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方面
    在教育、祭祀、法律、音乐、漏刻、建筑、历法、度量衡、车辆制作的方面也有革新措施。
    音乐
    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下书曰：“遏密之义，讫于季冬，（张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期年也。”师古曰：“虞书：‘放勋乃徂，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静也。谓不作乐也。故莽引之。”）正月郊祀，八音当奏。王公卿士，乐凡几等？五声八音，条各云何？其与所部儒生各尽精思，悉陈其义。”[28]天凤六年（19年）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羣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29]
    漏刻
    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奏请太后，称得“铜符帛图”，并借此“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即孝元皇后王政君）、孝平皇后（即王嬿，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皆称假皇帝。”该奏中请“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奏可。[28]
    此次改漏刻为一百二十度，是和该奏中所说的汉哀帝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的故事有关。王莽该奏中称，“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28]当时汉哀帝在改元诏书中对漏刻进行改革，“漏刻以百二十为度”。颜师古曰：“旧漏昼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此本齐人甘忠可所造，今贺良等重言，遂施行之。事见李寻传。”[30]
    历法
    天凤六年（公元19年）春，王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李竒曰：“易道生诸当生者也。”师古曰：“下系之辞。体化合变，故曰日新。”）予其飨哉！”欲以诳燿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29]
    地皇元年（公元20年）“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29]
    度量衡
    始建国元年做新嘉量以统一容积。
    3最终结果
    王莽的改制不但没有缓解当时的阶级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造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响应更始政权的军队入长安城。初三天明，王莽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退至渐台。将士全部战死。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王莽尸体立即被争夺的士兵肢解。几天后，王莽的头被挂在南阳宛县市上，而王莽的改制也随着新朝的灭亡和王莽死去而画上了句号。[31]
    4主要影响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王莽改制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31]
    王莽改制中的改名。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民众深重的灾难。[31]
    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