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力匮乏，可以是绝对的。但内力充足，却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短处或弱点。一个社会在各方面都处于内力绝对充足的状态，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状态。因此，严格来说，内力匮乏与内力充足的真正界线，既不在于一个社会内部是否含有了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现实的主动性的社会发展动力，也不在于一个社会是否处于了内力绝对充足的状态，而只是在于这种内力在量上是否积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它使一个社会在总体上已能够积极主动地去推进自身的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历史进步，即已在总体上具备了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的自主发展的能力。如果它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如1895年后的中国），那么，它就是进入了内力充足的状态；反之，如果它尚未达到这种程度（如1895年前的中国），那么，它就是仍处于内力匮乏的状态。我们在研究派生时代落后社会的发展时，必须很好地把握这一界线。
    九、特征之四：外力起决定作用。内力匮乏，意味着落后社会的内力根本不足以适应派生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能够使落后社会开始实现其时代要求的跳跃性发展的，主要的便只能是外力。因而，外力起决定作用，这也是派生性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特征。这种外力，当然并不是任意别的什么外力，而只是那种能够适应这一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外力。这种外力，来自于外部的先进社会，而伴随着这种外力而来的，当然往往也还会有一些外来的阻力，但是，在落后社会内力匮乏的前提下，只要先进社会未以暴力将落后社会的主体部分毁灭，那么，按照这种社会的固有属性，它给落后社会所带来的，主要的就不会是外来的阻力，而只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外来的动力。这种外力，既包括了外来的经济力（这是最主要的）、政治力、文化力，也包括了外部的或外来的社会存在的影响力。这种外力发挥作用的方式，既可能是完全和平的，也可能是借助暴力的。如果暴力在总体上有助于这种外力发挥其具有决定意义的积极作用，那么，它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变革的“助产婆”；⑧反之，如果暴力造成了落后社会主体部分的毁灭，那么，它就是从根本上违反了这种外力所代表的历史方向。这种外力，既是人格化的，又是非人格化的；既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又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目的、无意识的；既可能是利己主义的，也可以是利他主义的。如果它的人格化的代表者完全是为狭隘的私利所驱使的，那么，这些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⑨这种外力的客观历史作用，在于激发落后社会的内在潜力，推动落后社会开始其跳跃性的历史发展；而落后社会的这种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其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质的社会发展动力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落后社会由内力匮乏走向内力充足的历史过程；由此，外力发挥其决定作用的过程，实际也就是其创造条件以最终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决定作用的历史过程；外力的决定作用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必然会为内力的决定作用所取代，这，就是派生的时代所固有的一种历史逻辑。
    十、特征之五：外来先进文明的横向传播成了落后社会内新文明产生的主要途径；进而，“非程序化的”变革程序，也就成为了主要的正常的变革程序。这一点，是派生性社会发展道路的最具根本性的本质特征，也是这一发展道路的前述几个方面特征的集中表现。
    所谓派生性的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落后社会通过直接汲取外部的先进文明所实现的社会发展。这种汲取，既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而被动的汲取，则是这种社会发展的典型形态。因为，如果一个落后社会在总体上已经开始主动地汲取外部的先进文明了，那么，这本身即已表明了这一社会已经汲取了外部先进文明的最主要的因素；否则，这种主动汲取便是不可能的。而落后社会既已汲取了外部先进文明的最主要的因素，那么，在这之后，尽管派生性发展（这时这种发展主要地已由被动性的转变为主动性的了）仍可能是这一社会发展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形式，但是，从外部先进社会汲取来的最主要的新质因素在全社会范围独立自主的量的扩张与质的升华，亦即原生式的社会发展，却已成为了这一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形式。这样，主动的派生性社会发展，无论其多么重要，都不可能构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发展道路，而只能构成以原生性社会发展为主的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侧面。在人类历史上，只有被动的派生性社会发展，才能构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被动性的社会发展，也就成为了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典型形态。
    在派生的社会革命时代，在起点低、内力匮乏和外力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任何一个落后社会所走的，都必然是一条派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也就是落后社会开始实现其跳跃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只有经过这条道路，只有在外力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推动之下，落后社会的严重的以至巨大的历史惰性才能开始被克服，落后社会才能开始汲取先进社会经过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先进的文明成果，因而，也才能开始实现其跳跃性的历史发展。因此，派生性社会发展道路，并不是一条减速或倒退的道路，而正是在派生的时代一切落后社会所必经的一条加速发展的道路。
    进一步看，在派生性的社会发展中，先进社会客观上是文明的传播者落后社会则是先进文明的接受者。⑩在这种传播的过程中，落后社会的旧文明，必然会同来自先进社会的新文明发生深刻的冲突。这种冲突，常常会和不同部落、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而呈现出某种复杂的局面；但在这两种冲突中，新旧文明之间的冲突，却是最重要、最具深刻历史意义的冲突。先进民族常常通过侵略、压迫的手段而自觉不自觉地传播了文明；相应地，尚未接受新文明的落后民族也常常会在反抗这一侵略、压迫以保卫民族独立（从长远来看，这又是一切富有生命力的民族由以复兴的一个基本条件）的过程中，在总体上抵制了外来的新文明。这种复杂的矛盾局面，只有在落后民族在反抗中逐渐承认和接受了外来的新文明、从而把民族反抗与社会进步统一起来之时，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11）当然，在这种种矛盾和冲突中，落后社会并不会全盘接受外来的新文明：在落后社会中逐渐生长起来的新文明中，总会多少揉入旧文明中的某些合理成份，总会多少带有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特点。这样，这种派生性的历史发展，就不仅大大强化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而且它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而这种发展过程，早在派生性社会发展道路时期，实际便已开始进行了。
    进一步看，派生性的社会发展，既然是以横向传播和横向引进为特征的，那么，在这一发展中，其社会变革的程序，也必然会同原生性社会变革的程序，有着根本的区别。这表现在：其一，在原生的时代，新的生产力，是社会内部自生的，新的生产关系，也是随着这种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而在派生的时代，新的生产力，是从外面引进的，新的生产关系，也是与之配套地引进的，或者，至少也是在新生产力引进后又逐步引进的；这样，在这一发展中，自然就略去了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原生的形态下所必经的漫长的演化过程与发展阶段。其二，在原生的时代，存在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这样一种变革程序，而在派生的时代，由于是外来文明的横向传播，所以，这种程序便被完全打乱了，甚至往往被完全颠倒了。在这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当然依然有效。但是，这时新质的社会意识的最初发生，却不是由本社会的落后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而是由外部社会的或外部社会部分地进入了落后社会的先进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这样，相对于落后社会的落后的社会存在而言，这种社会意识便实实在在地超前了。这种超前的社会意识，包含了对外部先进的生产方式的肯定，是这种生产方式引进的先导；而随着先进生产方式的引进和发展，由本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所促成的社会意识的原生性的变革，才会逐渐发生，因而，也才会有更多的人被卷入到这种变革的历史潮流之中。这种超前的社会意识，也必然会包含对外部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肯定，因而又是引进这种政治法律制度的一种先导，是赞同和主张这种政治法律制度的新式政治人物和政治集团由以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由此，相对于本社会落后的经济基础而言，落后社会的政治变革，也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是超前的，甚至几乎完全是超前的--在这后一种情况下，落后社会并不需要先进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而直接产生的先进的社会阶级，而只要有具有超前的社会意识的人们所形成的足够的新的政治力量，便完全能够进行相应程度的超前政治变革。这种超前的政治变革，既是派生性社会变革的特点，也是派生性社会变革的优点。因为，借助于这种超前变革所形成的新的政治权力，落后社会便能够大大地加快其向先进社会学习的步伐，更好、更快地实现其跳跃性的社会发展。这种超前变革的超前度，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当时落后社会的历史活力与学习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某些历史的偶然因素。一般说来，这种超前度越大，社会发展的速度就越快；反之，这种超前度越小，社会发展的速度就越慢。另外，在派生的时代，先进社会对落后社会所施加的暴力和政治压力，在一定的条件和时限内，也能够成为导致落后社会的政权性质超前演变的一种因素，甚至一时成为这种演变的唯一因素。例如，英国在印度人尚未形成自己的超前的社会意识和政治力量时，即曾通过征服在印度建立了一个尽管是外来的资产阶级政权。而在19世纪，这一政权也确曾在印度的社会发展中，充当过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此，马克思曾有过深刻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上述派生性的变革程序，既存在于被动的派生性变革之中，也存在于主动的派生性变革之中；但在被动变革的时期，它是唯一的、至少也是最主要的变革程序。这种变革程序，如以原生性的变革程序为标准来衡量，当然是非程序化的、不正常的。但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又是完全程序化的和正常的。因为，其一，这种程序，是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的；其二，这种程序充分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创造与传播、创造与学习的一般规律或一般程序；其三，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大的转折时期，这种程序的适用范围都是极其广泛的，因而，它绝不是什么历史的特例或反常现象；其四，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所做的考察，远高于以原生性程序为标准所做的偏狭的考察；而从这一角度来考察，这种程序，当然就是有别于原生性变革程序的派生性社会变革的程序，因而也就是在一定条件下人类社会变革的一种特定的程序。
    十一、特征之六：暂时性。派生的时代，必然会有派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但这条道路，却又不是贯穿于派生的社会变革时代之始终的。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外力的决定作用，就其固有属性和实际效果而言，恰恰在于推动落后社会逐渐摆脱其内力匮乏的状态，而落后社会一旦汲取了外来先进文明的最主要的成份，并由此而进入了内力充足（这当然只能是相对的）的状态，那么，其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所进行的自主性的变革，即原生性的自我变革，便成为了最主要的发展形式，因而，这一社会也就在新的基础上，从派生性的发展道路，重新走上了原生性的发展道路。在这之后，这一社会所处的时代，就其起源而言，仍然是派生的，但这一社会所走的道路，却已具有了原生性道路的性质。由此，我们不能不说：暂时性，这也是派生性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特征。
    十二、特征之七：延续性。落后社会在由派生性发展道路转上原生性发展道路之后，由于其内力的进一步充实及向外部先进社会的学习都还要有一个重要过程，所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其社会发展的道路，仍然会有相当的派生性。落后社会即使是在走上了原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之后，也还可能会重新陷于内力匮乏的状态，因而也就还有可能重新走上派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特别是，在世界近现代史和当代史上，一方面，由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处于完全的内力充足的状态，另一方面，更由于全球性的普遍联系的形成、发展与强化，所以，不仅以派生的方式进入新的变革时代的落后社会的社会发展，必然会始终具有某种程序的派生性，而且即使是原生的或派生的先进社会的社会发展，也必然会具有某种程度的派生性。这种普遍化或泛化了的派生性的社会发展，一方面已经成为了人类各社会加速发展的一种愈益重要的因素和方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各社会最终融合为一个真正统一的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因而，也就是实现人们所预言的“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③④《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4、431，436-437、451页。 着重号是书中原有的。
    ②⑥⑨《马恩选集》第2卷，第111-112、207，206、68页。着重号是书中原有的。
    ⑤至于大工业与本世纪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请参见拙着：《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04、585-595页。
    ⑦参见拙着：《再论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问题》，《理论学刊》，1991年第4期。
    ⑧详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80页，《马恩选集》第2卷，第220、255-256页，《马恩全集》第2卷，第634页，《马恩全集》第20卷，第677-678页。
    ⑩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传播文明。详见《马恩全集》第4卷，第389、424、517页，《马恩全集》第8卷，第571页，《马恩选集》第2卷，第70-73页。
    （11）参见拙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与近代爱国主义》，载吉林省史学会1983年度《史学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