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江苏南部城市的发展中，表现出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那些货币资本积累较多的城市，新式工业的发展反而相对迟滞，城市也呈衰落趋势；而与之邻近的货币资本积累相对较小的城市，新式工业反而获得长足发展，城市也呈日新月异趋势。如苏州之于无锡、扬州之于南通、镇江之于常州，在历史上，这3组城市中， 前者的货币资本积累远远大于后者，但前者新式工业的发展，却远较后者迟滞。为什么江苏南部城市的发展中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这很值得思考。
    一
    从商人资本的发展程度和货币资本积累的数量而言，苏州、镇江、扬州要远远超过其各自邻近城市无锡、常州、南通。
    鸦片战争前，人们公认：“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注：尹会一：《敬陈农桑四事疏》，《尹少宰奏议》卷三，光绪五年刊本。）。在太平天国前后，苏州仍为江南金融中心，票号、钱庄、典当，鳞次栉比。据《申报》载：“昔年票号尽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注：《答暨阳居士采访沪市公司情形书》，《申报》1884年1 月12日。）。1908年苏州单个钱庄的存款一般在35～45万银两之间，综计钱庄存款总额在1000万两上下；至1926年，苏州每家钱庄的平均存款为100万元左右，综计钱庄存款达3000 余万元（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学者们指出：“（苏州）金融业极为发达，各行、庄以吸收存款为主要业务，盖因民间殷富也。”（注：朱沛莲：《江苏省及六十四县市志略》，（台北）国史馆1987年印行，第127页。）。
    鸦片战争前，镇江为漕粮及南北货转运中心，货币资本的积累十分雄厚。1868年，镇江有钱庄27家，数年后，即增至60家之多（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其中资力极为雄厚的钱庄有8家，“都在苏州设有支店， 苏州与镇江在金融交易上有紧密的联系。”（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第三册，第1577页。）。形成名噪一时的“镇江帮”（或与扬州钱庄合称“镇扬帮”），“百年来与宁绍（帮）齐名。”（注：朱沛莲：《江苏省及六十四县市志略》，（台北）国史馆1987年印行，第36页。）。欧战前后，镇江帮更与上海实力极为雄厚的颜料帮和土行帮互相渗透，极大地加强了镇江的金融地位。由于资力雄厚，镇江钱庄在光绪前期，年放款额即达1500万两白银以上（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179页。）。
    扬州在隋唐时为全国最繁荣地区，清代中期，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商的货币资本积累几与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相埒（注：参见王思治等：《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鸦片战争前夕，盐商虽已处于衰落中，但扬州货币财富的积累仍为数巨大，正如史家所云：“江都（扬州）夙为江北大都市，物阜市盛，金融业也较江北其他县份发达”（注：朱沛莲：《江苏省及六十四县市志略》，（台北）国史馆1987年印行，第205页。 ）。1919年前，扬州钱庄年放款总额达千万元以上，其后，扬州钱庄继续发展，钱庄家数由1920年的14家增加到1923年的31家（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276页。）。
    与上述3座城市相比，无锡、常州、 南通的货币资本积累显得很单薄。
    无锡虽与苏州毗邻，至1865年，仅有3家资力十分单薄的小钱庄， 经营方式类似于典当、商店（注：李继曾等：《无锡的银钱业》，无锡《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57页。）。无锡原为全国著名的米市，据1919年调查，津浦铁路通车后，这一地位不再存在。与苏州、扬州拥有繁华的商业区相比，“无锡名为‘小上海’，历史上却从未建设起一个像样的商业中心和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注：陈文源等：《荣德生和无锡城市近代化》，江苏文史资料第92辑《无锡市政建设》，第18页。）。
    常州位于苏南东部水陆交通的交会点，此处在古代设有毗陵驿，水陆兼备，规模宏大，为舟船停泊、聚会之地，聚集了大量出入长江口的船只和物资，加上陆路交通方便，常州在古代就为江南商业中心城市之一（注：参见茅家琦《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近代以降，常州的命运有类无锡， 茅家琦先生指出：“近百年来，一因北运河淤塞，漕运改道，二因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常州虽在铁路线上，但失去了转运功能，经济地位逐步下降。”（注：参见茅家琦《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光绪初年，常州城郊共有12家钱庄， 但“常州钱庄业资金都不十分雄厚”（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据1923年统计，常州27 家钱庄资本仅为145万元。
    南通与扬州同处江北，却没有在历史上形成资本雄厚的商帮。《中国实业志》云：“南通商业在海禁未开时代，规模至小”（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民光印刷公司1933年2 月版，第290～291页。），以经营南通土布闻名的关庄布商，分为居间商性质的“掮客”、宁波的船号帮，来自北方的客帮、安东帮等；南通本地及吕四等地经营土布的多为本小力微的散帮（注：详见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4年刊印，第73～85页。）。辛亥（1911年）前后，南通最著名的豫丰、得记、永昌林3家钱庄， 除得记不详外，豫丰创办资本仅为600银元，永昌林为800千文。南通既缺乏较大的货币资本积累，社会风气又十分闭塞。
    从商业的繁荣程度，以及钱庄、票号等银钱业所吸收的存款、对外放款来看，苏州、镇江、扬州的货币资本积累十分庞大，且这3 个城市在近代都具有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地位。无锡、常州、南通由于没有非常发达的商业以及缺乏拥资雄厚的商帮，这3 座城市的货币资本积累很单薄，远远不及前3座城市。
    一般说来，货币资本的积累，是新式工业发展的条件之一，那么，上述6座城市新式工业发展情形又如何呢？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式工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棉纺、缫丝、面粉、染织等4个主要轻工部门。据统计，在这4个轻工业部门中，同处江北的扬州与南通新式工业资本相差最大，南通的主要轻工业资本竟为扬州的137倍；同处沪宁线西端的镇江与常州差距最小， 常州的主要工业投资为镇江的4.17倍；而同处沪宁线东端的苏州与无锡，主要工业资本竟相差20余倍。
    仅统计4种重要轻工业，容易产生误差。下表则将上述6个城市工厂总数和资本总额作一统计，然后比较两类不同城市工厂的规模。
    苏州等6座城市工厂规模表（1936年前）
    城市 工厂总数资本总额（元）工人总数
    Ⅰ类苏州 279 3886000 8399
    扬州 52272000913
    镇江 337 4711000 4741
    Ⅱ类无锡 315 1407037063764
    南通 667668551 12418
    常州 983136000 9040
    城市 每厂平均资本（元）每厂平均人数
    Ⅰ类苏州 13928.3230.10
    扬州 5230.77 17.56
    镇江 13979.2314.07
    Ⅱ类无锡 44667.84202.43
    南通 116190.16 188.15
    常州 32000 92.24
    资料来源：《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四编；《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第2编，1937年2月出版；《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下编”。
    从上表可以看出，Ⅱ类城市工厂的平均资本、工人数要远远大于Ⅰ类城市。Ⅰ类城市工厂的平均资本仅有13276.95元，平均工人数仅有21.49人；Ⅱ类城市工厂平均资本则有51930.94元，平均工人数为177. 92人，分别为Ⅰ类城市的3.91倍和8.41倍。这也说明，Ⅱ类城市工厂的现代工业特征非常明显，而Ⅰ类城市现代工业的特征并不明显，还较多地带有工场手工业的特征。
    上述3组6个城市，每组具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尤其是交通、物产、民风等基本相同；且前者主要条件往往优于后者。因而，上述3 组城市中新式工业的差距，决非地理、交通等因素造成。尤为重要的是，苏州、镇江在近代曾是江苏省会，扬州是古代名郡；而无锡、南通则没有这种作为行政中心的优越条件。这6座城市新式工业的差异， 主要与货币资本的运行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