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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经验的历史学家。我自己研究的起点总是一开始鉴别一大堆迄今还没有发掘的或发掘不够的材料，然后从中找出新的经验信息。我转向学术理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与理论的联系和对话来构造我自己的一些基于经验发现的概念。从认识方法上讲，我有意识地努力从经验研究出发到理论，然后再返回到经验发现，而不是从相反的路径着手。我并没有把我自己看作是理论家，我也没有资格以理论的方式来谈理论。我在这儿所能写的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我所汲取的教训，以及我依然面临的一些问题和疑难。 我自己的经验是理论读起来和用起来可以使人兴奋，但它也能使人堕落。它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地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其简单化。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连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给我们加上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题。它既可以使我们与中国研究圈子之外的同行进行对话，也可以使我们接受一些不易察觉但力量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既可以使我们进行广泛的比较，也可以使我们的眼见局限于狭隘的西方中心的或中国中心的观点。对理论的运用将像一次艰难的旅行，其中既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和报赏，也同样布满了陷阱和危险。 让我先来讲一讲我能从自己的经历中回忆起的理论运用中最诱人的陷阱。为了表述的方便，我将它们分为四个主要的陷阱：不加批判地运用，意识形态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主义（包括中国中心主义）。 一、不加批判地运用我自己在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完全是强调经验研究的训练：即强调在选定的题目中寻找新的信息，阅读文本和文件，使用文献检索手段，细致的脚注等等。在这样的训练中是不接触理论的。我相信这不是华盛顿大学在教学安排中有意设计的产物，毋宁说，这是我的在校导师们的史学风格所带来的后果。 我依然能回忆起我“在田野中”（为准备毕业论文而在日本和台湾作研究）首次与那些来自其他学院的研究生们（尤其是那些系统地接触到理论文献的社会科学的研究生）的接触。他们对我的评价类似于“聪明有余，而训练不足”这样的说法，而我出于自卫，则称他们为“脱离实际的空谈者”（facile lightweights）。此后的一些年我仍然还在抵制理论，自认为我所受到的训练是正确的并加以捍卫。 在完成第一本关于梁启超的著作（Huang，1972）之后的一些年中，我最终开始阅读理论，这时我发现理论使我兴奋起来，与我所读到的经验史学的学术著作以及60年代我们中国学领域学术概念极其贫乏的状况像对照，社会科学理论看起来是繁纷复杂的、丰富多样的、变化多端的和强大有力的。它完全不同于那时我们中国学这个狭窄领域中的专著。 一旦接触到了理论，我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几乎所有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已经旅游了风景胜地，而其他人只能听说而已，我迫切地想讲述甚至炫耀我新发现的那些“理论洞见”。想显示我是如何变得在理论上“具备了洞见”这种诱惑是极其巨大的。正是这种诱惑促使我把一些已经成型的模式运用到我的研究中。 我尤其记得这样一些概念很有吸引力：“无产化”、“阶级联合”、“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和“道德经济”。将这些概念全盘运用到我的研究中的诱惑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些概念确实有助于理解我所收集的关于中国乡村的大部分材料。读过我写的关于中国华北这部著作（Huang，1985）的人们，很容易发现上述每一个概念对我产生的影响。 事后来看，如果说我在使用那些概念时还保留一些批判性辨识的话，那应当归功于我所使用的材料的丰富性。满铁调查的巨大力量在于这些材料中丰富的细节。[1]无论摩尔、蒂利和斯科特这样的人已经就这些问题作出了多么灵活和富有创造性的重新解释，但是要将其中所有的信息都强迫塞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质主义”理论的简洁模型中，这确实很困难。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形式主义的证券组合管理（portfolio management）（涉及到多种经营与长期和短期投资）概念来有效地理解小农农场，而不仅仅是使用家庭作为生产-消费单位的蔡亚诺夫模式或被剥削的小农这幅马克思主义的图景。我在结束时写了小农的“三幅面孔”。事实在于满铁材料捕获了大量的乡村生活的真实片断，而且乡村生活极其复杂而多维，以至于无法轻易地完全符合一个现成的模式。最后，我关于华北小农经济的书采取了一个折衷的路径，汲取了许多理论传统中只要有助于理解材料证据的那些看似零碎的东西。 二、意识形态的运用除了学理上的诱惑，理论还具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在反越战运动如火如荼的日子里，我们中许多人开始对美国社会的前提假定，推而广之，对我们中国学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尤其是“现代化”范式和“西方冲击”范式，进行了前提性质疑。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们吸引到另一套理论概念上来，大多数人尤其被吸引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上来，吸引到社会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这些相反的范式上来。 但是，我们中几乎没有人“庸俗”到全盘采用了被赤裸裸地官方化了的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反，我们被吸引到一些学术思想繁纷复杂的理论家这边来，诸如蒂利和Jeffrey Paige，他们更加灵活、精致地使用阶级理论，他们教导我们把阶级看作是过程而不是固定数量，把阶级行动看作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联合”，并把阶级关系看作是各种生产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种种组合。，我们把国家机器进一步看作是一个半独立自存的机构，而不是把国家仅仅看作是“统治阶级”的机构，它既不是归于任何单一的阶级，也不仅是几个阶级的联合。（这种观点远远早于斯考克波尔的著作（1979）中表达的观点，它隐含在蒂利著作中）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造性的重新解释和重新提炼，极大地增加了它在知识上吸引力。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进步的”“实质主义的”理论家们的贡献。他们发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小农经济的另一套逻辑，发现了不同于城市社会和市场伦理的村庄社区和道德的另一套逻辑。其中，有蔡亚诺夫（1986[1925]）关于小农家庭农场的洞见，有斯科特（1976）关于社区与经济的道德维度的洞见，还有汤普逊（1966）关于阶级和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及其非物质维度的洞见。这些洞见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概念选择。 事后来看，可能公平的说，诸如蒂利这些人对我们中国学的领域的影响（始于密西根大学的整整一代研究生）首先就体现在他同时既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使用实质主义的理论。他对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是相当有力的，因为这些批评扎根于两个而不是单一个不同的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实质主义的观点在蒂利（1975a，1975b，1979）著作中的这种结合肯定增加了它对我们的吸引力。 但是，如果我仅仅指出这些观点在知识上的吸引力，而对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避而不谈的话，那么我就是不诚实的。无论在情感层面上还是在知识层面上，我们都对美国在越南明显的滥用武力感到惊恐不安；（十分美国式地）我们认同于抵抗战士，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为一个民族的解放而战。几乎是以此类推，我们开始质疑用于中国研究中的那些似乎不证自明的现代化理论的前提假定。我们开始相信，中国革命也是一个受害者反抗国内外压迫的斗争。我们之所以被马克思主义-实质主义的学术理论家所吸引，部分是由于知识的原因，部分就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