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晋制的确立
    《晋书·礼志上》：“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  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挚虞曰：“以丧服最多疑阙，宜见补定。”“  为百六十五篇，篇为一卷，合十五余万言，……如此，所减三分之一”。又以“所陈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诏可其议”。“后虞与傅咸纉续其事，竟未成功”。“逮于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其事云”。有关魏晋之丧葬礼制，“虽然大体同汉”，但仍有创新之举。
    创立“不封不树”之制，这是实行薄葬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曹魏至东晋皆行之。曹丕终制“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陈思王曹植和中山恭王曹衮也依父兄终制。其后有司马懿“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景、文二帝谨奉成命。“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晋书·礼志中》）。王祥遗令“勿起坟陇”（《晋书·王祥传》），石苞终制“不得起坟种树”（《晋书·石苞传》）。皇甫谧《笃终》曰：“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基本上可以断定，魏晋时期，“不封不树”之制自上而下是实行过的。
    新“故事”的诞生。《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引《汉晋春秋》：“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这种“故事”实为特殊之例。又，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晋书·礼志中》），实为薄葬。《晋书·礼志中》：“魏氏故事，国有大丧，群臣凶服，以帛为绶囊，以布为剑衣。”“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丧，表求齐衰三年，诏听依昔乐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兴宁三年，故梁王纉又所生母丧，亦求三年。《庚子诏书》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可谓“谨按周礼，则缌麻三月，若奉晋制，则大功九月”，实劝人尽孝也。东晋元帝姨广昌乡君丧，中丞熊远上表：“咸宁二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臣薨，三朝发哀，逾月举乐，其一朝发哀，三日不举乐’，此旧事明文。”贺循议曰：“咸宁诏书虽不会经典，然随时立宜，以为定制。”这就是“故事”的本质。赐葬中的新“故事”，有石苞死，依“魏司空陈泰故事”（《晋书·石苞传》）。陈骞死，又依“石苞故事”（《晋书·陈骞传》）。据《三国志·魏书·陈泰传》：“景元元年薨，追赠司空，谥曰穆侯。”“咸熙中开建五等，以泰卓勋前朝，改封温为慎子。”丁穆死，“赙赐一依周虓故事”（《晋书·丁穆传》）。这两种故事虽依汉故事所创，但包含有等级礼制的存在，即不同的身份享受不同的“故事”。
    凶门柏历之制。《晋书·礼志中》载：“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柏历门，号显阳端门。诏曰：‘门如所处。凶门柏历，大为烦费，停之。’案蔡谟说，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凿于木，裹以苇席，置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象也。”范坚又曰：“凶门非礼，礼有悬重，形似凶门。后人出之门外以表丧，俗遂行之。”琅琊悼王焕年二岁死，“加以成人之礼，诏立凶门柏历，备吉凶仪服，营起陵园，功役甚重”。孙霄上疏谏曰：“凶门柏历，礼典所无，天晴可不用，遇雨则无益，此至宜节省者也，……凡有丧事，皆当供给材木百数、竹薄千计，凶门两表，衣以细竹及材，价值既贵，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过饰，宜从粗简。”（《晋书·元四王传》）《南史》卷二十七《孔琳之传》：“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爰自天子达于庶人。……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人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罄，莫不倾产单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一罢凶门之式。”《南史》卷二《宋本纪中第二》大明二年十二月己亥，“制诸王及妃主庶姓位从公者，丧事听设凶门，余悉断”。《宋书》卷十五《礼志二》：“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给事中刘温持节监丧。神虎门设凶门柏历至西上k22j303.jpg。”可见，凶门柏历是两晋南朝盛行的一种丧仪，对丧家来讲，以表丧事在身，对死者来说，以示魂主待殡。
    陪葬、合葬与家族葬制，考古材料中有充分反映，与秦汉时期有显著不同，表现出“晋制”的特征。如三国曹魏薄葬，魏武帝高陵、文帝首阳陵，至今地表未见任何痕迹，不见陪葬墓。蜀汉一国，刘备行汉礼葬于惠陵，但一朝一君，未见有臣续于墓侧。孙吴诸帝除有妻妾合葬外，因为诸多大臣将相各行丧事，似未行汉之陪葬制度。但西晋文帝的崇阳陵、武帝的峻阳陵有陪葬墓区（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较之汉时的排列更加主次尊卑分明。东晋十一陵和其他豪族一样采取了聚葬的形式，此时重臣和官吏不陪葬的原因是门阀世家大族的发展，表现在丧葬礼制上，则是以分墓区抗衡皇权。考古中已经发现的南京象山王氏茔地（南京市文管会《南京富贵山东晋王兴之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6期）， 老虎山颜氏茔地（李蔚然《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第6 期》），就是如此。
    合葬之制，肇于新石器时期，汉时夫妇合葬一墓盛行，至东汉晚期出现的家庭多人合葬，可以看作是家族聚葬形式在一个墓穴里的缩小。魏晋时期继承发展，洛阳发现的西晋裴祗墓（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k22j304.jpg 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第1期）、 江苏宜兴的周玘墓（罗宗真《江苏宜兴周墓墩古墓清理简报》， 《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8期），亦是如此。但是，应注意到南北地域的习俗差异。据现在的考古材料表明，这种家庭的多人合葬墓南方地区，除南京附近有报道外，其他区域比较少见，这和北方地区广泛存在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反差。其原因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即南方开发较晚，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唐长孺先生《读陶渊明赠长沙公诗序论江南风俗》中所言，“在对待宗族情谊上，南北风俗厚薄不同”，“父子兄弟分居或异炊之俗在北方人看来是逾越正常礼俗的行为，因而常加非议”，“宗族甚至弟兄情谊疏阔是江南风俗”，可谓“昭穆既远，已为路人”，生则如是，何言死葬一墓。
    家庭墓地制度自东周时期兴起后，长久不衰。魏晋时期典型的家庭墓除上述的王氏、颜氏、周氏墓地外，河北、陕西、新疆、甘肃等地都有不少发现（《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墓群反映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聚族而葬已成为世家大族的风尚，皇族亦然。世家大族的家庭墓正是士族门阀政治经济制度的折射与翻版，鲜明地显示出高门显贵穷奢极欲、腐化堕落的生活状况。
    墓葬形制演变的单室化进程。虽然魏晋多行“不封不树”的薄葬政策，然墓葬形制仍承袭了汉制，洛阳地区清理的魏晋墓群，大型墓仍然保持双室的布局，但明显已有单室化的趋势，这是新变化。像初步认定的晋武帝峻阳陵及晋文帝崇阳陵经钻探都是单室墓，说明以前后双室，前、中、后三室等多室区分墓主的等级原则，已趋于衰减。这一点在江左发现的两晋墓，表现得尤为清楚。像老虎山颜镇之墓，人台山王兴之墓、王丹虎墓、王闽之墓、夏金虎墓（南京市文管会《南京富贵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6期）、 南京富贵山晋恭帝陵墓（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等都是砖砌单室券顶墓。那么， 能够代表墓主身份等级的墓形特点是：中原地区多见石门，以带多层台阶的宽斜坡墓道为代表，南方的单室墓以墓内各种附设建筑为代表，如甬道、石门、直棂窗、小龛、排水沟、祭台等等，当然墓室的大小高低也是通用的判断标准之一。
    明器制度的新主题。“古者天子诸侯葬礼粗备，汉世又多变革。魏晋以下世有改变，大体同汉之制。而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晋书·礼志中》）。晋之明器制度经历了魏晋之际的薄葬之后，不但汉代以来流行的庖厨、家畜、家禽模型明器趋于衰减，而且铜器罕见，漆器数量亦显著减少。但新兴起了以牛车为中心，包括男女侍俑、武士俑、镇墓兽在内的随葬模式，尤其是南方长江流域的瓷制明器成为器皿随葬的主流。从三国时期的瓷质壶、罐、碗、灯、钵、盂、羊、虎子，到西晋时期的壶、扁壶、唾壶、碗、洗、砚、薰、镇墓兽、谷仓罐，再到东晋时期的盘口壶、鸡首壶、方壶、香薰、水注、唾壶、虎子，无一不反映出当时士族及贵族人物的真实生活。
    如上所述，不难看出魏晋丧葬礼制的总体特点，由于承袭了两汉时期的特征，主要体现于阶级性、等级性、礼法性、宗教性等方面，但是等级性、礼法性较之两汉时期更加突出，这就是《宋书·恩倖传》中所讲的“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社会有等级、礼法存在，丧葬礼俗自然有这些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