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杨氏所说的宣传与广告的关系可确立，则商人的参与政治恰给民国政治行为打上了他们特殊的烙印。以政治兴趣为主的“商客”这一政商之间边缘小社群的出现是民国社会（以及政治）非常值得研究而尚乏关注的现象。开会发电报等新行为可以成为一些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凭藉，尤其具有提示意义。从杨氏充满挖苦的口吻中不难看出科举制废除后原来与读书人关系最紧密的政治现在却成为一些商人的兴趣所在，且至少部分为商人所盘踞；而逐渐开始退居社会边缘的读书人对此不仅感到不习惯，更甚不满意。
    四民社会本是一个有机组合，士的消失与其他三民的难以维持其正业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商人与军人等传统边缘社群的兴起只是“正统衰落、异军突起”这一近代中国的显著特征在社会结构变迁之上的部分体现，与此同步的还可见一些居于各民之间的新边缘社群的出现。同时，伴随这些社会变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迄今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现象，即原有的政治、军事群体的社会组成及其行为都逐步呈现非常规化。比商人和军人的积极政治参与更加突破常轨的，是“游民”和“饥民”这类新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
    科举制刚废除时，刘大鹏已经注意到“世困民穷，四民均失其业”的现象，他也已提出“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的问题（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55、157页。）。约二十年后，杨荫杭发现当时的情形已更严重：“有土而不能农，有巧而不能工，有货而不能商。”鲁迅在1907年已观察到“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杨氏更发现“人民无事可为，于是乎多游民；人民生计断绝，于是乎多饥民。饥民流为盗贼，盗贼编为军人，军人兼为盗贼。游民流为地棍，地棍选为议员，议员兼为地棍”（注：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第898页；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讯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既存社会结构已解体，而新的社会结构尚未稳固确立，整个社会遂渐呈乱相。
    与四民社会解体同步并且相关的城乡分离使社会情形更趋复杂。读书人既然留居城市而不像以前那样返乡，乡绅的社会来源遂逐渐改变。乡绅中读书人比例的降低意味着道义的约束日减，而出现所谓“土豪劣绅”的可能性转增，这是乡村社会秩序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大鹏在1926年注意到：“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336页。）。
    一般而言，民初中国的土地兼并仍不算特别厉害。然而中国乡村本不怎么互通，经济剥削和社会压制在不同地区可能有很大差异。在“天高皇帝远”的边远（离县城远也是一种边远）地区，或出现非常规势力的地区（如大军阀的家乡），不讲规矩的土豪可能偏多，的确存在剥削或压制特重的事例。在这样的地区，农民在经济上和社会待遇上被逼向边缘者必众。
    有些地方的民间社会自有其制衡约束的体制，如四川的袍哥便很起作用，故四川贫困地区的农民当兼职土匪（棒老二）的不少，参加红军的却不多。但在民间社会制衡不能起到有力作用时，那些地区反对既存秩序和既存体制的情绪必强，正所谓革命的温床。即杨荫杭看到的“不逞者乌合，即可揭神圣之旗”（注：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第898页。）。在这些地方，闹革命（革命而曰“闹”，即甚有启发性）的主张实最有吸引力。与城市的新兴社群及新社会行为一样，乡村这些变化也是整体社会结构紊乱的后果。
    最具诡论意味的是，科举制废除本使道治二统分离，学术独立的观念从清季起便颇有士人鼓吹，到民国更成为主流；但民国教育反而呈现出比以前更政治化的倾向：知识界议政不断，也不乏直接参政者（其中学生多于老师）。有些人或会将读书人在政治舞台的活跃看做学界地位的上升及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其实读书人在政治活动中看似重要的影响，却是读书人在社会上日益边缘化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
    杨荫杭观察到：学界中“亦有‘客’焉，所办者曰‘学务’；而无事不提议，无电不列名。则其人固非教育家，不过‘学客’而已矣。为求学故入学。乃在求学时代，竟无一事不通晓，无一事不干预，则其人固非学生，不过‘学客’而已矣”。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说学界就不问国是，“然教育家之义务，在教育后进以救国；学生之义务，在学成人才以救国”。若“挂学校之招牌，而自成一阶级，自创一政派，则学殖荒矣。若更为政客所利用，东设一机关，西设一事务所，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注：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1年9月29日《申报》），第422页。）。这里“自成一阶级”的“学客”，与“商客”一样思出其位而不务其本业。
    杨氏注意到：那时的“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故“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问题是，“若人人以为不必学，而学校改为政社，浸假而人人轻视学校，不敢令子弟入学”，则造成“教育破产”，其惨“更甚于亡国”。他进而指出：“学风不良，不能专责学生，当责教职员。为教职员者，凡遇学生校外运动，或加以奖励，或不恤表同情，向当局请愿。此实奇异之举。以此辈司教育，势必反主为客，听学生之指挥。”（注：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0年12月20日、1923年2月3、6日《申报》），第163、711、713页。）
    “学习救国两不误”是民国内外交困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口号，自有其时代意义。就是主张学生应专心读书的胡适在1921年也承认“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不过胡适反对“两不误”，他主张或者一心读书，或者完全去干政治。）。当时的教师也确有难处，倘不声援学生，似乎又缺乏“正义”。惟从社会视角看，“学生自视极尊”及教职员“反主为客”，甘愿“听学生之指挥”这样的“奇异之举”，正是民国知识分子边缘化后“光师跟着学生跑”的时代写照，也是科举制废除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第119-121页。）。
    可以看出，清季科举制的改废并非仅仅是个政治变革，它引起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相当深远的社会影响。故社会史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由此制度变革引发的各类直接间接后果，而且提示了一个考察近代中国更广阔的文化与政治演变进程的认识取径。杨荫杭以为：“民国之事，败于营棍子老卒者半，败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决，犹之营棍子老卒，不配言国权威信。”（注：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1年9月19日《申报》），第414页。）他观察到的20年代中国总体社会景象是：各级当权者是政客军阀和土棍地痞，自不可恃；社会上具道德廉耻者多隐遁，老百姓又无心于国事，商人中有商客，读书人本已无用，且学人中复有学客。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社会失去重心之后，何者来填补？从社会群体的成分、所含人数以及参与意识等综合因素构成的社会竞争力来考察这方面的发展，或者还能得出更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