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惠能在故乡闻《金刚经》而得悟，唐宋典籍也有不同的记载。《坛经》和《神会语录》都强调惠能闻《金刚经》而得悟，持《金刚经》成佛。敦煌本《坛经》载有现存最早的（约成书于780年）有关惠能生平事迹的记载，其中记惠能：
    于市卖柴，忽有一客买柴，遂令惠能送至于官店，客将柴去，惠能得钱，却向门前，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惠能一闻，心明便悟，乃问客曰：“从何处来持此经典？”客答曰：“我于蕲州黄梅县东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见今在彼，门人有千余众。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真了成佛。”惠能闻说，宿业有缘，便即辞亲。
    《祖堂集》记此诵《金刚经》的“客”者为安道诚。唐初蕲州的冯墓山继承了达摩禅的正统，是唐初五十多年的禅学中心。而安道诚于冯墓山参礼五祖弘忍又于惠能故乡读《金刚经》以求见性成佛的经历，证明唐初新州同中原内地佛教已有密切联系，且东山法门的影响其实已达溪洞深远的岭南新州。日本松文三郎氏认为，《金刚经》对初期禅宗影响很大，六祖惠能由引而得悟并形成后来的《坛经》（注：松本文三郎：《金刚经和六祖坛经的研究》，贝叶书院1913年版。）。
    惠能圆寂六十多年后，代表惠能法嗣中岭南土著一系、成书差不多与敦煌本《坛经》同时（约作于公元781年）的《曹溪大师别传》记载惠能离开新州外出求法年已三十。杨曾文先生考证认为惠能离开新州时已33岁（注：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曹溪大师别传》记载惠能从故乡游行至韶州曹溪后不久，即为无尽藏尼解释《涅槃经》义。尤其是惠能首次明确提出了“佛性之理，非关文字能解”。显示出惠能已经形成了对佛性等问题的见解，并实际上已关系到南宗禅的根本精神。惠能因此在岭南佛教重镇韶州一带受到当地僧俗的敬重，随即在著名的宝林寺修习佛法整整三年，后又在韶州乐昌县远禅师和五祖弘忍法嗣惠纪禅师处学习禅法（注：自东晋以来，粤北的韶州既是商贸中心，又是与中国禅宗思想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南朝《大乘起信论》的最早传译地，同时还是多种佛教宗派和思想汇集的重镇。关于此问题可参见陈寅恪：《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王承文：《唐代岭南波斯人与波斯文化》，《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Henrik H.Sorensen,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Chan master Yun-Men Wen-Yen.Acta Orientalia,Vol.49,1988,Copenhagen.）。惠能至五祖弘忍处，即以“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而鸣世（注：《曹溪大师别传》中关于惠能在韶州的记载为《宋高僧传》、《传法正宗记》、《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重要禅宗文献所沿引。元至元二十八年（1219），僧宗宝根据当时流行的三个《坛经》版本改编而成至元本《坛经》，其机缘品却将惠能为无尽藏尼释《涅槃经》义系于惠能从弘忍处得法回到曹溪后（见《大正藏》卷51）。不过，宗宝的这种做法遭到了明清之际禅宗学者王起隆的严厉批判。（见〔明〕王起隆：《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载《普慧大藏经》四种《坛经》合刊本））。在弘忍处踏碓八个月，弘忍以惠能作传法偈而授法衣。陈寅恪先生《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称其“袭用前人之旧文，合为一偈。而作者艺术未精，空疏不学，遂令传心语，成为半通之文”（注：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而近年饶宗颐先生对六祖所作偈语重加研究，认为此偈实已深契“本无”之真谛（注：见饶宗颐：《谈六祖出生地（新州）及其传法偈》，《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 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从《曹溪大师别传》可知，惠能在离开故乡新州外出求法前必定已有佛教经历。关于惠能早年与《金刚经》或《涅槃经》的关系，惠能的后嗣们由于争法统的需要以及对般若与涅槃思想重视的程度不一样，因而在各自的记载中表现出对两者强调的不同。其实融摄《金刚经》般若实相义与《涅槃经》的涅槃佛性论为一体也正是惠能禅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注：参见洪修平：《中国禅宗思想史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从《坛经》来看，惠能对《金刚经》、《维摩经》、《楞伽经》、《观无量寿经》、《法华经》、《涅槃经》、《梵网经》等佛教经典都相当明瞭和熟习，而且其门徒知名者几乎都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因此有关惠能目不识丁的记载很值得怀疑。北宋初，作为岭南藤州（今广西藤县）人的著名禅师契嵩编修的《传法正宗记》卷六有云：
    初大鉴示为负薪之役，混一凡辈，自谓不识文字。及其以道稍显，虽三藏教文，俗闻书传，引于言论，一一若素练习。发演圣道，解释经义，其无碍大辩，灏若江海，人不能得其涯矣。昔唐相始兴公张九龄方为童，其家人携拜大鉴，大鉴抚其顶曰：“此奇童也，必为国器。”其先知远见皆若兹类，孰谓其不识世俗文字乎？识者曰：“此非不识文字也，示不识尔。”正以其道非世俗文字语言之所及，盖有所表也。然正法东传，自大鉴益广，承之者皆卓荦大士，散布四海。其道德利人，人至于今赖之。详此岂真樵者而初学道乎？是乃圣人降迹，示出于微者也。其等觉乎？妙觉耶？不可得而必知。（注：《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1。）
    惠能与张九龄同是古代岭南地域文化发展中光彩夺目的巨擘。这是二位曾有过交往的唯一记载。根据这份珍贵的材料，我认为唐宋禅宗典籍所着力渲染的惠能“一生以来，不识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为了突出南宗禅“识心见性”以及“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特征。同时也是为了强化惠能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典型性，使南宗理直气壮地以卑贱的愚民形象站立起来，同出身高贵、以儒学传家的同行们公然对立。因而其意义就大大超出了禅宗本身的范围（注：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