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广州有羊城之名，宋代广州有仙城之谓，明代广州有穗城之称，地名虽小，可以喻大，其中折射出唐代以还至于清代五仙五羊传说之流衍。①推本五羊衔谷之说，初有此说，可能时在南越立国前后，原系南越建国瑞应，南越归汉，几传而后国灭，这一传说自然不为汉史所载，只在民间流传。裴渊、顾微《广州记》所载，虽为迄今最早载籍收录此说者，年世渺邈，不能言其本末，而附会高固，殊与文献所记抵牾，只能取其二三可信者，有疑则阙。降至沈怀远《南越志》成，据其道教信仰，对裴、顾之载五羊之说增饰润色，五羊衔谷遂一变而为五仙执秬，秬为六德之秬，羊成五色之羊，道教色彩彰明较著，虽因仍旧说，其实已为新论。五仙遂成仙羊之说中心，五仙形象一时鲜明起来，五羊地位退居其次，沦为五仙坐骑。这一角色调整，虽属旧瓶装新酒的老套，但不可否认，此一安排遂为以后仙羊传说的基本模式。不过，沈怀远将五仙牵羊执秬系之于任嚣尉佗之时，差近史实，沈怀远谪徙广州，亲涉楚庭，或征之故实，或闻之耆献，不为无据。
    暨之唐代，叙写仙羊之说，基本要素则同，而于其枝节，则呈两歧。《续南越志》大致沿袭《南越志》之说，因不明六德之秬的道教意涵，据依常论，遂改“六德秬”为“六穗秬”，其他则同。《郡国志》叙仙羊之说则一方面返本旧说，将《南越志》所云“五仙执秬”改为“五仙负谷”，一方面增益新要素，将五仙骑羊负谷之说一转而系为滕修治广瑞应。唐代仙羊之说更重要的发展则是仙人骑羊入主城隍，需要指出，载录此说的裴铏《传奇·崔炜》构拟故事情节时又将仙羊与任嚣、赵陀相勾连，虽无明文可证裴铏将仙羊之说作为南越立国符瑞，而由传奇可知仙羊与任嚣、赵陀高度关联，此一推论，虽不中，亦不远。五代十国时期，仙羊传说的发展又与区域政治的形势发展联系起来，仙羊传说增加羊化为石的灵异情节，虽然不免有故弄玄虚之嫌，对南汉立国而言，足为作为其接受天命之祥瑞。总体而言，唐五代的仙羊传说中道教化色彩更为显著。
    洎乎宋代，仙羊之说大致因循唐五代之旧说，在具体细节上则略有变异，主要体现在对五仙所执之物稍有增饰，如乐史《太平寰宇记》、张劢《广州重修五仙祠记》、王象之《舆地纪胜》、方信孺《南海百咏》均载五仙各持谷穗、一茎六出，而蒋之奇《广州十贤赞》则云五仙手执五谷，一茎六穗。六出本指花为六瓣，与六穗本来不同，不过细绎上举诸书，可将六出与六穗可略为等同视之，同可视为嘉禾之米，应是时和所致②，与地方官员施政允洽暗相呼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另一别称“仙城”此时出现。③这是五羊传说道教化在城市称谓上的反映，可知仙羊之说早已深入人心，见诸歌咏。北宋徽宗时期的宫廷音乐中有《五羊仙舞》，政和年间徽宗赐高丽新乐包括《五羊仙》。1451年完稿的朝鲜官方史书《高丽史》中记载了“五羊仙舞”的表演情况，与朝鲜成宗年间(明弘治年间)编撰的《乐学轨范》所载相同。此宫廷舞蹈依据五仙五羊传说而编成，但具体乐舞结构与乐舞功能已发生变化。④由此可以看出，五仙五羊传说自岭南北传之中原、自民间传说流入宫廷而后播迁至朝鲜半岛，在汉字文化圈中亦有影响。
    元时仙羊之说承沿宋说，无大歧异。吴莱所撰《南海古迹记》云：“楚高古时，有五仙人，人持谷穗，一茎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遗穗州人，羊化石，仙人腾空去。”⑤元人诗中亦有将广州称为“仙城”之句，如《元诗选二集·戊集》中傅若金《送卢茂实之广南宪幕》有句云：“仙城近接众山回，宪府遥临百粤开。”⑥凡此均为沿袭宋代仙羊之说之证。
    明清时期，染乎世变，五仙五羊传说流变又呈现新的特点，兹分三方面具体论列如下：
    一 明清时期的仙羊传说与祈年重谷之俗
    降至明清，五羊传说又有新的衍化，即将五仙来降的时代由吴滕修为广州刺史之时移作广州建城之始，并加入五仙祝语(愿此阛阓永无荒饥)。洪武二年(1369)，孙蕡为五仙观重修所撰碑文《五仙观记》开篇即言：“五仙观在广城藩治西侧。按郡《志》：始城建时，五仙骑羊临之，持穗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之)虞。辞(讫径)去，羊化为石。邦人德之，用启今祀。”⑦成化年间成书的《南海杂咏》卷8《寺观·伍(五)仙观》载曰：“伍(五)仙观，在坡山之上。昔有五仙人乘五羊持六穗而至，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既去，羊化为石。乡人德之，立观以祀焉。”⑧清初顺治十二年(1655)，耿继茂所撰《重修五仙观碑记》根据郡志记载称：“建城伊始，五仙突至，骑羊持穗，祝斯民永无饥荒之虞。言讫飞升，羊化为石。郡人感其异且德焉，构为观以祀之。”⑨
    由上可知，明清时期，五仙五羊传说将五仙骑羊来降的时间置于广州建城之始，试图从广州城构建的时间原点上凸显五仙及五羊的神显。这一方面保留了晋代以来五仙护佑广州的传说核心，另一方面亦与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的发展密切相关。关于广州建城，古代文献记载分散而杂乱。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相印证，迄今为止，可明确认定的广州城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距今2200多年。自汉代至唐代，广州城规模续有扩展。唐末，南汉兴王府筑新南城，将广州城区南界加以扩展。两宋及明代，广州城发展迅速，建造及修复次数和规模皆颇为可观。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心，广州城的持续发展正是这个地区自近世以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集中体现。尤其是明清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不断增长、频繁迁移引起了农业垦殖急剧发展，而农业发展的同时，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方式又引起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导致明清时期该地区水旱频仍。⑩灾害带来的直接影响首先就是饥荒，国家对此需要采取赈济、蠲缓、抚恤、祈禳等一系列举措，民间社会则热衷于造神、祀神来祈福禳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晋代以来一直流传的五羊传说被加以重构，将五仙骑羊来降作为广州建城之始的神显，通过五仙祝佑来祛除饥荒之患。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强调五仙五羊传说灵异，不再侧重其作为建国符瑞或官吏施政廉平的祥瑞这样一种政治功能，也非侧重于五仙“燮理阴阳”的宗教职能，而转为强调五仙济世惠民的世俗功能。正如耿继茂所撰《重修五仙观碑记》所云：“牒登仙录，功行最普，无如世界皆饱稔无馁馑，如广城之五仙。……长生之诀，讵必饭青精，飨瑶浆哉？独其愿力闳深，祝无饥荒。此好生一念，□□靡竟，固长生之诀矣乎。”(11)此处耿继茂特别点出五仙“好生之意”即真正“长生之诀”，反复申论五仙的世俗化与其追求的宗教精神若合一辙。
    因五仙的丰年之祝，五仙一变而为五谷神，乃明清五仙五羊传说的又一传衍。此点亦可视为仙羊传说世俗化的逻辑发展，相关史料具见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6《神语·五谷神》所载：
    晋吴修为广州剌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负五谷而来。止州厅上。其后州厅梁上图画以为瑞。号广州曰五仙城。城中坡山，今有五仙观。春秋粤人祈谷，以此方谷为五仙所遗。一仙遗一谷，谷有五。故为五仙。而五仙当日复有丰年之祝。故皆称为五谷之神。州厅之绘以重谷也。城名曰五仙，亦重谷也。(12)
    此条“五谷神”的记载涵盖了晋唐以来五羊传说的数重内涵，包括五仙骑羊来降乃吴修(此处应为滕修)至州的祥瑞、广州城名来源、五仙遗谷、五仙丰年之祝等。尤为重要者，屈大均糅合诸说，从五仙遗谷及丰年之祝引申而为粤人祈谷及广州五谷神之渊薮，并以州厅所绘五羊祥瑞、广州城名五仙来强调其“重谷”之内涵。
    祈谷即祈求谷物丰熟的祭礼。中国古代属于传统的农耕社会，农业收成丰歉直接关系民众生存、国运兴衰。是以，祈谷礼一直都是国家大祀之一。自先秦至明清，祈谷礼续有举行，在历代礼典中亦不时对祈谷礼的祭祀对象、时间、空间以及仪式加以规定或调整。(13)除此之外，农人百姓渴望丰年的心理祈盼，经过衍化嬗变而为祈谷习俗。民间层面的祈谷习俗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祀典的影响，但在不同时代、区域呈现出形态各异的仪式，其历史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国家祭祀层面的祈谷礼。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祈谷还出现逐渐与社祭相融合的趋势，形成春秋祭社祈谷的习俗，并延续至明清。自汉至唐，历代都有社祭，汉代以前只有春社而无秋社，汉以后始有春秋二社，通常是以立春和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和秋社。(14)社日兼有祭神和乡邻会聚宴饮的性质。民间社祭之春社往往是为了祈谷保丰收，秋社则是酬神庆丰收。由于地域差异，到明清时期，社日在多地变为二月二(即土地诞日)，人们于此日祈谷祀神。
    仅就明清时期广东一地而言，就曾出现不同的祈谷习俗。如广州府花县在立春后五戊定为春社，祀后土祈谷。(15)阳山于立春后，诹吉祀先农、土神，以祈嘉谷，谓之“起春”。海丰二月春社，乡民入庙祈谷，醵钱买宴。龙山乡二月上戊祭社祈谷，凭筹领胙，曰分社肉。鹤山二月上戊，烹豚酾酒，祭社祈谷，卜签以课晴问雨，聚饮而归，各携遗肉。东安二月二土神诞，各处庆祝，兼祈五谷，烧花爆，饮社酒。西宁春祈秋报，皆有祭赛，或优人演院本，或乐户办杂剧，专祀龙神。开建二月社日，祀谷神，各乡宰牲饮福，每人取社粥福胙以归，盖取陈品宰肉之意义也。归善二月春社祈谷，城中醵钱市酒肴祀神，乡落椎牛酾酒群饮。(16)此外，博罗、三水、顺德、高明、开平、新宁、恩平、雷州(海康)、遂溪、怀集皆是春社祈谷，具体习俗与归善春社祈谷颇为近似。香山村落则多祀禾谷夫人。(17)以此观之，《广东新语·五谷神》所记载的“粤人祈谷”当属广州民间习俗，所祈谷神也是广州五羊传说的五仙，具有鲜明的广州地方特色。屈大均所赋五羊石诗中对广州人祈谷习俗亦有所描述：“丰年再三祝，倏灭余景光。越人念粒我，春秋修蒸尝。报赛若先农，水旱仍遑遑。”(18)杭世骏《游五仙观望怀圣寺光墖》有句云：“翻翻五仙人，揑塑俨且赫。手持双岐穗，脚踏已化石。祈年兆屡登，报赛衍自昔。”(19)诗中所云当时广人在五仙观中祈年有验，故农事完毕后举行酬谢五仙的祭祀，据诗中所言，这种做法相沿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