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辛亥革命的“反满”色彩，使袁世凯很快便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并使之成为稳定中国政局的强有力的人选。
    敦促袁世凯复出的请求首先来自于清廷。就清政府而言，当时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内部一片混乱，这时，如能得到袁世凯的帮助，当可以收到“以汉制汉”，事半攻倍之效。当然，重新起用袁世凯，对清政府来说，未免有饮鸩止渴，养虎遗患之虑，但当时它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早在四川保路风潮方兴未艾之际，西方舆论便频频敦请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以稳定中国政局。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司戴德（Wilard Strajght）便扬言：“如果清朝获得象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注：H.克罗莱：《司戴德传》（HerbertCroly,Willard Straight），纽约1925年版，第418页。）在清廷内部，与袁世凯私交甚笃的满族权贵也力主起用袁世凯。于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不得不孤注一掷，将宝押在袁世凯身上，希望他能扮演匡扶清室的“中兴名臣”。
    就革命派而言，由于袁的汉人身份以及他同满人某些权贵的矛盾，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袁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革命事业。并且天真地认为：“袁此次出山无甚关系，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注：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8页。）
    1911年11月8日，黎元洪以湖北全省士民的名义致书袁世凯，劝他赞助民军，并表示：“公果能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选举时，第一任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注：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4期，第125页。）次日，黄兴亦致信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华盛顿拿破仑之事功”。（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91页。）11月16日，南北议和酝酿期间，孙中山也从巴黎致电军政府说：“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日巩固国基。”（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版，第928页。）对于“推袁”的动机，孙中山后来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当时最大的隐忧就是清政府一旦获得外国的援助，便有可能出现“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的局面，革命有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因此，他认为利用袁世凯迫使清帝及早退位，是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策略。即使“袁不可信”，也应“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注：《胡汉民自传》，台北1953年版，第54页。）并说：“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注：《孙中山全集》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9页。）孙中山的上述解释，显然是源于对时局的基本估计：（1）革命派当时难以在军事上迅速取胜；（2）旷日持久的对峙状态，有可能引起西方列强的干涉并导致革命的失败。因此，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思想的主导下，孙中山同意了“推袁”之举。
    至于袁世凯，则充分利用革命党人的排满心理，以调和者自居，诱使革命党人“和平了结”。他说：“兵者汉人，受蹂躏者亦汉人，反正均我汉人吃苦。”他还以超然民清两方的口吻说：“且看政府行为如何，可则竭力整顿，否则再行设策以谋之。”（注：《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78页。）
    于是，在中外一片“非袁不能收拾”的呼声中，会集于汉口的各省代表，于11月30日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注：《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辑，第71、73页。）可见，“推袁”局面的出现，是形势使然，是“革命排满”的产物，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左右的。传教士对袁的选择，其原因也在于此。
    三、袁世凯对革命形势作出的实用主义反应
    从武昌起义的爆发到南北和谈，西方传教士的同情心一直是在南方。尽管后来随着袁世凯的上台和孙袁矛盾的加深，传教士逐渐撤回了对孙中山的支持，但直至1912年初，传教士仍对孙中山抱有好感，并对新生的共和国充满了幻想。如果袁世凯坚持将自己的命运和清廷联系在一起，那么，他的政治生命也许将随着清王朝的倾覆而终结，他也不可能得到传教士的支持。但是，他并没有使自己成为清政府的殉葬品，而是利用了革命形势，并对不可抗拒的革命潮流作出了实用主义的反应。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立即清醒地认识到：“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兵力所能平定。”（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69,289页。）因此，他在复出前，便向清政府提出了包括“宽容事变参与者”的6项条件，企图通过和谈，达到“不战而屈大敌”的目的。而革命方面也希望“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因而双方都有和谈的意愿。问题在于，到底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共和？如何确定国家的政体？这是和谈的症结所在。
    毫无疑问，袁世凯复出后，充分施展了其纵横捭阖，玩弄政治权术的才能。他一方面倡言君主立宪，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一方面又利用革命党人的要求，勒逼清帝退位。但不能据此认为，袁世凯没有作出过保存君主制的努力和某些必要的让步。
    12月8日，袁世凯在接见南下和谈代表时曾表示：“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379页。）当然，仅仅根据袁世凯的自我表白，或仅仅从道德的角度来对这个问题作出结论，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对于袁世凯来说，他主要关心的，自然不是政权的形式，而是政权的内容，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只要“权操自我”，他都可以接受。
    但是，如何“权操自我”，袁世凯是有所考虑的。最理想的，当然是“保存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注：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79页。）这样，既履行了自己效忠清廷的诺言，以免留下“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的诟名，又不影响自己的实际利益。
    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帝国主义的态度。袁世凯复出后，曾就未来中国的政体问题征询了各国公使的意见。俄、日、英等君主国代表都强硬地主张保存君主制度，美、法国等共和国代表也认为中国暂时还不适宜实行共和政体。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甚至向袁世凯表示，清朝政府一旦被推翻，日本将实行干涉。
    然而，由于南方的强烈反对，以君主立宪制作为谈判的基础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北方和谈代表便提出召集“国民会议”解决政体的方案，企图借助“民意”转圜，为袁世凯“分谤”。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对此解释说：“自武昌起义之后，我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注：章开源、林增平：《辛亥革命运动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
    但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坚持在实现共和的政治基础上同袁交涉，否则将挥师北伐，革命阵营内部的立宪党人也转变态度，促请袁世凯尽快赞成共和制。1912年1月上旬，张謇密电袁世凯说：“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
    至此，南北和谈已临近摊牌，袁世凯面临着“战”与“和”的选择。是继续坚持过去的立场，拒不接受南方的和谈条件；还是以形式上的让步，换取实际权力？在得到孙中山“让位”的保证后，袁世凯终于摈弃了清政府，接受了共和制，从而窃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并赢得了西方传教士的喝采。
    除上述因素外，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的威胁，这也是传教士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最终选择袁世凯的重要原因。对此，史家过去多有议及，且意见较为一致，故本文在此略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