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考据学是中中国传统史学的辅助学科。中国传统考据学的历史发展，同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纵向考察中国传统考据学的历史发展，对于研究不同时期的学术文化特别是史学发展情况，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国传统考据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西周、春秋及战国时期。它同西周、春秋至战国时期社会的深刻变化与历史学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政权的更替、社会的演进，必然促使人们回顾历史，研究历史，思考历史，历史的发展对历史学的兴起提出了要求。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们在历代积累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编制了《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等历史着作。编撰历史着作必须搜集真确可靠的史料，要取得真确可靠的史料就必须考据。史学的发展直接促使其辅促学科考据学萌芽。考据学萌芽又同西周、春秋至战国时期天命鬼神观念的动摇与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动荡的时代，动荡的社会，动荡的人生，使人们逐渐抛弃天命鬼神之类的陈腐观念而重视人事，唯物主义思想开始发展起来。简单地从天命中引出关于社会变动的原因的答案，已经解决不了人们思想的疑虑与困惑，因而转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思考。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天命鬼神观念的动摇与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为考据学的萌芽奠定了思想基础。考据学的萌芽还同西周、春秋至战国时期思维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易传》要求人们在观察自然与社会时进行思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从而“知幽明之故”②，做到“观于天文，以察时变，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③，把初浅的感性之知加以比较推度，综合考核，进而认识事物极细微的运动变化和深奥的抽象之理，形成深刻的理性之知。思维的发展导致考据学的萌芽。
    中国传统考据学的萌芽大致可分两个阶段，西周、春秋是萌芽的始发阶段，而战国则是萌芽的初步发展阶段。西周宋国正考父对《商颂》的校勘是文献记载的最早的考据工作。春秋后期的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考据工作，如他在编定《诗》、《书》过程中对其内容进行考据，在编撰《春秋》过程中对某些具体史事进行过考据。正考父的校勘和孔子的考据标志着传统考据学已经萌芽。战国时期，这种萌芽得到了初步发展。如战国时期，诸子在互相诘辩中对某些史实进行过考据，孟子考辨过文献记载的商纣王暴行的问题，韩非考辨过有关尧舜的史实。又如战国时期随着典籍的编纂出现了早期史注，在早期史注中对文字的辨正，对词义的训释，对典制名物的诠解，对篇章的阐释，扩大了考据的范围。又如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训诂书。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尔雅》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训诂书④。该书辑录了大量古代语词，对有关文献中的名物、典制、史实等进行阐释。战国末年孔鲋又编撰了《小尔雅》。《尔雅》和《小尔雅》的出现反映出考据学的萌芽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汉代是传统考据学的形成阶段。汉代的科学文化得到了巨大发展，天文、数学、历法、农学、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科学文化的发展为考据学的形成奠定了科学基础。汉代是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时期。《史记》、《汉书》的编撰标志着古代史学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书都是组织严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长编巨制，两书的作者都重视在广搜博采各种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辨工作。史学的发展直接促使其辅助学科考据学形成。汉代进行了大规模文献整理工作。刘向父子在校雠群书、整理文献过程中，运用文字、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手段，勘定讹误、辨明真伪，考论内容，剖析源流。文献整理工作直接导致考据学的形成。汉代经学非常发达。经学家在训释经义中往往搜集大量材料训诂名物，诠解典制，为经典作注的风气盛行。据《汉书艺文志》和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所载，汉代学者对经典注释的着作近二百种。其中特别是古文家在注释经典时，对有关资料进行补充、比较、排纂、诠解、评论、辨证，这些工作与考据联系在一起。所以，有的学者称汉代“古文家以考证为先务”⑤。汉代经学的发达特别是古文经学的昌盛对考据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汉代是传统考据学的形成阶段，这首先体现在汉代考据的学者甚多，司马迁、班固、刘向、刘歆、杨雄、许慎、王充、马融、贾逵、郑玄、高诱、服虔、刘熙等在各自的学术研究中作了大量的考据工作；其次体现在汉代已经出现了考据学着作，刘向的《别录》就是我国第一部考据学着作。刘向每整理一部文献，都要撰写一篇书录，每篇书录实际上是一篇考据短文，汇集了作者整理该书时的考据心得和成果。《别录》一书就是由许多这样的单篇考据短文汇编而成，故它是对先秦至西汉的全部文献进行系统考据的考据学着作；再次体现在汉代学者考据的方法已经比较严密，如本证法、音证法、他证法、理证法等校勘方法，以及辨伪的方法，汉代学者已经使用。汉代学者也着力探求史料写作人的原意和所记史实的可信程度，即进行内考据的工作，王充的考据方法已经显示出诸如形式逻辑的归纳，推理等因素⑥。因此，从整体上考察，传统考据学在汉代已经形成。后代学者往往把考据学称为汉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考据学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一时期社会动乱，南北对立，战乱频繁，玄学盛行，汉代昌盛的经学衰落了，而经学的衰落也导致经义考据的衰落。在经学衰落的同时史学却得到了初步发展，然而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却决定史学的发展存在许使多局限，如分裂动荡的环境使史着中存在不少彼此歧异、史实讹误的问题；门阀士族的统治使史着中盛行褒贬人物的风气；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使史书中出现大量曲笔；各种思想的流行使一些史书内容荒诞；浮丽的文风使一些史书内容空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史注得到了巨大发展，出现了一批史学名注，如韦昭的《国语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裴骃的《史记集解》，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等。这些史注校勘文字，训释语词，考定地理，诠解名物，拾遗补阙，辨明史实，考辨异闻，纠纰攻谬，作了大量考据。史注考据的发达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考据学发展的时代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考据的风气比汉代更普遍，出现了一大批在考据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如韦昭、郭璞、张揖、徐广、谯周、晋灼、杜预、束晳、孔晁、孙盛、裴松之、裴骃、郦道元、江式、刘昭、陆澄、刘孝标、颜之推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学者们考据的材料比汉代更广泛，考据中征引的文献材料大大增加。如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达二百一十种，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书达四百多种，郦道元《水经注》引书达五百多种，这些史注还大量征引了诏令、文告、奏疏、诗赋、文章及其它文献材料。又如调查研究的材料被运用于考据中，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都采用过调查研究的材料以考辨史实。再如地下材料也被运用于考据中，汲冢书被发现之后，司马彪曾据以考证出谯周的《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⑦。魏晋南北朝学者们考据的方法比汉代更严密了，虽然在校勘、辨伪等外考据工作方面成就不大，但史注得到巨大发展而成为考据的主要形式。史注中固然包含着大量校勘辨伪等外考据的工作，但主要是对史料写作人的原意和所记史实可信程度进行考辨，即内考据的工作。一些学者将有关材料参互错综，形成了综合考据的方法。这一时期出现了考史专着，谯周的《古史考》就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考史专着。谯周认为，《史记》于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而纠迁之谬误”⑧。《古史考》对《史记》的一百三十篇都有考证，补充了《史记》的不足，纠正了《史记》的某些错误。随着考据学的发展，还出现了考据笔记，如晋崔豹的《古今注》分类汇纂材料，考辨名物、典制、地理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又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中，对文献校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总结，提出了校勘的若干原则，或根据字的形体以校定字误，或根据语法以校订脱文，或校正字的形体与音读，或通过词义训诂进行校勘，或根据同义词训诂以勘定讹误，或利用地下文物进行校勘，或对比不同版本进行校勘，或根据训诂书进行校勘，并主张不宜以晚出文字改古字，不要改假借字等。
    隋唐时期，政治统一，经济繁荣，中外交往频繁，学术文化发达。在魏晋南北时期得到初步发展的考据学，在这一时期继续向前发展。经义考据取得了巨大成就。如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对所收的十四部经典的着述顺序，传注起源、传授本末、注家姓名、音义述造等，一一考辨，“集音韵、训诂、文字、校勘、目录、考据于一书”⑨。又如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他撰《匡谬正俗》，论诸经训诂音释，辨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又如孔颖达主持修撰《五经正义》，“在诠释经注的同时，或辨章异同，或考证名物，或解释词语，或讲明语法修辞”⑩。史注考据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如颜师古的《汉书注》、李善的《文选注》、李贤的《后汉书注》、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通典》的自注等史学名注。这些史注，或明音义，或正史事，或详典制，或辨异同，或校文字，或考源流，在考据上成就很大。笔记考据“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11），出现了如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苏鹗的《苏氏演义》、李匡又的《资暇集》等一批考据辨证类笔记。在考据学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对考据理论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如刘知几在《史通》中探讨了关于考据理论的一些问题。刘氏论述了考辨古代文献的必要性，他根据事理，疑古惑经，根据文献，辨明史实，区分不同种类的史籍，分别各种情况进行考察。刘氏揭露了一些史书记事失实的原因，提出了一些考辨真伪的原则。刘氏认为，可以从成书时代考察，可以考察史书所记是否合理，可以考察史书所记是否自相矛盾。刘氏的论述对中唐以后的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唐以前，辨伪成就不大。中唐以后，随着新春秋学的兴起，辨伪开始受到重视，如着名学者柳宗元曾着专文以辨《鬼谷子》、《亢仓子》、《晏子春秋》、《鹖冠子》、《文子》诸书之伪。
    传统考据学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初步发展与隋唐时期的进一步发展，至宋代进入其繁荣阶段。
    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科学文化达到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极盛期。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即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就是宋代完成的。天文、数学、历法、医药、农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科学的发达为考据学的繁荣奠定了科学基础。宋代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时期，出现了一批史学名家，编撰了一批史学名着。史学的发展必然要求史家广泛搜集史料，进行认真审察考辨工作。如司马光选择那些较为信实者修入《通鉴》，而同时将不同记载及取舍理由与根据逐条加以说明，“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12）。史学的繁荣必然促使作为其辅助学科的考据学的繁荣。理学的兴起是宋代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理学对考据学的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抛开传注而直接从经文中阐发义理，这样导致了以训诂传注为主要特征的经义考据的衰落；第二，理学使宋代学者治学喜穿凿附会，乖离本书，带来空疏和义理化倾向，又因不信注疏，因此宋代史注考据成就不大；第三，宋代学者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古代经典，这种怀疑主义精神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萌动，这是“考据学得以发达起来的有利条件”（13）；第四，因不信注疏而重视对典籍本身的审察，因此在史实考辨方面成果众多。理学的兴起对考据学的影响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宋代，有利的一面是主要的。理学的兴起促使传统考据学向考辨伪书和考察伪事的方向发展。
    宋代考据风气盛行，考据范围广博，在考据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可谓举不胜举，如司马光、欧阳修、李焘、李心传、郑樵、朱熹、吕祖谦、洪迈、王应麟、马端临、胡三省等。宋代学者的考据已经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以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为例，此书于“九经诸子之旨趣，历代史传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工巨儒之诗文议论，皆后学所当知者”，“各以类聚考订评论，皆出己意，发前人之所未发，辞约而明，理融而达，该邃渊综，非读书万卷何以能之”（14）？宋代学者继承了刘向父子校雠群书，遍考文献的传统。如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对《汉书·艺文志》着录的图书进行宏观的综合考证。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是对文献典籍进行宏观考证的鸿篇。宋代学者不仅广泛考证古代文献，而且着力考证当代文献，如李心传的《旧闻证误》对宋代学者的着述作了大量考证。
    宋代考据的内容广泛，考据的成果非常丰富。宋代学者重视校勘、辨伪这些外考据的工作。他们所撰写的关于经史子集各类书籍的校勘记多达数十种。宋代进行过辨伪的学者很多，如司马光疑《孟子》，王安石疑《春秋》，苏轼疑《书·胤征》及《康诰》，苏辙疑《诗序》、《周礼》，吴棫疑《古文尚书》，郑樵疑《诗序》，洪迈、汪应辰非《周礼》，《孝经》，叶适不信《管子》、《晏子》、《孙子》、《司马法》、《老子》等，朱熹所指的伪书多达六十多种。宋代学者同样重视考辨史料写作人的原意和所记史实的可信程度这些内考据的工作。如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对史实的考辨甚多，又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对所征引的史料进行了广泛考辨。宋代出现了大量的考据学着作，以考证、考异、举正、辨讹、纠谬、识误、刊误、正误等为名的考据学专着为数甚多。宋人的文集与笔记中也包含着大量的考据成果。如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李心传的《旧闻证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等均为重要的考据笔记。在宋人的笔记中，有些虽然不是以考据为主，但其中也往往包含着不少的考据心得。宋人文集中的考据成果可谓俯拾即是，如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人的文集中包含着大量的考据成果。
    宋代学者考据的材料空前增多，考据方法日益严密。宋代学者除了广泛征引经、史、子、集各种文献材料外，还把金石材料运用于考据之中。欧阳修的《集古录》是第一部运用金石铭刻考辨史籍讹误的金石学专着，在约400 篇的《集古录跋尾》中，订正旧史之误达300余处。吕大临的《考古图》、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王黻的《宣和博古图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洪适的《隶释》、《续隶释》、黄伯思的《东观余论》、赵明诚的《金石录》，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等，都在运用金石材料考经证史方面作出了贡献。宋代学者在考据中广泛运用推理考证的方法和比较考证的方法。如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大量采用实录、杂史及其它材料，通过比较，订正正史记事之误。又如欧阳修辨《系辞》、《文言》、《说卦》等非孔子所作，一是找出比孔子更早的书证以断其伪，一是找出原文的自相矛盾之处以断其非。再如朱熹的考据往往是旁参互稽，综合各种说法，比较分析异同，然后得出结论。宋代学者重视搜集最原始、最可靠的材料考辨史实，金石材料的使用突破了从文献到文献的局限。在文献材料中，宋代学者也往往注意搜集最原始的，第一手的材料。如朱熹考文王革商的史实，就是以《诗经》、《尚书》为据。宋代学者对考据进行了新的概括和总结。郑樵在《通志》中撰写了《校雠略》这一专篇，对文献校雠工作进行了理论总结。朱熹把考据方法概括为“参伍错综”，他指出：“错、综自是两事。错者，杂而互之也；综者，条而理之也。参伍、错综，又自是一事。参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简而疏；错综所以极之，其治者也繁而密”。（15）元明两代，传统考据学处于中衰阶段。这一时期，理学日益导致史学研究的空疏和义理化倾向，学者文人“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16），“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17）。理学对考据学的消极影响逐渐成为主要的方面，理学的影响而形成的空疏虚妄的学风是考据学衰落的主要原因。元明时期，史学日益僵化、衰微，“空洞、虚妄而且庸俗，封建伦理观念极为严格”（18）。无论是正史，还是私着，无论是国史，还是野史，质量普遍不高，史学思想保守、僵化，编纂体例陈旧、刻板，史着内容庸俗、荒诞。史学的僵化衰微对考据学的衰落有着直接影响。“从明代开始，我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19）。科技发展的缓慢与停滞必然带来固滞与僵化，学者文人闭目塞听，埋头辞章，空谈性理，不务实际，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除热心科举外不愿探讨学术问题。科技发展的缓慢与停滞是考据学衰落的另一重要原因。
    元至明中期，只有少数学者进行某些考据工作。如元代吴澄在宋代吴棫、朱熹的基础上继起考辨《古文尚书》。元代李冶的《敬斋古今注》，刘世隆的《北轩笔记》，黄{K14601.JPG}的《日损斋笔记》，李翀的《日闻录》，郭翼的《雪履斋笔记》，都是“以考辨为主的笔记”（20）。明代宋濂撰《诸子辨》考辨诸子，共考先秦至宋代诸子之书四十四部。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考据不受重视，进行考据的学者不多，考据的成就远不能和宋代相比。
    明中后期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理学虽然仍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它既扼杀了早期理学中所包含的合理思想，又不能为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提出解决的方案，成为空疏、没落的意识形态，流弊日益严重，逐渐走向衰落。在此同时，一些爱国忧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摆脱理学的羁绊，“有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试图发扬儒学通经致用的优良传统以复兴经学；有的独辟蹊径，开创诸子之学的研究；有的则提倡研究各种‘切用于世’的学问（如农田、水利、河渠、盐政、田赋、漕运、边防等），讲求实用，注重‘实政’，有的则转向‘质测之学’的自然科学”（21）。这就是明代中后期的实学思潮。实学思潮是一种与理学思潮相对立的学术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