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历史假设并非某种具体的历史“解释”（Explanation）方法， 而是一种思辨的历史“理解”（Understanding）方式。（11）它不是一种包括一系列可操作程序的具体方法，在这里，重要的是一种超验反思的取向，理性批判的精神与非独断论的开放心态。在史学研究方法中，史料收集（观察）、考证与分析反映出史学作为经验实证科学的一面，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假设则涉及史学人文哲学性的方面。如果说真理是合乎方法的认识活动的产物，那么，我们对客观历史真理的完整把握，有赖于我们对历史现实和历史可能的观察、考证、分析与历史假设二方面的辩证综合。
    在与历史假设相对照，相区别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观察、考证与分析在方法论原则上的共同性概括为“实事求是”。由于自然语言通常的模糊性，实事求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兼有政治、伦理的意味。在这里，我们从方法论原则的角度所说的实事求是，其具体含意，就是从现实存在的事实出发，在已然事实的层面与范围内寻求对历史内因果关系的认识和解释。为避免歧义，我们不妨称之为“就事论是”。实事求是无疑是历史研究方法论的第一要则，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要求，舍此，我们无以区分“信史”与“伪史”。但是，由于人类历史存在本质上是一由事实、可能以及时间组成的三维客体，单纯停留在事实的一维层面上“就事论是”并不足以全面把握真理，却有可能堕入利科所批评的虚假客观性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魔障。（12）在这里，关键不是事实本身的真实可靠程度，而是因为，今人眼中“铁的事实”，乃是本然历史复杂可能性中最终实现了的一种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即使我们用考证无误的全部已然事实编织出一幅历史的画卷，它也并不等于完整的历史真实。举例来说，记录准确、完整的棋谱诚然可以说是对棋局的客观反映。可是，实际的对奕过程除了定型的棋谱外，实际上还包括许多当局者所面临的真实可能选择及各种着想，要真正反映棋局进程，除了记录盘面上对局者的实际着手外，还应把对奕中出现过的各种可能变化的参考图包括在内。否则，岂能称是真正看懂（理解）了这盘棋？人们有时将历史比喻为“戏剧”，其实，它更象“棋局”。其中固然有“游戏规则”与作战法则，但并无预先写就的“棋谱”与注定的结局。我们以上“棋喻”的具体历史含意是：历史的现实未必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可能结局，也未必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唯一体现。它可能只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中的一条“罗马路”，也不排除原先想进这个屋，却推开了另一个房门的情况。有时它甚至是某种偶然性造成的结果。质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各种实例。对此，我们在李桂海的《现代人与历史的现代解释》一书中可以获得某种印证。（13）即使是在历史某些彻底必然性的发展中，从认识上说，为了真正把握与论证这一必然性，我们也不能满足于仅从已然事实出发，依照某种“成者王侯败者贼”的逻辑说它事实上就是唯一与压倒一切的。相反，正如阿兰·唐纳冈（Alan Donagan）所说的，“如果我们在解释事件时并没有排除那个事件不能发生的可能性，那我们根本就不能说我们知道那个事件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为什么确实发生。”（14）（重点号原文所有。）换言之，即使为了论证事实的必然。唯一性，我们仍须先行考虑其它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根据以上的讨论，为了真实，深入地理解历史，我们不但要注意外显、实在的历史事实，同时还要考虑看似为虚的历史内在、深层的可能性。借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思维方式，事实与可能乃是虚实相生，阴阳互补的。（这里，可能性之为虚，并非指其“子虚乌有”，而仅指其最终并未落实（现）为确定现实。）舍去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我们所获得的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历史真理。正如伽达默尔在其名著《真理与方法》的结尾处所总结的：“我们的整个研究表明，由运用科学方法所提供的确实性并不足以保证真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精神科学。”（15）然而，质诸现实的史学实践，占压倒地位乃至可以说是唯我独尊的恰好是“就事论是”这种伽氏所谓的“科学方法”原则。我们并不否定这一原则的固有合理性，承认可以有人，甚至是大多数人作这样的工作，问题是它与历史假设及其所反映的反思、批判精神之间在总体上应该具有某种平衡。二者之间事实上的不平衡曾经对我们的史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危害，最典型的表现，恐怕就是长期以来流行着的关于人类历史五种形态演进的单线决定论模式。
    依照马克思本人1877年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信中的评论，人们对他关于历史发展观点的歪曲，其实质是“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16）换言之，就是将西欧历史事实上所走过的道路任意概括、独断为唯一、必然的规律。从方法论上来分析，我们认为，从“就事论是”的立场出发，一次性历史中已然事实之被认作唯一必然规律是很难避免的理论失误。
    如上所述，历史现实与历史可能的关系是“一”与“多”的关系，而一旦历史成为事实，原本可能的“多”就让现实的“一”。这就好比原本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人一次又只能由一条路走到罗马。而人类在历史中原则上只能走一次的情况下，这“某一”条“罗马路”从事实层面上看就成了“唯一”。换言之，当人们怀着揭示历史规律的愿望试图揭示历史事实内在的因果联系时，其由过去完成时视角所决定的由果溯因的“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推所能拎出的势必是已然事实之间的单一因果联系链条。本来，因果并非必然，事出有因不等于事出必然。然而，必然与唯一在对规律的描述上实际上是可以替换的等价概念。因此，当人们所揭示的历史因果关系实际上乃是他在事实层面上唯一能够看到的因果关系，人们于是将之视为必然规律也就“事出有因”，不难理解了。当然，事实上导致长期以来关于社会形态演进单线的机械模式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我们在此无意对之作全面的思想史式的考察。我们希望指出的是这样一种错误与表面看来清楚可靠、无懈可击的“就事论是”史学原则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指出此种关系并非是说这一原则是错误的，而只是表明，当史学中崇尚、认同事实的实证态度与注意历史可能性的反思、批判意识之间缺少必要平衡时可能造成怎样的后果。
    历史假设作为历史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以上我们所论证的对历史真理深刻把握的意义上，还在于它在此之上所具有的价值追求的意义。一部人类历史，既是人类不断追求光明并走向光明的见证，同时，历史中也始终存在着血腥、冷酷与不义。面对后者，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在“历史事实”、“历史必然性”这样的名义下实际上对之加以默认！这不单纯是一个道义与善良意志的问题，而且因为，历史不但不该、也不必然是完全象它事实上所是的那样。如果说在伦理学中缺少自由意志的前提，则一切道德责任和道德评价都无从说起，那么，在历史中，否弃历史事实之外其它可能性的存在，人类在历史中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将无以告诉。因此，对历史多种可能性的设定，为人类关于历史意义与价值的追求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为我们反抗、超越历史的黑暗预留了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历史假设的意义，就在于它使我们对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保持一种清醒、健全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避开在历史认识这一特殊领域中极易堕入的独断论陷阱，最后，它还为我们反抗历史中的不义的价值取向提供了学理基础。总结全文，我们认为，历史假设不但可能，而且必要，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注释：
    ①Paul Ricoeur, History and Truth,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Fouth Edition,1992,P27.
    ②同上书，第28页。
    ③Paul Ricoeur, History and Truth, P28.
    ④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20页。
    ⑤Paul Ricoeur, History and Truth, P28.
    ⑥转引自周礼全：《模态逻辑引论》，第379页。
    ⑦参见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
    ⑧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73页。
    ⑨李宗桂：《现代人与历史的现代解释》，第233页。
    ⑩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73页。
    （11）“理解”与“解释”是近代西方哲学区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征时常用的概念。“解释”意指依照经验法则、程序对研究对象做严格的因果关系分析，而“理解”则强调对事物整体性的综合把握及内在意义的领悟。
    （12）Paul Ricoeur, History and Truth, P40.
    （13）李宗桂：《现代人与历史的现代解释》，第233-234，279-301页。
    （14）转引自威廉·德雷：《历史哲学》，第11页。
    （15）转引自洪汉鼎《真理与方法》（上卷）“译者序言”第1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