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又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道”。认为“道”是不变的，也是要变的。“道不极则不变”，（28）“道贵乎因时制宜……适时而变”，“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29）这即是说历史发展要求“道”变的时候，那么“道”就应该变，也必然要变，可见他与那些以卫道排外，拒绝变法的顽固派是针锋相对的。
    中国的传统观念不屑于言“器”的历史作用，王韬则反之。前已述及，他对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正迅速地缩小和改变着世界，印象极为深刻。“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30）由此他认识到，“器变则道无不变”，器变是道变的先导，也是历史发展的先导。他把传统上视为“奇技淫巧”的科学技术称为“实学”，说诗赋词章之类是“空学”，呼吁国人学习和引进西方科技，以增强国家的实力。他非常重视近代新式武器的出现在军事上的意义和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在《普法战纪后序》中说：“西国行兵专恃火器，其制独精于天下。自有火器之用而良、平无所施其谋，贲、育无所逞其力，苴、武、起、牧无所行其法。凡所谓修陈固列，编伍补阙，坐作进退，骑射击刺，尽举而废之、而惟收功于一发。两军交轰，万马腾蹴。雷激电骇；骨灭肉消；须臾之间，数十里之内，百余万之众，无不糜烂摧崩，同归于尽，极其所至，几不难胥人类而歼之矣，其不仁何如哉！普、法两国火器之精甲欧洲，蔑士外之战一日而丧者十万，嗣后普之所以胜法者，无非假火器以为功……，自是而诸国效之，变本加厉，将来火器之惨烈，必至无所底止。噫！此非仁者之所忍言也。杀机肆，生理绝；天心仁爱，必当穷而有转机，则火器之废将必不远。”他预见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和竞赛将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同时也坚信“火器之变极于今日，火器之废必在后日。”（31）人类总有一天要消灭战争、消灭武器，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
    下面我们来探讨王韬《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等书的编撰，对中国近代史学及其理论所产生的意义。
    王韬的史学实践是史学经世思想发展的产物，他治外国史的动机很明确：“夫自东西通商以来，留心时务者，固宜师其所长，而攻其所短，明其情伪，揽其形势，悉其民风俗尚，知其山川物产，而于其古今来之盛衰强弱，沿革升降，探其源沂其流，然后我可以蹈瑕伺隙以制之。”（32）来到国外，“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他不仅仅做了一个普通的观光客，而是时时想着“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大地正风尘，”以“尚戴头颅思报国，犹馀肝胆肯输人？”（33）的忧国“用世”之心，作为研究者，“每日出游，遍历各处”，“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强弱”。（34）仔细考察了“域外诸国”的历史与现状。他“初抵伦敦，即致书法国学士儒莲，谓宜撰成国志，俾二千年以来事迹，犂然有所发明，得昭示海内，此亦不朽之盛业”。（35）回国后，洋务派官员、江苏巡抚丁日昌将“自米利坚人原本译出”的《地球图说》寄广东，命人“增辑史事，裒益近闻，着为定本”，王韬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外国史译本尚缺法国史，而“知法国即知欧洲”，于是他首先以半年时间编纂完成了《法国志略》十四卷（后增订为二十四卷）。这期间“忽听津门之作难，旋闻普国之构兵，握椠踌躇，忧喜交集”，他意识到，国际风云的变幻，与祖国的安危攸攸相关，“法弱而英势孤矣，此欧洲近时将变之局也，窃以为此正天与我中国振兴自励之机也”。（36）遂密切注视普法战争，“午夜一灯，迅笔瞑写”，将及时记录、分析战局的文字，连刊于香港《华字日报》，战争一结束，他的《普法战纪》十四卷（后增订为二十卷）也随之告成。“求法之所以衰，俾便为中国之殷鉴。”（37）王韬的一系列史学活动始终没有离开以“用世”救国为宗旨的史学目的论。在这种理念指引下，如果说魏源的《海国图志》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利用当时所能接触到的、来自西方的有限材料编撰的第一部世界史地志的话，那么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则是最早跨出国门的中国人，经过对西方国家的实地考察，利用比前人更直接、更丰富的材料与信息所编撰的外国国别史和当代战争史专着。所以史家的历史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了。王韬记他与日本史学家重野安绎的一次谈话说：“重野谓予曰：或序先生之文，谓为今时之魏默深。默深所着《海国图志》等书，仆亦尝一再读之，其忧国之心深矣。然于海外情形，未能洞若蓍龟；于先生所言，不免大有径庭。窃谓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余曰：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鹿门曰：魏默深血性人耳，得先生继起，而后此说为不孤也。”（38）在《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中，王韬对西方国家的体察确已从器物的层面开始进入到思想、制度的层面。他最早向国人介绍、并积极评价了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理论和法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亦最早采用比较方法，将中外的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几种政治制度加以对照分析，结合历史事实，阐述其利弊得失，揭示出社会发展的方向与趋势。王韬的史着问世后，大受社会欢迎，上至洋务派高官如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下至维新派精英，“当今名公伟人皆誉之不容口”。（39）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西学书目表》和《史学书目提要》中对《普法战纪》大力推荐。唐才常在《湘学报》史学专栏中，更将《法国志略》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列为必读书。这两部着作又很快传到日本、越南、朝鲜等国，“日本陆军文库别为刊板，行于国中”，日本学者称“《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王紫诠发生，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为当世伟人矣。”（40）可以说，王韬的经世、救国的史学目的论确实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功能效应。
    王韬对中西史学都有研究，都有批评，他是最早尝试把两者不同特点加以融汇贯通、互为补充，“以成一家之言”的中国史家。在《重订法国志略·凡例》中，他指出“欧洲各国素无史职，记载阙如，近代始有私史，其所以搜罗佚事，网举旧闻，大半出于教士之手，其书又不谙体例，详略失当，近今所译于中上者，惟纪国俗舆地物产而已，事实未备，兹为之补其所缺失，而后一国之典章制度灿然以明。”中国“史书所载原以专叙历代治乱沿革、天地变异，而于国势民情则略焉不讲，盖已包蕴于其中矣，西史则间及国间琐事，如发明一事、创造一器，必追原其始，以觇人材之进步，制作之源流，此亦纪载所不可废也。”在给丁日昌的信中，他说明了自己是如何根据所寄《地球图说》中的《法国图说》改编《法国志略》的：“特是中西着述各具体裁，志欧洲者地理必兼政事，以文献无征，考稽莫自，轶闻遗蹟，类多淹没而弗彰。自山川郡邑物产民风而外，寂寥数语，罔所取材，不足以资观者之益，势不得不博采旁搜，钩稽贯串，补苴罅漏，网罗见闻，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以成一家言。”（41）王韬肯定了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制度健全、体例贯备、“历代治乱沿革”的记载比较完整等长处，同时又主张摒弃落后、保守的观点，批评那种“甘坐因循，罔知远大，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第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外域”的“中士之蔽”。（42）他认为治史的视野应该开阔，取材应该广泛，方法应该多样。“裨史虽与正史背”然“足以扩大见闻”；“野乘亦可怡情，艺谱亦为秘帙，山经舆论各专一家，唐宋文人，类以此自传”，历史研究可“取资于裨史，折衷于正史。”（43）居英时他还曾希望与法国汉学家儒莲合作，利用国外资料来补正、考订、重撰元史。至于编撰外国史，他更注意到“以西国事迹之详，莫详于邮报，舆地之备，莫备于杂记。必须荟萃众籍，挹注群言，参之访谘，益之以阅历，然后斯成大功矣。”（44）对西方史学的长处，他有所领会、有所吸收。譬如，他虽然尚未明确提出写“民史”的主张，却认识到“国势民情”与“民间琐事”“亦纪载所不可废”，反映出要求改造以君主为中心的中国旧史学的愿望。他虽然还没有自觉掌握科学的分析方法，却也力图“探本穷原”，用人心向背、制度优劣，风气得失等内在因素来解释“法之所以盛”、“法之所以衰”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他又用整体历史的观点评价普法战争，指出其为“欧洲全局之枢机”、“欧洲变局之所由来”，并提出了一套颇有见地的“均势”理论：“以英、法、普、俄四者并峙，可以维持欧洲，互相牵制，以幸无事。四者之中弱一个焉，则必不能成鼎足之势，事变之来，所必然也。”（45）受西史的影响，他的书文字一反旧史的抽象、枯燥，而比较生动、形象，有可读性，其中许多历史细节的描述尤为珍贵。如在《普法战纪》里面，他写了普军师毛奇“与士卒同甘苦”，夜息觅不得宿处；写了法小童在“普军排班入城之际，毅然拾石击之”；写了普军“可纳弹三十七枚”的八轮“墨迭而鲁士炮”；写了法京城被围时的菜市价格；写了师丹战场“折肢、裂体、剖腹、披肠”的残酷情景；写了普法伤兵战场邂逅，“忘胡越置死生◆向谊”的动人事迹。他第一次把法国军民在街头高唱的《马赛曲》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第一次把巴黎公社事件活生生地载入由中国人编撰的史册，使读者耳目一新。
    四
    王韬对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方法有继承，有改进，有创造。在《法国志略》中，他用类似“纪”的写法，写了法国自古以来的历史，又用“纪事本末”的写法，围绕重大事件，写了法国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在介绍法国的典章制度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时，他把“志”的写法加以拓展，列了名号、统系、职官、国用、税务、国债、银肆、商务、国会、民数、礼俗、学校、学术、教会、兵籍、车路、邮政、刑律、水利等十九篇，曰“广志”。又作为补充，创造了一种称为“广述”的写法，记载法国古往今来的许多佚事逸闻，如“始通中国”、“探察西半球”、“探察南冰洲”、“新制铁甲船”、“秋鞑戏”、“葡萄酒”、“赛鸽会”等等。在《普法战纪》中，王韬则把“纪事本末”的写法进一步发挥，“博采旁搜，网罗繁赜，虽志普法两国，而于欧洲列邦形势情实，赅括无遗，诚欲阅者，即普法而知欧洲也。”（46）他还在两部着作中把中国史书的篇后“论赞”写法改为灵活穿插，夹叙夹议，而且不仅有作者的评论（“逸史氏曰”），还有外国史家的评论（“外史氏曰”），使“史”与“论”结合得更为自然，给读者以更多的启发。
    王韬史学实践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其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识到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分割的，“中国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国之士通今而不知古，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为先。”（47）他把史学研究的对象从古伸延至今，而研究的重点则“以通今为先”。当普法战争爆发之际，他即以史家兼时政家的敏感，抓住了这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国际性事件，作为研究课题，几乎与事件的发展同步，进行研究与写作，并向世人及时提供研究的成果。由于当代人写当代史，作为认识主体的史家可以直接面对客体，从而大大扩展和丰富了史料领域，缩小了历史认识所固有的限制。王韬的研究见强于两个方面。一是利用了他对法国进行过实地考察和采访这个前人不曾获得的条件。他说：“余三年中往还皆取道于法境，故得两经法都，览其宫室之雄丽，廛市之殷阗，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强，未尝不叹其外观之赫耀也。及徐而察其风俗之侈靡，习尚之夸诈，官吏之惰骄，上下之猜忌，亦未尝不虑其国不可以为国。”（48）正因为他掌握了很多第一手的材料，才使他关于“法之盛，法固有以致之，法之衰，法亦自有以取之，并不得为弱法者咎也”的史论显得坚实可靠，无可辩驳。二是大量采用西方近代新闻传播媒介--报纸电讯所提供的信息入史。王韬既是史家，又是报人。他非常重视报刊的作用及其史料价值，说“西国政事上行而下达，朝令而夕颁几速如影响，而捷同桴鼓，所以然者有日报为之邮传也。国政军情，洪纤毕载，苟得而遍览之，其情自可了如指掌”。（49）又说：“当魏默深撰《海国图志》时，西事之书，无可采撷，甚至下及马礼逊《每月统纪传》，修辞饰句，蔚然成篇，其用心亦良苦矣。今日者，《遐迩贯珍》刊于香港，《六合丛谈》刊于上海，《中外新报》刊于宁波，其他如《七日录》、《近事编》、日报邮传，更仆难悉。虽言非雅驯，而事堪考核。”（50）他的《普法战纪》所用材料“大半采自日报”，（51）其中主要是“随见随译”的英国邮传电报，里面有交战两国的官方和民间言论、外国舆论，有战争态势、战役经过，军队装备、伤亡情况的报道，还有围绕战争的各种社会新闻，这些材料许多出自一线的战地记者之手，内容丰富、具体，信息直接、迅速，为王韬的史着大增其色。将历史学与近代新闻学相结合，王韬的这番开拓在我国史学史上贡献很大。后来的梁启超又将新闻学与史学的结合进一步发扬，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撰历史名着《欧洲战役史论》，其研究和写作方式，与王韬的《普法战纪》可谓一脉相承。
    注释：
    ①王韬：《中外合力防俄》，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四。
    ②王韬：《变法上》，见《弢园文禄外编》卷一。
    ③忻平：《王韬评传》。
    ④王韬：《介合将混为一》，见《弢园文录外编》卷⑤王韬：《普法战纪后序》，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八。
    ⑥王韬：《洋务上》，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二。
    ⑦王韬：《法越交兵纪序》，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
    ⑧王韬：《跋上海字林西报后》，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十。
    ⑨王韬：《变法上》，见《弢园外文录编》卷一。
    ⑩王韬：《重民下》，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11）王韬：《杞忧生易言跋》，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
    （12）王韬：《变法中》，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13）王韬：《答强弱论》，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七。
    （14）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
    （15）王韬：《原道》，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16）王韬：《法国图说序》，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八。
    （17）王韬：《普法战纪代序》，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八。
    （18）王韬：《重民上》，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19）王韬：《重民中》，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20）王韬：《达民情》，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三。
    （21）王韬：《普法战纪前序》，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八。
    （22）王韬：《与邹梦南观察》，见《弢园尺牍》。
    （23）王韬：《原道》，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24）王韬：《漫游随录·伦敦小憩》
    （25）王韬：《原道》，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26）王韬：《地球图说跋》，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十（27）王韬：《华夷辨》，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十。
    （28）王韬：《杞忧生易言跋》，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
    （29）王韬：《答强弱论》，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七。
    （30）王韬：《原道》，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31）王韬《火器说略后序》，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八。
    （32）王韬《上当路论时务书》，见《韬园文录外编》卷十。
    （33）王韬：《漫游随录·伦敦小憩》
    （34）王韬：《弢园老民自传》，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
    （35）王韬：《法国图说序》，见《 弢园文录外编》卷八。
    （36）王韬：《上丁中丞》，见《弢园尺牍》。
    （37）《扶桑游记·冈千仞跋》
    （38）王韬：《扶桑游记》上册。
    （39）王韬：《普法战纪代序》，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八。
    （40）《扶桑游记·冈千仞跋》
    （41）王韬：《上丁中丞》，见《弢园尺牍》。
    （42）王韬：《代上丁中丞》，见《弢园尺牍》。
    （43）王韬：《呈严驭涛中瀚师》，见《弢园尺牍》
    （44）王韬：《代上丁中丞书》，见《弢园尺牍》。
    （45）王韬：《普法战纪前序》，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八（46）王韬：《普法战纪·凡例》
    （47）王韬：《洋务在用其所长》，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三。
    （48）王韬：《法国图说序》，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八。
    （49）王韬：《上丁中丞》，见《弢园尺牍》。
    （50）王韬：《代上丁中丞》，见《弢园尺牍》
    （51）王韬：《普法战纪·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