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观点概述
    古希腊人对神话和历史并不明确地界定。在他们看来，神话即“古史”。神话塑造了一个洪荒初辟的创世时代；一个神人同乐的“黄金时代”；一个神人分离但仍交往密切的“英雄时代”；一个介于神人之间的高贵正直的“英雄种族”。历史时期的希腊人以“英雄”为先祖，以其非凡的业绩为“古史”。传承“古史”--神话是诗人和史家的共同责任。为了使神话更像“古史”，古希腊人有意无意地将神话历史化、合理化、世俗化；尽量减少神话中超自然的神异成分；使“英雄”的世界更接近现实的人的世界。希腊英雄神话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很具体；系统的谱系编排和神话的编年意识更增强了神话作为“古史”的可信性和历史感。公元前3世纪， 希腊作家欧赫墨罗斯将神话中的神祗也看作真实的历史人物，认为神是古昔的君主、伟人，因其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而被后人缅怀，被神化为神。神话是乔装改扮的历史。欧氏的观点显然比神话和“古史”浑然不分的看法迈进了一大步。
    在中世纪，欧赫墨罗斯主义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影响，因为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正可利用这一学说证明古代异教诸神的虚妄性；而古典文化的爱好者们则希望从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中发现希腊古史的线索。神话或被看作伪装的历史，或被解释为道德哲理的隐喻，这一直是中世纪神话研究的主流。
    二近代古典史家对神话的态度
    从18世纪启蒙时代起，科学和理性精神逐渐主宰了古典史学的研究。冷静的史学家宁肯对古典神话的历史真实性持怀疑、批判和不可知论的态度。近代罗马史家B·G·尼布尔（1776-1831年）、G·L·刘易斯（1806-1863年）都对古罗马早期传说历史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并进行了批判和辨伪工作；T·蒙森（1817-1903 年）在编写古罗马史时干脆避开有争议的神话内容。（注：（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分册下卷，第209-210页；第4分册下卷，第671-672页。）对神话构建的希腊“古史”，英国著名的希腊史家G·格罗特（1794-1871 年）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拒绝把希腊神话当信史看待，认为“公元前776 年之前希腊的大量事件无论在历史和年代上都不能复原”，声称“在希腊传说的诗歌中列出年代的特定人物和事件，都不能认为属于真实历史的领域。”然而，格罗特并不否认神话反映史前希腊社会生活的价值。他说：“根据荷马的描写和提示，可以认为英雄时代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一般说来是能够认识的”；古史诗“作为生活方式的图景却是充满教益的”；史诗作者不能称为历史家，但“作为当代社会的不自觉的解说者具有极大的价值”。（注：乔治·格罗特：《希腊史》（G. Grote, History of Greece），伦敦，1854年版， 第2卷，第47页，79页；第1卷序言，第14页；第2卷，第78 页。）
    德国著名希腊史学家E·库斯特（1814-1896 年）对神话的态度与蒙森、格罗特形成对照。“蒙森写罗马史时抛弃神话；格罗特不承认希腊神话是历史证据；但库斯特却认为许多历史情况可以从传说中找到，这是因为，传说远非某一个人的捏造，而是整个民族的记忆。”（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4分册下卷，第682-683页。）
    格罗特的观点代表了19世纪中期史学界较正统和主流的看法，与当时的学术发展水平相适应。当时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刚刚起步；古爱琴文明的遗址尚未发掘；对原始社会组织、制度、风俗和文化的研究尚不成熟。比较语言学在复原古印欧语言和文化方面有所进展，但对史前希腊史的重建贡献甚微。史前希腊无历史文献可考，神话是其唯一的线索，史前时代仍是个神秘的“神话时代”。对于受过启蒙思想熏陶和科学训练的近代史学家，不加批判地接受神话构建的“古史”是理性所不容的；而分析批判的能力和手段又很有限；因而常常对传说的历史采取回避或简单否定的作法。神话和史前史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携手合作。历史家只有借鉴考古、语言、文化人类学、宗教和神话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对史前希腊的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作出比较准确的描述和分析；才有可能回答神话是否反映史实，多大程度上反映史实这类棘手问题。19世纪后半期，随着相关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希腊神话和史前研究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爱琴考古和语言学的突破
    考古和语言学的进展，使研究神话时代的历史成为可能。自上世纪70年代起，古爱琴文明的遗址陆续被发现，一个早已被遗忘的上古青铜文明被考古家们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一个由考古实物和未释读的古文字构成的陌生世界，一个“没有释文的画册”。史学家们必须面对这个新现实，同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合作，利用传统的神话材料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共同填补画册的“释文”。
    希腊史前考古的突破归功于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德国商人，业余考古家H·谢里曼（1822-1890年）。他自学成才，思想浪漫， 好古求敏，受正统史学观点束缚较少，对荷马史诗的历史基础深信不疑，达到迷信的程度。特洛伊战争传说在古希腊是被当作信史的，但到了近代，不仅传说的真实性受到质疑，特洛伊古遗址的确切地点也被淡忘。谢里曼依靠英国学者F·卡尔沃特（1828-1908年， 曾任英国和美国驻达达尼尔海峡的外交领事）的具体帮助和先期研究成果，判定特洛伊遗址在小亚西北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希萨尔利克山丘下面：并从1871年开始发掘，三易寒暑，取得令世人震惊的成果。遗址下面相互迭压着九座古城。谢里曼迷信神话，认定荷马的特洛伊最古老，应埋在遗址底层：于是一味深挖，破坏了上面很多有价值的建筑文化层。在下数第二层（考古上的特洛伊Ⅲ），他发现了高大城墙、塔楼、宽街、宫殿、被火焚烧的瓦砾层以及著名的“普里阿摩斯王的宝藏”。他自信找到了神话中被希腊远征军攻占并焚毁的“普里阿摩斯城堡”，证明了荷马史诗的历史真实性。1876年，谢里曼以古希腊旅行家波桑尼阿斯的游记为指南，在残存的迈锡尼古城堡内寻找神话人物阿伽门农王及其随从的5座坟墓。 他果真发现了5座墓，并在墓内看到了戴金面具的阿伽门农王本人， 也证实了迈锡尼“多金”的说法并非神话虚构。1884-1885年，他与德国考古家窦波菲尔德共同发掘了神话中以“独眼巨人墙”著称的梯林斯古堡，为日后的进一步发掘打下基础。他还多次重返特洛伊遗址考察。1890年，谢里曼逝世，他平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实现发掘克里特“迷宫”的愿望。
    1893-1894年，窦波菲尔德发掘特洛伊遗址南翼，发现了更雄伟的城墙和塔楼，更宽敞的屋宅和街道，还有大量美尼亚陶、迈锡尼风格陶、马骨和火焚的迹象。结论是：该建筑层属考古上的特洛伊Ⅵ，是青铜末年毁于希腊人战火的真正特洛伊城；谢里曼认定的特洛伊Ⅱ城早在特洛伊战争前千余年就已被焚毁。1932-1938年，W ·布勒根教授率美国考古队对遗址做了更细致的发掘，结果证明，特洛伊Ⅵ城毁于地震；在Ⅵ城基础上修复的Ⅶa城（按布勒根估计，约在1270-1240 年间）才是神话中被希腊人焚毁的真正特洛伊古城。布勒根的观点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获得正统地位；但近10年来，窦波菲尔德的观点又开始回潮，Ⅵ城毁于战火的看法重新被认可。（注：有关特洛伊战争历史真相的几种不同解释，可参考米凯尔·伍德：《寻找特洛伊战争》（Michael Wood,InSearch of the Trojan War），伦敦，1985年版。）
    自谢里曼发掘迈锡尼城堡墓圈A的5座竖井墓后，迈锡尼考古又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其间，希腊考古协会的斯塔马塔克斯、特桑塔斯、帕帕狄米特里欧、米伦那斯等和不列颠雅典学院的英国考古家瓦斯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迈锡尼城堡内的建筑布局基本搞清；对城外的9 座王室圆顶墓和平民公墓、住宅也作了发掘、考察和清理；最重要的当属城外墓圈B 的发掘，从中清理出24座竖井墓。梯林斯的发掘继谢里曼之后也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至本世纪30年代。
    随着古爱琴陶器的定年技术日趋可靠，谢里曼早年仓促乐观的结论被证明是错误的。竖井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6世纪；而传说的阿伽门农王，即使真有其人，也应是公元前13世纪的人物。谢里曼在坚井墓中看到的显然不是阿伽门农王本人，而是比阿伽门农早三四百年的迈锡尼时代早期的王公贵族们。考古揭示的迈锡尼是个强大富有、有着坚固城防和豪华宫室陵寝的大邦，这同迈锡尼称霸全希腊的神话记忆颇相吻合。考古证实迈锡尼存在先后两个墓葬时期（即所谓竖井墓时代和圆顶墓时代）和两个建筑时期，这同神话中迈锡尼曾先后由两个王族统治的说法大致契合。但若详加考证，则又矛盾百出。这说明：神话或许能反映历史变迁的梗概，却无法精确地复述历史，这是考古学给我们的启示。
    谢里曼因相信神话而获得考古发掘的成功，又因迷信神话而错误地解释了考古事实，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谢里曼的最大贡献是把一个已被遗忘的史前青铜时代重新展现给世人。史学家们必须面对这个活生生的实物世界，并作出合理的解释，为“没有释文的画册”补上释文；而且不得不重新估价神话的历史价值。然而，谢里曼不是一个有素养的考古家，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家，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对考古成果的解释是引人入胜的，但却是一厢情愿的，不符合事实的。他过于迷信神话了。神话毕竟不是史实的直接陈述；神话重塑的历史已同史实相距很远。对考古事实的历史重建，既要依靠神话，又不能过分倚重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史前希腊史的研究就是在神话和考古事实之间作出某种调和。当二者难以调和时，历史家们宁肯放弃神话而尊重考古事实。
    对克里特岛克诺索斯“迷宫”的发掘是本世纪前期爱琴考古的一项最重大的活动。“迷宫与牛怪”的神话脍炙人口，但史前克里特是否真有“迷宫”？米诺斯、代达罗斯、阿里阿德涅其人其事以及“海上霸权”的传说是否真有几分历史依据呢？这一直是个历史疑团。克里特商人M ·卡罗凯里诺斯在1878年底曾对“迷宫”遗址进行短期试探性发掘，其成果引起考古界的关注。从1900年起，英国考古学家亚瑟·伊文思开始系统发掘“迷宫”遗址，同时进行维修、复原和研究工作，直至1932年结束。伊文思是个训练有素的考古家，整个发掘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科学而精确，留下丰富的图文资料和考古笔记。伊文思将之归纳整理成4卷本的《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于1921-1935年陆续出版。 这是一部严谨科学的学术巨著，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伊文思将考古再现的史前克里特青铜文明命名为“米诺文明”，并给出科学分期。考古证实了“迷宫”的存在。这是一个占地约两万平米的庞大建筑，内部结构错综复杂，楼高4至5层，总房间数逾千，身陷其中，确有迷离若失之感。如此复杂的建筑，似乎只能出自神话中的能工巧匠代达罗斯之手，而“迷宫”出土的线文B 泥版竟也出现了“代达罗斯之屋”的字样。“迷宫”艺术中公牛造型的丰富则暗示了“米诺牛”神话的宗教祭礼根源。然而，“迷宫”被焚毁的事实却在神话中没有丝毫反映，说明神话提供的历史线索十分有限。与谢里曼的简单浪漫相比，伊文思对“迷宫”考古的分析则更冷静，更尊重事实。他尊重但不迷信神话，能够巧妙地在神话和考古事实之间进行调和。他把“迷宫”解释成史前克里特的王宫；但考古证据显示：“迷宫”宗教气氛浓郁，女神地位至尊，于是他又提出一个颇有调和色彩的观点，把克里特的史前君主解释成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的“祭司王”，克里特大母神的继子（神话中则是宙斯之子）；“迷宫”则是“祭司王们的宁静居所”。然而，伊文思同样有其认识上的局限：鉴于希腊本土迈锡尼文化中强烈的米诺特征和米诺斯“海上霸权”的神话，伊文思提出“米诺中心论”，得出克里特人曾对希腊本土实行殖民统治的结论，并同瓦斯发生争论。事实证明，伊文思显然夸大了神话中克里特“海上霸权”的事实基础。克里特对希腊本土的文化输出是和平的，并未伴随殖民征服；相反，希腊迈锡尼人在“迷宫”毁灭前数十年间曾征服克诺索斯并占领了“迷宫”；而且，考古展现的克里特人似乎也不尚武事。“海上霸权”神话是否有史实基础，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实，至今仍是争论的焦点。至于伊文思的“迷宫”宫殿说和“祭司王”理论，至今也面临着严峻的学术挑战，出现了“迷宫”神庙说和女性神权统治的新看法。（注：关于“迷宫”功能的不同看法，可参见罗德尼·卡斯特勒登的《克诺索斯迷宫》（Rodney Castleden,The Knossos Labyrinth）一书，伦敦和纽约，1990年版。）
    本世纪的爱琴考古活动异常丰富，成果显著。迄今为止，克里特已发现了4座有大宫殿的青铜时代城市遗址和数十座市镇， 证明“百城之岛”的神话美誉并非虚言。1939年，布勒根与K ·库鲁尼奥特斯发现了神话中“涅斯托尔的王宫”，使自古以来有关派罗斯古遗址确切地点的争论得以澄清；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线形文字B泥版文书， 为古迈锡尼社会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书面材料。考古学家还在1906年和1964年对神话遗存丰富的青铜时代遗址忒拜进行有限发掘，发现了两次被战火焚毁的“卡德谟斯王宫”。该遗址出土的32枚东方滚筒式印章表明忒拜与东方的密切交往，这同忒拜城的东方起源神话暗合。由于遗址掩埋在现代城市之下，发掘规模和范围受到限制，神话中忒拜的“七门之城”尚未得到考古证实，全面揭开忒拜的神秘面纱尚须时日。本世纪后期最大的爱琴考古活动则是对铁拉岛的发掘，发掘工作相继由希腊考古家S·马林那托斯和C·多马斯指导，至今仍在进行中。铁拉考古使美丽动人的“大西洲”神话获得了更多的历史证据。近几年来，美国考古队对特洛伊古遗址展开了新一轮的考古调查，每年都有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