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边境地方管理机构主要由作为地方行政系统的道、州、县等；作为军事与边防系统的道与军、镇、戍、关等；作为边境镇抚系统的都护等；以及其他有关的使职和中央派出机构等四个系统所组成。缘边的地方外交管理就是由这四个系统分别负责、协同进行的。其中以缘边地方政府的外交管理权能最为突出，唐朝中央政府赋予其广泛的、重要的对外权力，诸如外交使节之迎送、对外交涉之办理以及各种涉外事务之管理等，从而使其成为唐政府的外交门户，为唐代外交管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唐会要》卷68《刺史上》载，唐太宗曾说：“前代帝王，称共治者，惟良二千石耳。虽文武百僚，各有所司，然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也。”内政固如此，外交亦然。但是关于唐代缘边地方政府的外交管理权能，尚未引起学术界之注意，迄未有专文论及者，故不揣浅陋，试略述之。其中关于外交使节之迎送、对外交涉之办理等问题我已另有专文，兹不赘。本文仅就其涉外行政与涉外事务管理方面的问题作一概述。
    唐代前期州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其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到了后期，它退为次一级单位，地位有所下降。其在涉外行政事务方面的权能也在前后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唐代的州不仅根据其所辖户口多寡而分为上、中、下三等，而且根据其不同的地理位置和作用分为辅、雄、望、边等类型。 据《唐会要》卷24 《诸侯入朝》所载开元十八年（730年）诏敕， 当时确定全国有五十九个“边州”（注：《全唐文》卷556。）。“边州”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唐朝辖境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这些“边州”处于唐朝四境，是重要的对外交往孔道，负有重要的外交管理职责，在外交上具有重要作用。当时所划分的“边州”均为陆路交通出入所经之州，并没有把沿海的州作为“边州”。事实上随着与海外各国外交关系的发展，沿海各州也成为唐朝对外关系的重要孔道，起着与陆上“边州”同样重要的外交作用，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边州”。
    唐朝后期“道”已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凌驾于州县之上。州则降为二级机构，成为道之下的“支州”、“支郡”。这种“道”又被称为方镇或藩镇。“道”的长官为节度使、观察使。当时是按照道来划分唐与“四夷”的交往关系的，据《唐六典》卷3 《尚书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载开元时各道的分工是：关内道，“远夷则控北蕃、突厥之朝贡焉。”河南道，“远夷则控海东新罗、日本之朝贡焉。”河北道，“远夷则控契丹、奚、靺鞨、室韦之贡献焉。”陇右道，“远夷则控西域胡、戎之贡献焉。”江南道，“远夷则控五溪之蛮”。剑南道，“远夷则控西洱河群蛮之贡献焉”。岭南道，“远夷则控百越及林邑、扶南之贡献焉。”这些“远夷”包括外国和周边一些少数民族。由于这里所记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情况，所以有一些缺漏， 如剑南道之对于吐蕃、南诏，江南道之对于日本等，都未记载。上述诸道之分工，实际上也反映了唐代对“四夷”的交通状况，据《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贞元宰相贾耽所记边州“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这七条交通要道，基本上为上述诸道与“四夷”联系之主要干线。由此可见唐代的缘边道、州在对外关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唐代缘边道州县政府承担着大量的、重要的涉外行政与涉外事务的管理权能，兹分述于下。
    一馆驿管理
    在唐代，外交使节或外商入境之后，沿途之食宿交通有馆驿为之解决。据《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驾部郎中”条， 唐朝在中央有驾部郎中掌管“天下之传、驿”，唐后期又有馆驿使专司其事。在地方，则由各地方政府具体负责这方面的管理，以及时接待来使或外商。柳宗元《馆驿使壁记》谓：“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必出于邦畿之内…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旁午而至。传吏奉符而阅其数，县吏执牍而书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之礼，无旷于日。”（注：《全唐文》卷580。）这里的“传吏”是驿站的工作人员，“县吏”即地方政府的有关人员，由地方政府派员查验来往华人及蕃客之行李。会昌元年（841年）陈夷行上疏曰：“奉中书门下牒状， 准今年正月二十八日宣，应馆驿近日因循，多致败阙，邮递马畜每事阙供，蕃客往来，皆有论奏。”当时馆驿之凋蔽甚至已招致蕃客的申诉，于是宰相们提出对策：“臣今商量，请准敕先牒诸州府，勘鞍马什物作人工价粮课，并每年缘馆驿占留钱数，诸色破用，及使料粟麦，递马草料，待诸州府报到，续具闻奏。”（注：《全唐文》卷745， 陈夷行《条覆馆驿事宜疏》。）责成地方政府全面负责馆驿修理，上报修理经费预算、物资消耗等。 可见地方政府要全面负责馆驿的管理。 《唐六典》卷30在记述“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时，特别指出“若…传驿…虽有专官，皆县令兼综焉。”说明虽有专官负责此事，但地方政府首长仍须总理馆驿之事。从馆驿的两项主要开支是“使料”和“马料”来看，反映了馆驿的两个主要职能，即供给使者饮食和交通工具。所谓“使者”，除了各种因公出差官员和其他人员之外，还包括外交使节。
    唐代的馆驿遍布全国各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交通网络。《通典》卷33《职官典十五·州郡下》“乡官”条谓：“三十里置一驿”，而“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地方政府均设置馆驿，《新唐书》卷148 《史孝章传》附《史宪忠传》载，唐后期史宪忠为陇州刺史时，“增亭障，徙客馆于外，戎谍无所伺。”可见地方政府设有客馆以接待“戎”人。何以将客馆迁出州城外呢？因客馆为招待使节或胡商之所，他们之中往往杂有间谍，迁出城外可减少他们刺探情报的机会，并可加强监视与管理。在交通要道地区则设馆尤多。
    唐代道、州、县各级地方政府均有馆驿之设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载，开成三年（838年）七月，日本藤原常嗣所率遣唐使团，在赴扬州途经海陵县时，住宿于宜陵馆，“此是侍供往还官客之人处。”这是县的客馆。第二年二月，使团在入京完成使命后，被指定从楚州乘船返国。留驻扬州之使团其他人员，也前往楚州会集，廿四日“申后，到楚州城。判官、录事等下船入驿馆拜见大使，请益、留学生等暮际入馆，相见大使、判官等…话语之后，入开元寺，住于厨库西亭。”可知藤原常嗣等使团人员住宿于楚州之驿馆。这是州的驿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大使等外交官员住在驿馆，而请益僧等人则住在寺中。《日本后纪》卷12《皇统弥照天皇》延历廿四年六月条载，藤原葛野麻吕所率日本遣唐使团在完成使命后， 被指定从明州乘船返国， 他们于永贞元年（805年）“三月廿九日，到越州永宁驿。越州，即观察府也； 监使王国文于驿馆唤臣等，附敕书函，便还上都。”这是道的驿馆。日本使团住于驿馆，朝廷所派监使护送至此，将“敕书函”于驿馆交付使团后即告别返京。可见县、州、道各级政府均有馆驿以接待外交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