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是我国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文书，包括族谱、宗谱、家乘等，是一家一族的历史。它同方志一样，是我国灿烂古文化的典籍之一，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起过积极的作用，在史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应当重视对谱牒的研究，并使之逐步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理论--谱牒学，以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一）
    卷帙浩繁的谱牒，记载了一姓一族的氏族来源，世代系统，人物传记，户籍迁徙，婚姻状况，子孙繁衍和氏族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它从古代社会细胞之一的一姓一族的繁衍变迁，反映了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
    从谱牒的分类，可见其内容的广博，史料的丰富。谱牒大体可分为六大类；
    ①百家谱，如王僧孺的《百家谱》，王俭的《百家集》。
    ②氏姓考，如贾渊的《氏族要状》，何承天的《姓苑》。
    ③综合谱，如贾执的《姓氏英贤谱》，王僧孺的《总集十八州谱》。
    ④大姓家谱，如《谢氏谱》，《京兆韦氏谱》。
    ⑤地主诸姓谱，如《益州谱》，《江州诸姓谱》。
    ⑥皇帝家谱，如《齐帝谱房》、《宋谱》。
    这六大类可归结为私撰家谱和皇族玉牒两种。
    私撰家谱，一般有序例、谱系、恩荣、祠宇、冢墓、家传、艺文等部分。“序例”包括序文，凡例；“谱系”记载族姓源流，世系谱表，郡望派别和居徙始末；“恩荣”记述受命制诰、科举中式、耆寿和贞妇烈女等人物；“祠宇”记载祠堂、祠规、祠产、家训、义庄和祭田等；“冢墓”记载祖先坟墓所在及四至；“家传”和“艺文”则收录墓志铭、行状、寿序、年谱、族人的诗文书画和著述要目等。
    皇族玉牒，一般以帝系为统，长幼为序，男女各按宗支、房次依次排列。清代以前的历朝玉牒还记载皇族世系、重要的政事和法令等。清代的玉牒记载有皇族的婚嫁、生育、继嗣、封爵、授职、升迁、降革和死亡等。
    内容如此丰富的古代谱牒，在史学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①为研究地方史，提供了古代宗法家长制及有关资料。
    ②从“家训”、“家法”、“家规”和“宗约”中，可以挖掘研究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资料。
    ③从谱牒记载的历代人口变化及社会状况，为我们研究人口繁衍变化与寿命长短、战乱流徙、婚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提供了具体资料。
    ④谱牒记载的祭田、义庄、田价、地租、赋役、契约，为方志和其它史学提供了社会经济的翔实史料，为研究地方经济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⑤谱牒的连续性，反映了族姓的兴衰变化，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变化规律。
    ⑥谱牒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为方志和其它史学佐史释疑，弥补其不足。
    由此可见，谱牒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可以参史之讹，补史之遗，鉴戒考证，为我们认识社会历史，探讨其规律，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早在1941年8月，中共中央在发布《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 就曾规定要“收集县志、府志、家谱加以研究”，为研究国情、地情和当时的革命事业服务。
    谱牒的史料价值，也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视，正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说：“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唯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史学家钱大晰在《潜研堂文集》（卷26）中称道：“谱系之学，史学也”，“直而不污，信而有征，故一家之书与国史相表里焉。”章、钱才学者之论，也充分说明了谱牒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
    今人从谱牒研究中，追踪族姓繁衍变化的足迹，既能从族姓盛衰兴亡中探索政治、经济变化的规律，为史学研究提供佐证，又能为海外华裔、华人寻根问祖指出途径，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和经济振兴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样的例证日益增多。
    例一，早在80年代，被誉为船王的香港巨富、爱国人士包玉刚先生，从祖籍浙江宁波的家谱中追根究源，得知北宋名臣包拯是他的先祖时，十分高兴。捐资兴办宁波大学后，再捐资兴建宁波图书馆。
    例二，北宋时江州浔阳太平乡永清村常乐里的陈氏家族，在今江西德安县车轿乡义门陈村。它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典型封建家族组织，世称“义门陈”。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建庄，至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分庄。陈氏子孙创造了十九代人，历时332年聚族而居的历史。宋仁宗时期，“义门陈”的人口已达3900余数，田庄300余处，老幼和睦相处，百犬共槽而食。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义门陈氏宗谱》对它的方方面面有着翔实的记载，专家学者从中发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其一，江西教育学院研究员、书院史专家李才栋，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年纂修的《义门陈氏宗谱》中，找到了陈氏家法33条，发现江州陈氏东佳书堂是我国最早的书院之一，找到了东佳书堂定于唐大顺元年（890年）的规章制度。从而初步弄清了我国书院的起源，纠正了历来认为我国书院起始于北宋或五代的说法，以及私人大学教育起始于西方国家的谬误。这是书院研究中的一项突破，中外学者对此甚为赞许。
    其二，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杯林，对《义门陈氏宗谱》中的33条家法，从宏观角度深入考证研究，剖析义门陈氏宗族这个封建社会的细胞，对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认识封建社会牢固性的特点，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与论点，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
    其三，一些学者，通过对义门陈氏谱系的研究，以令人信服的史料，纠正了“天下陈氏来自义门”的传说，得出了“天下陈氏始于宛丘，陈氏家族兴于义门”的正确结论。
    例三，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对孙中山先生的家世源流研究达十年之久。他以大量的史料和谱牒为原始资料编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证实了孙中山先生之谱系。孙中山先生入粤始祖友松公于明永乐年间，从长汀河田迁粤，而河田之孙氏则是江西宁都孙誗之后裔。据《宁都城南富春孙氏族谱》载：“始祖讳誗，居陈留，为中原世族，公乃唐中书舍人拙之子。唐禧宗中和三年因黄巢之乱，以材选为百将，引兵游于闽越江右间，遂居虔化县（今江西省宁都县），以功封东平侯……第七世孙承事之后迁福建汀洲河田。”孙誗墓座落于宁都城南马家坑。近几年孙誗在国内外的后裔，前来扫墓者络绎不绝，体现了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传统。
    例四，五代十国中的吴越国，在今江浙一带。赵匡胤以武力消灭了八个国家，只有吴越没亡。何故，因为吴越非常富庶、发达，经济实力强。但是，吴越国王钱镠，为了使生产力不遭破坏，人民不受涂炭，作出了痛苦而又明智的抉择，取消了王位，尊赵匡胤为帝，使中国得到和平统一。千余年后的今天，钱王的后裔究竟有多少，分布在哪些地方？据《十国春秋》记载：钱武肃王，妻室六房，有33子。钱镠执掌吴越国后，派出子嗣分赴各州充任一方之主，这样钱氏后裔就在江浙一带繁衍。钱镠的孙子钱弘叔纳土归宋后，宋太祖将其一家接进汴京定居，钱氏后裔又在河南一带繁衍生息。世代相袭，人事变迁，钱王后裔逐渐四散开来。钱王后裔名人辈出，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著名篆刻家钱君匋、曾任台湾的“外交部长”钱复、台湾名教授钱济鄂。在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西欧诸国都有钱王的后裔。通过谱牒的研究，弄清了钱王后裔遍五洲。
    例五，著名女作家丁玲，晚年在北京寓所向人谈起过她的家族谱系渊源。她原名蒋冰之，出生于湖南临澧的蒋家大院。她的生父早年曾谈过蒋家先祖的事情。明末，李自成败离北京后，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携家带小，逃荒到临澧落户。他自称姓蒋，借了间破屋安家。以后逐渐发迹，买田蓄屋，占有土地跨十个县份，蒋家成为临澧的首富。老汉去世后，孙辈又生子，清代进入了太平盛世，放松了对农民义军的追捕。长房一支迁回陕西米脂，恢复了李姓。留在临澧的仍用蒋姓。米脂李氏，临澧蒋氏，所修的宗祠，用同一张图纸，格局相同。李氏、蒋氏寻根溯源，查找宗谱，他们的祖先都是明末清初“逃荒”到临澧的老汉，他就是隐姓埋名的李自成。如果从对谱牒的研究，证实了玲的谱系确实如此，史学界长期悬而未决的李自成下落之谜，即可迎刃而解。
    外国的汉学家、社会学家对我国的地方志和谱牒的搜集与研究，也可谓不遗余力。美国学者1982年在安徽，从志书和谱牒等资料中研究徽商，找出清乾隆下江南时接见的六个商人中，有五人是徽商。这事，关系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位美国学者同时送给我国有关方面一套美国印刷的《日本藏书中的安徽地方志与谱牒的目录》。
    柴泽民同志任我国驻美大使时，一次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观访问，学校送给他两件既珍贵又富有史学价值的纪念品，就是柴泽民家乡山西闻喜县县志和柴氏宗谱。
    南开大学曾有美国进修生专攻天津地方史。其中的一位在美国国内时，从我国的地方志与谱牒的资料中研究“高阳土布”，因此而获得博士学位，他来中国后，进一步研究高阳与天津的经济关系，用功殊深。
    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地方志和谱牒比美国学者还早。
    （三）
    由于谱牒为一家之史，自宋代始，地方志为集资料之大成，把谱牒、地记、艺文等史料列为方志记载的重要篇章。《太平寰宇记》增设了“姓氏”、“人物”等篇。章学诚编纂的《和州志》、《湖北通志》、《永清县志》等，都有“士族表”或“望族志”。民国时期编纂《湖北通志》时，著名学者潘光旦提出要增设望族志。今日，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应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不能再设“士族表”、“望族志”之类的东西。但应将谱牒中的适当内容，如“姓氏”在相应的篇章中记载。江西省的弋阳县、宜丰县、波阳县、吉水县、乐平县、金溪县、铜鼓县、丰城市、崇义县、南昌县、瑞昌市、永新县等社会主义的新县志中，都在人口或社会志中记载了姓氏。如《宜丰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89年10月出版，江西省宜丰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卷七《人口》，第二章人口构成，第六节姓氏、内容记载：
    “民国初年，胡思敬撰编《盐乘》，按各族谱宗牒，统八乡两隅41都，共得480姓。内142姓失考，凡同姓者联合远近宗支并而为一，实只百姓。据《盐乘·氏族》记载，民国初年，全县各大姓族人口分布如下：熊姓，县城7000人，芳溪3000人，全县共16413人；胡姓，县城1200人，全县13100人；蔡姓，全县7000人；漆姓；全县4000人；刘姓，会市10000人，冠溪2400人，全县18000人；李姓，澄塘7000人，荷舍、楼下、观稼桥各2000人，全县17750人；张姓，同安10000人，鹅颈1700人，全县4100人；王姓，沐溪6000人，全县7040人；卢姓，星溪5000人，吴城1000人，全县6600人；黄姓，新庄2500人，湖城1200人，全县4600人；毛姓，党田2000人，怀德1000人，全县4000人；赵姓，花桥2000人；周姓，牌楼3700人，全县4860人，经过70年的演变，1985年底，全县共有248姓。
    由于谱牒是古代社会的产物，是为封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服务的，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中国，当然不提倡修家谱。然而，对古代遗留下来的谱牒，应当像对待所有的古籍一样，珍视并研究它，不应抱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在研究的过程中，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之资治当今，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诚然，要使谱牒研究成为一门系统的谱牒学，需要有个相当的过程，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相信通过众多热心于谱牒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是可以逐步实现的。在对谱牒的研究中，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让我们为弘扬祖国古代优秀文化，建立谱牒学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