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是教学的基础。为了适应党史教学的需要，适应党史宣传及广大读者的需要，必须不断深化党史研究。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研究党史
    1.进一步冲破传统思维和主观好恶偏见的束缚，继续解放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就是因为解放了思想。现在要深化党史研究，也首先要解放思想。要解放思想，就要进一步冲破传统思维和主观好恶偏见的束缚。梁启超在谈到好的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史才、史学、史识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史识时曾说：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除了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考察清楚，还应当“不要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得到敏妙的观察，才能完成卓越的史识”[1]。
    所谓“因袭传统的思想”即传统思维，对于党史研究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指导思想特别是“左”的指导思想；二是传统的结论和说法；三是传统的思维方法、思维方式。传统思维本身具有二重性，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不正确的方面；既教给人们一种观点和方法，又往往成为一种惰力甚至阻力，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束缚甚至阻碍着人们的创造和前进。所谓冲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就是指不要受传统思维的限制，特别是那些不正确思维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思想。
    所谓“自己的成见”，即主观的好恶和偏见，不符合理性、实际的感情和看法。每个人的经历、遭遇不同，所处的环境、接触的人和材料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往往使人看问题时带有个人的感情，形成一些个人的偏见。存在个人好恶和偏见，就很难正确地进行党史研究，因此必须努力加以排除。
    解放思想已经讲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要继续强调呢？这是因为研究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强调解放思想，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大量被歪曲的历史事实，被搞乱的党史，需要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在强调解放思想，主要是根据实践发展提出的许多新问题，研究中发现的许多新资料、得出的许多新认识，进一步冲破传统思维和个人好恶偏见的束缚，使党史研究更加实事求是，更加深入。也就是说，每个历史时期解放思想面临的任务、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不同的。研究工作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就没有止境，要伴随党史研究的全过程。
    2.从时代发展的认识高度不断地推陈出新。
    我们今天研究党史，应该根据现在全党达到的认识水平，站在时代发展的认识高度，来努力加深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经过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冲破了过去的许多框框，实行了许多原来不允许实行的东西，如原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等等。全党的认识水平无疑比过去高多了。现在研究党史，就应该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站在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党史上的许多问题。
    这样做是不是违背党的历史决议呢？我以为不能这样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总结和评价，是进行党史研究的重要指导。但是，当时还没有提出、更没有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还刚刚起步，还没有实行市场经济，对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也不能不加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决议，就不能不受到很多限制。著名史学家黎澍当时就曾说：历史决议也是历史，也可以进行研究。胡乔木很赞成这句话，认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不能到此止步，应该不断前进和深化。正如胡乔木所说，历史决议并不是认识的顶点和终点，我们的认识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深化。不能因为有些话决议上没有说过，就认为是违背了历史决议。如果这样，党史研究就只能停留在1981年的水平，而不能再有所前进。
    当然，站在今天全党认识的高度去研究党史，并不是说要以今天的标准去评判过去的是非，完全否定过去，在分析时还应采取历史的态度。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就既站在了今天的认识的高度，又坚持了历史的态度，分析问题时没有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胡乔木对这种态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全党的同志都应该学习这种历史的态度，研究党史国史的同志尤其应该学习这种历史的态度”[2]。
    为了使我们的思想达到今天全党认识的高度，就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关心现实的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史研究应该以它为指导。关心现实的发展，是使自己的思想随着时代前进的重要途径。胡绳曾明确指出：“关心现实问题，关心现实的政治、经济，关心党和国家向前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对于一个党史工作者是必要的。”[3]我们不能只埋头于党史资料中，应该关心现实，注意了解现实情况，使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3.独立思考，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主体认识作用。
    从研究工作来说，研究对象即党的历史属于客体，研究者本人属于主体。因为一切研究工作都是通过研究者进行的，所以在研究党史时，除了要根据全党认识的水平，站在时代发展的认识高度，还要努力发挥研究者本人的主体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导师和党的领导人历来所倡导的，他们本身就是独立思考的典范。可以说，没有独立思考，就没有科学研究。凡是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都是独立思考的结果。要独立思考，就要在读书和研究时大胆地多问几个为什么。因为研究党史依据的主要是各种文字材料，而文字材料同实际情况往往存在着距离，下级的报告、数字未必真实、准确，上级的决议、指示未必得到了认真地贯彻执行，已有的许多论述未必全面、客观。就是一个人，口头说的、实际做的、心里想的，也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应该有自己的分析，多想一想各种材料中的记载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合乎情理，是不是有道理，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4.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过去被歪曲、篡改了的历史事实被改正了过来，党史在实事求是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但是，党史研究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有些事情明明知道是事实也不敢如实地写。要深化党史研究，就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进行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出历史的真象。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所说：研究历史要“以求真的态度，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研究它”，“如果经过反复的研究，事实的确是这样，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权威的结论，传统的说法，错了的统统可以推翻，然后用新的结论去代替它”[4]。可以说，只要能做到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就能深化，写出来的东西就有新意。
    当然，解放思想，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研究，还有如何处理好同党的宣传纪律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还是那句老话：“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很多问题非常敏感，不能不考虑到现实政治的需要，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什么动摇，一些问题一时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当然，不能因为有这些问题一时不能说，就去说假话，甚至为了所谓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去歪曲历史事实，这在过去已有深刻的教训；也不能因为有这些事一时不能说就不去研究，否则到允许说、需要说的时候就拿不出成果，同样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
    5.充分掌握资料，用历史事实说话。
    历史研究与哲学、文学等研究不同，不是靠思辩、形象说话，而是靠事实说话。要用事实说话，就必须全面地搜集材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40年代就提出：“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5]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党史，就要充分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凡是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都是在充分掌握、深入研究史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
    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谈到学术新潮流时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之，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6]这就是说，要想参与每个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潮流，必须掌握每个时代提供的新材料，研究每个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否则，就不能“入流”。
    要掌握丰富的史料特别是新材料，就要狠下功夫，下苦功夫，广泛地加以搜集。在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以前，最好不要动笔，写了也最好不要马上拿出去。一篇文章如果没有几条别人从未引用过的、鲜为人知的史料，一本书如果没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它的价值就会大受影响，份量就会大大减轻。为了写好一篇文章、一本书，有的作者穷数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毕生的精力，通过一切渠道，想尽一切办法，广泛地搜集史料，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这种精神。
    二、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大胆借鉴和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1.党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对于党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现在有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不那么感兴趣了，甚至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无数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史学研究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对于这一点，连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也不否认。英国著名的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即说：“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虽然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7]
    但是，过去我们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史研究方面，确实存在公式化、教条化、片面性的毛病，有许多重要的基本原理被遗忘了。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张静如写了《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学、社会现代化与党史学、社会进化和变革与党史学、社会意识与党史学、个人和群众与党史学等5个方面，谈了唯物史观与党史学的关系，以期把唯物史观更好地贯彻到党史学领域中，深化党史研究。除了书中谈到的5个方面，下边我再提出几个以往在研究中贯彻不够的问题：
    （1）关于历史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恩格斯也曾说：“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9]这就是说，历史的主体是人，是活生生的、追求各自目的的人。可是以往我们出版的许多党史讲义、著作，通篇是政治、经济、军事、会议、文件等，唯独很少写人，写到的时候也多是群体的人，而不是个体的人；是共性的人，而不是有个性特点的人；是上层的人，而不是作出各种贡献的一般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国的传统史学就不一样，如纪传体中专门有人物列传，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中也写了许多活生生的人。党史著作应该继承传统史学的这个优点，写好、写活各种人物。
    （2）历史是怎样创造的？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即“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而“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0]。这就是有名的历史发展合力论。从中外各国的历史来看，虽然某些伟大人物和阶级斗争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最后的结果仍然体现了合力的作用。用这一理论解释历史的前进与后退、徘徊与曲折等种种复杂现象，比仅从某个人或某个方面来加以解释似乎更为合理些，特别在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在党史研究中也应该贯彻这一原理，注意和分析各种因素。
    （3）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这是历史哲学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即历史发展是有必然性的，有规律可寻的，但这种必然性是通过种种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这些偶然性也同样发挥着这样那样的作用。正如马克恩所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11]，就会陷于宿命论。哲学是专门研究必然性的，历史则主要研究各种偶然性，然后通过种种偶然性，探寻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不能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都看成是必然的，也不能看成是纯粹偶然的，每个事件的出现都有其原因。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从党的历史发展来说并不是必然的，从“左”倾错误的极度发展来说又是必然的。我们研究党史，就是要找出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联系，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避免不利的、有害的偶然性的发生，使我们的行动更加符合于客观的规律。
    （4）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年前，我国曾为此开展一场大讨论，形成了党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但是，我们在对一些问题的评价上，并没有完全坚持这一观点，依据的是本本甚至某些定义、概念而不是实践。事实上，用实践来检验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党的领导人早就多次讲过，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常识。早在1957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就说：“我总是对国外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说明。”经过“大跃进”的曲折以后，他又多次讲过这一观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这也是研究党史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应该用它来检验党史上发生的一切事情，评价党史上的一切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