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关于邓小平提出的三条标准与党史研究。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这不仅是判断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标准，而且是判断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历史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及历史事件，都应该以这三条标准加以衡量，符合的就加以肯定，不符合的就加以否定。即使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其中有的标准也可以作为参考。这样，自然就会使党史研究深入一步。
    为了能更好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史研究，就必须注重学习理论，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像胡绳、龚育之、金冲及等党史专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理论思维。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我们往往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他们却能讲出一番大道理，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有的同志往往只注重档案资料，以为谁掌握了更多的档案资料谁就是权威。其实真正的高手，是在掌握资料相同的情况下，能看出别人看不出的问题，讲出别人讲不出的道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依靠理论思维。只有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能力，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抓住问题的关键，写出思想，给人以历史的智慧，深刻的启发。
    2.大胆借鉴和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要深化党史研究，应该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作指导的同时，大胆借鉴和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过去，我们应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而国外采用的方法则比较多，借鉴国外的史学研究新方法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下边仅介绍一些党史研究易于采用、又较为成功的研究方法：
    （1）比较史学方法（又称历史比较方法）：包括对各种历史现象从时间先后上进行纵向比较，或从空间上对同一阶段的历史现象进行横向比较。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清各种历史现象的特征和异同，使认识更加深刻。这是一种古老又很有前途的研究方法，可以广泛地加以运用，如对党史不同时期的某一方面，同一时期的不同部分，不同的党派、人物及事件等，都可以加以比较。
    （2）计量史学方法：即把数学计算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对历史事实进行数学计算和分析的方法。它可以使历史研究摆脱单纯的定性分析的局限，使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互相补充和结合，使历史结论更加精确化。这种方法在研究经济、人口等问题时采用得较多，在分析党的队伍、领导机构的组成及其变化，计算各方面的成果等问题时，也都可以加以运用。现在有许多问题亟待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如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三年困难时期及“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各种文物、图书、财产的损失等等。
    （3）口述史学方法：即搜集口碑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方法。根据这种方法整理出来的书，与我国现在流行的完全由别人执笔、以某人名义发表的回忆录不同，更多地保留了个人的特点和历史真实感。像唐德刚记录整理的《李宗仁回忆录》，就是这样的著作。不久前张学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几十小时、定于2002年公开的西安事变亲历记，无疑也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摆在我国党史学界面前的任务，是通过录音、录像等形式，尽快地将许多年事已高的老干部和各界重要人物的口述史料挽救下来，否则将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4）即时史学方法：即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所进行的历史研究，美国称为瞬时史学。它不同于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的地方是：力图从历史角度即昨天与今天的联系上来进行分析，并且预测它将“立即”造成的影响和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即既顾及眼前，又考虑历史和未来，从而在作出结论和进行解释时更具有深刻性，并为以后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我们对于新时期党史的研究，也应该采用这一方法，对历史的发展进行追踪研究，并及时地写出有关的论著。
    （5）社会史学方法：即将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它注重社会结构、社会状况、社会生活、下层群众等方面，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纠正历史研究准确性不足的工具和技术，深化了对历史的研究。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旧中国的社会状况，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的社会变迁，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深刻变动，某项方针政策的社会效果等等，以此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6）心理史学方法（又称心态史学方法）：即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和解释历史现象的方法。最早引起西方史学家兴趣的是个性心理学，后来他们纷纷转向群体心理、社会心理的研究，并对历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各个时期的社会心理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如解释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不能仅仅分析某个人的作用，还应该分析当时大多数人的社会心理。只有这样，才能深刻揭示这些历史运动发生的原因。过去，我国不提倡研究领袖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点，事实上各种著作仍然或多或少地谈到了领袖人物的心理活动。适当运用一些心理分析方法，可以使论述和分析更加深刻。
    （7）文化史学方法：即将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从文化学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历史现象的方法。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国家，很多历史现象的发生，如果不从文化传统、文化心理上去进行解释，就很难说得清楚，更难以揭示深层次的原因。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就必须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研究。对于历史人物，也应该从文化上加以研究。陈晋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从文化学的角度全面评述了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精采地展示了一代伟人的个性世界和人格境界，可以说是一本用文化学研究方法研究历史人物的成功之作。实践已经证明，从文化角度着眼，可以使研究提高一个层次，写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再那么枯燥，而是兴味盎然。
    （8）政治学研究方法：即将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从政治学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历史现象的方法。党史研究虽然主要研究的是政治史，但多是采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没有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现已有一些学者将二者结合起来，如翁有为提交中国现代史学会1993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政治发展观初探》，就从政治动员、政治参与、政治体系制度化的角度，论述了毛泽东的政治发展观，使人耳目一新。对于党史研究中政治方面的课题，如政治组织、政治思想、政治运动等方面的内容，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加以研究。
    （9）领导科学研究方法：即将领导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从领导科学的角度研究和分析党的领导、特别是决策历史的方法。胡乔木在访美时，曾专门作过《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的学术讲演，我们应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我们这样做，肯定会受到欢迎。
    （10）长时段研究方法：这类似于纵向的宏观研究，即不是研究短时间内发生的个别历史事件，而是研究一个长时期内存在的现象。这种方法重视势态、周期、结构等方面的内容，容易对历史作出宏观的把握和深层次的分析。在进行微观研究的同时，应该重视这方面的宏观研究，注意从长时段上对一些重要问题加以分析。
    当然，在采用这些新方法时，要根据研究内容加以选择，并且要先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研究透，熟练地加以运用，不能生搬硬套。
    三、开阔视野，拓宽领域，选准突破点，写出新水平
    1.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
    现在，党史研究虽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还有不少空白点、薄弱点、疑难点，需要进行探索。从党史研究的内容来看，它应该包括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史，但现在对这方面重视不够，今后应该重点加以研究。从党史的各个历史时期来看，对于新时期党史的研究也很不够，体系、框架都没有形成，应该将党史研究的重点逐步向这个时期转移，重点加以研究。对这个新领域的着重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除了以上问题，党史研究还应分层次进行。在许多层次上，还大有研究、挖掘的余地。例如可以将中共党史分为中央史和地方史。地方党史研究是全国党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各地的同志应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在这方面作出贡献。
    2.注意选取新角度，力争写出新意。
    党史上的大部分问题，以前大都被人研究过，对这类问题再加以研究，就要有新的角度。
    在这方面，外国学者的研究很有启发，他们选取的角度往往很新。例如对于抗日战争，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可是日本中国现代史学会原会长池田诚主编的《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求实出版社1989年翻译出版），却使人耳目一新。它不是一般地研究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事件等问题，而是着眼于广大民众在抗战中的作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在发动民众过程中的作用，看后很受启发。又如党的领导，对群众的发动，我们一般只是写党提出了什么思想，召开了什么会议，制定了什么方针政策，发出了什么号召，至于如何具体地进行领导，如何具体地发动群众，群众有什么态度和反映，就没有了，好像号召一发出，方针政策一制定，领导工作就完成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通篇都是“文山会海”。而日本学者就很重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构是怎么具体运作的，碰到什么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使人觉得内容很充实，读了之后了解了许多当时的具体情况。
    对于党史，过去多从党本身的角度进行研究。事实上，党的活动只是整个中国现代史内容的一部分，如果从现代中国的角度研究党史，把党史放到整个现代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样。在这方面，应该多吸取现代史研究的成果，使自己的眼界和研究范围更开阔一些。
    所谓选好角度，实际上就是要善于提出问题，出好题目。要出好题目，有两点是要注意的：一是要敢于啃硬骨头，选取那些最有发展前途、最有科学价值、最有可能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新领域、新课题；二是要努力开阔自己的眼界，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及时掌握各种信息。现在有的同志知识面比较狭窄，也比较陈旧和老化，应该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3.改进写作方法，提高写作水平。
    现在人们对党史著作不大愿看，除了对党史、对政治的兴趣下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党史著作的写作水平不高，可读性太差。因此，在深化党史研究的同时，还必须努力改进写作方法，提高写作水平。在这方面，一是要注意改变单一的写作体例，做到体裁多式多样；二是处理好史论关系，除了专门论述、分析型的作品外，一般不要大篇大篇地发议论，以避免枯燥干巴；三要尽量采用形象生动的语言，甚至借用一些文学表现手法，作一些生动细致的描写。
    注释：
    [1]《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77页。
    [2]《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3]《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3页。
    [4]《对历史科学的几点认识》，见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74、378页。
    [5]《略论中国史研究》，重庆《学习生活》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1日出版。
    [6]《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7]（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3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