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从1901年到1905年那几年间，仅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关于科举制的奏折所提出的办法，几乎是几月一变，一变就跃进一大步；前折所提议的措施尚未来得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已接踵而至，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注：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6-245页。）。
    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则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也就难以起到原设计的建设性功用。早在从八股改试策论时，就不仅许多考生不会做，更缺乏合格的阅卷者。这在戊戌时的湖南一直是使趋新士人焦虑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南学会章程》中“添入愿阅课卷一条”，以作弥补（注：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五、十八日、闰三月三、四、六、十一日。）。改策论已患师资不足，遑论新学西学。故当时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注：侯生：《哀江南》，《江苏》（1903年4月），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37页。）。
    由于改与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无法跟随，遂造成旧制度已去而新制度更多仅存在于纸面的现象。刘大鹏即看到关键所在：科举是在“学堂成效未有验”时就突然废除的（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46页。）。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梁启超在戊戌年曾希望“异日出任时艰，皆[时务]学堂十六龄之子”。叶德辉即反驳说：“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方言馆、福州船政局，粤逆平定后即陆续创开，主之者皆一时名臣大僚；三十年来，人材寥落。岂今日十六龄之子异于往日十六龄之子？亦岂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异于往日之名臣大僚？然则人材与学堂，截然两橛，概可知矣；然则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注：叶德辉：《郋园书札·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版，第7页。）
    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从经世致用的观念看，有无学问的标准或者就在于能否起作用。梁启超有一点并未说错，不论学堂培养出的新学生是否是人才，后来“出任时艰”者的确多是这些人。惟他们在“出任时艰”后能否比书院培养而科举选拔出的士人更能因应中国面临的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以民国政治的不如人意，问题的答案也许不那么正面肯定。
    据长期主持北洋学堂的严复在民国时的回顾，他对清季学堂的观感与叶德辉甚相近。严复以为：晚清“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既有一二，而独弦独张，亦无为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除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两人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时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注：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5月17日，《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7页。）科举已去，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了。
    中国传统中的反智倾向或即因此得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复兴”。从梁启超到林白水，攻击“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没有什么可望了”是持续的论调。清初的曾静曾说，以前的皇帝都让世路上的英雄做了，其实皇帝合该我儒生做。林白水则代国民立言说：“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厉害可怕得很。”这与曾静的认知完全相反，最能体现时代的变迁（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第107-117页。）。
    到民国后，留学生杨荫杭发展林白水的观念说：“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所谓“凡诚于中者，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注：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1年11月1日《申报》，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既然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叶德辉观察到的“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似乎不无所见。读书人与社会和实际政治的疏离与脱节大致是明显的，这与科举制的废除也直接相关。
    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政二统两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以应付新的局势。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但清季不仅政治中心与论说中心两分，士人心态也在变。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就主张读书不为做官，则主其事者已认为分开才是正常。民国后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更要驱除“科举时代思想”，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注：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第106-107页。）。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若大学仅为学术研究之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从清季到民国的政府及彼时读书人，显然未能认真考虑此一重大问题。科举之时，士是大夫的来源，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如今士与大夫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即职业官吏。科举既去，又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民国官场之滥，即从此始；国无重心，亦因官场之滥而强化。由于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遂因“市场规律”的需求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