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何能够篡夺革命政权，荣登总统宝座，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但是，西方传教士何以最终撤回了对孙中山的支持而选择了袁世凯，史家却鲜有论及。有感于此，本文拟透过传教士赴华的动机及其复杂的中国社会背景，对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初叶的宗教，在社会和政治所起的作用乃比今天要大得多，基督教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精神信仰，还包括与西方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价值体系。这样，西方赴华传教士的宗教文化活动，其实质是“在中国传播全新的生活方式”，（注：M.沙勒尔：《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M.Schaller,TheUnited States andChin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1979年版，第14页。）他们不仅要使“异教徒”皈依上帝，而且企图将西方的政治法律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全面移植于中国。因此，对于封建专制、腐朽愚昧的清政府，传教士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武昌起义爆发后，当西方外交官们还在因中国政局的扑朔迷离而游移观望，商人们还在为社会的动荡而惴惴不安时，传教士们却在充满激情地欢呼：“新时代的日出似乎已经带来了黎明，……新生活的萌芽终于同时绽开。”（注：J.瑞德：《传教士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JamesReed.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1911-1915），哈佛大学1983年版，第125-126页。）他们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都是在向好的转化……传教工作和基督教思想，将再不会受到歧视”。（注：《外国传教期刊》（The Foreign Mission Journal）1912年1月，204页。）为了影响西方社会舆论和政府对华决策，他们不断通过书信和文章介绍辛亥革命的真相和自己的观点，并在公众场所、大学校园和教堂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然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西方传教士却逐渐放弃了对孙中山的支持，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他们认为袁世凯是中国最强有力的、最能干的政治领袖，他的领导将提供扩展传教活动所需要的那种稳定体制。（注：V.米塔洛：《美国传教士、孙逸仙和中国革命》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67辑，1978年5月，第261-282页。）
    那么，为什么传教士会选择袁世凯并最终舍弃孙中山呢？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在些学者往往只是强调袁世凯的经历、军事实力及其耍弄阴谋的才能。当然，此类诠释确属袁世凯得以上台的重要原因，但却不能完全解释传教士的选择。
    就个人经历而言，袁世凯虽因镇压义和团的经历及其“开明”的声誉而倍受传教士的赞赏，但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本身便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接受过西文明的熏陶，而且他们还尽量与外国教会维持一种友好和谐的关系。从军事实力来看，尽管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六镇是当时国内实力最强的军队，但他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凭籍武力强行平定南方各省的程度。而且，从军队的数量、士气和人心向背等各的因素综合看，袁世凯未必占有优势。对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评论说：“运动已发展到如此广阔的范围，对袁世凯这样一个具有实际见识的人来说，任何以武力镇压运动的企图大概不会具有很大的成功希望。”（注：朱尔典致格雷爵士函，胡滨译：《英国蓝皮收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页。）至于说袁耍弄政治手腕，确属事实。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西方列强和传教士的支持，之所以能够“荣登”总统宝座，决不是简单地耍弄政治手腕的结果。
    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曾于1909年对塔夫脱（WilliamH.Taft）总统说：“我们不会只干对中国有利的事”。英外相格雷（Edward Grey）在致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函件中也表达了类似意思。他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来保持贸易上的门户开放，至于什么人来组织政府，对我们并无关重要。”（注：[美]薛君度：《人物、政治与外交--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香港]三联书店局1984年版，第60页。）对于西方传教士来说，在对华政策方面，也许会比英美两国政府更少一些实用主义或更多一点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传教士的取舍主要在于他们谁能有效地稳定中国政局，并结束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以满足传教利益的需要。因此，我们有必要就下面两个方面作一些具体的考察。
    二、革命的“反满”色彩使袁世凯为各派政治势力所瞩目
    反满思想在清朝入关后，便深深地根植于汉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它既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投身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又是他们用来动员群众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早年孙中山的排满思想不免有些偏狭之见，同盟会成立后，其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并逐渐将排满与救亡图存，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寓联满于排满之中。但是，大部分革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并未达到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境界，在他们的民族意识中，仍然掺杂有偏狭的种族主义色彩。
    毫无疑问，宣传革命排满，利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材料来鼓动反清情绪，这对于发动群众，反对封建专制和救亡图存，确有必要。武昌起义爆发后，一月之内，响应者十余省，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反满复汉心理，显然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过分宣传满汉矛盾，煽动仇满心理，又使辛亥革命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为袁世凯提供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