中国介绍日本和外国的军事制度、技术、思想。日本军事著作、操典、教科书的大量涌入，不仅对具体学科，并且对某些基础军事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贺忠良主编的《战法学教科书》，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兵学分类，阐述了战争的定义、原则、宗旨，分析了战争与战斗、战略与战术的辩证关系，被称为一部比较全面介绍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著作（注：毛振发、刘庆：《中国近代兵书概论》，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选编《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 第304页。）。
    3.掀起赴日留学的高潮。清末的军事将领有两大来源，留日学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1902年至1908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的留学生达千人以上（注：《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25页。）。 据另一份统计，1902年至1909年的8年里，有590名以上的中国学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注：郭荣生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文海出版社。）。这些留日学生回国后，多数人成为清末军事建设的骨干，还有许多人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这是清朝政府始料未及的。
    4.新式军事工业的建立。有一名英国军官在1906年7 月参观汉阳兵工厂时发现该厂雇佣了15名日本人，其中两名是军官，其余的是技术员，他们接替了先前受雇的德国人（注：《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第101页。）。至辛亥革命为止，湖北、 直隶等地的兵工厂始终接受日本军事顾问的指导，在武器设备更新上也不例外。从1908年起，步兵开始使用日本制造的1903式6毫米口径来福枪以及日本的其他装备， 骑兵和炮兵则分别使用日本造的6毫米口径卡宾枪和75 毫米口径的阿雷卡野战炮（注：《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第33页。）。经过了一个并不漫长的时间，日本的影响已遍布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
    日本军事顾问在华的活动，成为清末军事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在帮助中国从仿德转向仿日的体制改革中，在改革军事制度、军事教育、军事工业等方面，在传播西方先进军事知识，加强中日军事交流，增加赴日军事留学生等方面，日本军事顾问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日两国，人的体貌相似、文字相近，加上中国有“许多军官曾留学日本，对日多少有些感情”，所以，“日本顾问比欧洲顾问更容易同中国军官平易相处”（注：《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第100页。）。当然， 在这支队伍中，有些人充当日本对华侵略的先锋，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记录；也不乏像川喜多大尉那样为帮助中国献身的友好先驱者（注：详见内山正雄《川喜多大尉客死北京事件》，《中国与世界》，庆应通信1982年版。）。袁世凯和清政府对日本军事顾问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注：《袁世凯为奖励参与会操日人事奏片》（光绪31年12月17日），《北洋军阀》第1卷，第608-609页。）， 并以清政府的名义予以嘉奖（注：《外务部奏请日本陆军将佐教习中国学生勤劳颇著请赏给三等第一宝星折》（光绪32年闰4月14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