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科举选官制度已去，而又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时，新的大夫渐渐只能如梁启超所说，多从不事生产的社群中来。大夫既然不从士来，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费行简所说的“民国成立，军焰熏天”，便是时代的写照。那时有人曾与报人王新命谈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王回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注：沃秋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台北海天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这是典型的时代认知。
    不过，将并非都能相，“出将入相”也终非正途。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国的伴生物的时代，也就出现了像孙中山那样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新的社群。王新命的话，其实也不无士大夫意识的残存。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显然忽略了近代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业者，特别是近代渐具独立身份认同的绅商（注：从社会史或社会学取向来研究职业革命家者，我尚未见到，其实也是大可开拓的领域。关于绅商，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不管读书人主观上是否有与这些新兴社群争夺社会权势的愿望，它们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官不如绅”的现象在晚清已渐形成，咸同时办团练是一个“上进”的捷径，而团练是地方性的，只能由在籍的绅士办理。在教育方面，书院虽由地方官控制，但山长却必须由士绅担任。从社会层面言，后者所得是实利。到清季实行新政时，更常常是任用绅士多于任用官员。据冯友兰回忆，他的父亲清季在武昌为官时，就有朋友“劝他辞去湖北的官，回河南当绅，说绅比官更有前途”。这已成一种时代认知，所以“当时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几个月，回原籍就转为绅了”（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页。）。在科举制的废除之后，绅的地位更增，其中商人又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分。
    到民国时，商人地位的上升明显伴随着一种“思出其位”的强烈政治参与感。杨荫杭在20年代初观察到：“民国以来，官之声价低，而商之声价增。于是巧黠之官僚皆加‘办实业’之虚名，犹之前清买办皆捐‘候补道’之虚衔也。”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他称为“商客”（相对于政客）的新群体，他说：“中国真正之商人，皆朴实厚重，守旧而不与外事。其周旋官场、长于奔走开会者，大率皆商客也。故商客有二种：一曰官僚式之商客，一曰流氓式之商客。”（注：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1年9月27日《申报》），第420－421页。）
    前者前清已有，即商人之捐候补道者，周旋于官场；民国后此类仍有之，并出现“自官而商”的新类型：“军阀官僚一朝失职，以刮地皮所得，放之破产政府，盘剥重利，尚不失为时髦之财阀。此类变相之官僚机器附属品，亦所谓商客也。”而“流氓式之商客，为民国特产，在前清无发展之余地。此其人本与商业无关，充极其量，不过有数纸股票。然开会时之口才优于真正之商人，选举之运动力强于真正之商人。凡商人举代表见官长，无一次不挺身而出。凡商人打电报有所陈述，无一次不列名”。这些人“形式非政客而精神为政客”，有时甚至“口骂政客而实行政客之行为”。
    杨氏虽留学生，显然仍存传统士人的优越感，对商人“思出其位”这一新现象颇不满。但他敏锐地观察到这与当时新兴的社会行为方式甚而新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相关：民国以来，“朝开会，暮开会；坛上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下坛后未尝有所行。朝打电，暮打电；电文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电报外未尝有所行”。这已渐成一种职业：“更有一种新人，吃一种新饭，谓之吃会饭。盖其人本无职业，专以开会为职业。其人非无伎能，但其毕生所有之伎能，尽用于开会。试举其特长：一曰能演说，声音嘹亮；二曰能拟电稿，文理条畅；三曰能算票数，若干人得若干张；四曰能广告，使大名出现于报章。”（注：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2年2月26、28日《申报》），第530、532－533页。）
    他进而分析说：“吃会饭者，分为二类：一曰官派，一曰民派。官派之吃会饭者，即议员也，今日不甚通行。通行者为民派。此其会名，虽千变万化，随时势为转移，然其会中人物，万变而不离其宗。”这些人“终日仆仆，可谓忙矣，然未尝成一事。仅为电报局推广营业，为报纸扩充篇幅”。故“开会之消磨人才，与科举等”；同样“集会结社之长，等于终南之捷径”。杨氏虽意在挖苦，却无意中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开会既然与科举类，则此“终南之捷径”即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一种新途径，亦与科举等，正体现出社会的新变化。这大约是后来“开会文化”的滥觞，其社会功能在于既为电报局和报纸制造了就业机会，更确保了“吃会饭者”的存在与发展。
    其中尤以商界地位的上升和商人参与意识的增强最为明显，故“民国以来，有两机关最忙：一曰电报局，一曰商会。遇有问题发生，此两机关几无不效劳者，殆药中之甘草欤？”以前商人见面，则就本行之事。如今则“身为商人，偏喜谈官场之事；身为洁白之商人，偏欲干预官场龌龊之事”。官吏之除授，“商人为之挽留、为之拒绝”；官职之设废，“商人出而建议、出而攻击”。与新社会行为伴随的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新价值观念：“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之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宣传者，广告也，市道也。商贾谓之广告，不商不贾而登广告，谓之宣传。”（注：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0年7月7日、1922年4月5日《申报》），第49、5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