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分裂、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前逊于两汉、后不及隋唐，但是本时期的文化学术却承前启后、空前繁荣。尤其是本时期的史学由经学附庸而发展成为仅与经学相亚的显学，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硕果累累，蔚为大观，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先生这样说过：“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①虽然他将本时期说成“百学芜秽”尚值得商榷，但是他认为本时期“治史者独盛”却是很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史学极其发达和昌盛的时期。当时政治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固然是唐代史学空前兴盛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唐代史学之所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辉煌的成就，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影响。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情况及其成就，前贤时修多所论及。而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学对唐代史学的影响（亦即唐代史学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继承和发展）这一问题，学界迄今尚欠较系统、较全面的论述。有鉴于此，笔者拟于本文中就这一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一、史学理论方面的影响
    我国虽然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史学理论的传统，史学素称发达，但魏晋以前史学一直未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先秦两汉时期也一直未能建立起系统的史学理论。在先秦诸子和两汉学者的有关着述中，虽然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史学批评和历史编纂方面的论述，但那只是偶而为之，既不系统，又不全面。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的独立和繁荣，史学理论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晋人何琦《论三国志》、徐众《三国志评》②和北魏人卢元明《史子新论》数十篇③等许多史学批评着作，而且还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着--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此篇的产生是千百年来，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篇的理论阐述虽然还比较简略，但它毕竟建构起系统的史学理论框架：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史学的社会功用及我国史学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比较深入地总结了我国古代的历史编纂理论，评判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得失；并特别提倡“信史”、“直笔”的历史编纂原则，阐述了作者的史学思想。无疑，此篇所建构的系统的史学理论是作者刘勰对自古以迄当时史学发展状况的理论总结。这套史学理论体系对其后的史学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这部空前的史学理论巨着就是在《文心雕龙·史传篇》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如果把《史通》比喻为我国古典史学理论的一座大厦，那么可以说其框架结构就是以《文心雕龙·史传篇》为蓝图而设计的。
    《史通》一书诚为当时史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然而若将其与《文心雕龙·史传篇》加以对照研究，就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史通》一书基本上没有超出《文心雕龙·史传篇》的理论框架范围，只是在《文心雕龙·史传篇》的基础上进行了更细致、更具体、更深入的论述。范文澜先生就曾指出：“刘知几推崇《文心雕龙》，自谓已能融会贯通，得其要领。《史通》一书，即根据《文心雕龙·史传篇》的要旨，详加发挥。”④程千帆先生也曾指出：“自《春秋》凡例以下，以迄《文心·史传》之篇，一鳞一爪，何莫非子玄（刘知几）之所取资？”⑤这高度概括了《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史通》的影响，说明《史通》一书是刘知几借鉴、继承并进一步发展《文心雕龙·史传篇》所建构的史学理论体系的产物。
    刘知几本人非常推崇《文心雕龙》。他曾把自己撰写《史通》与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相比拟。他在《史通·自叙》中说：“词人着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淡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蒂（{K14201.JPG}）芥者矣。”据此可知，刘知几本人也承认《史通》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文心雕龙》的启发和影响的。
    关于《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史通》在内容上的影响，范文澜先生曾具体分析比较说：“……《史通》首列《六家篇》（《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特重《左传》、《汉书》二家；《文心》详论《左传》、《史》、《汉》，其同一也。《史通》推扬二体（编年体、纪传体），言其利弊；《文心》亦确指其短长，其同二也；至于烦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刘勰）已开其先河。至如《浮词篇》‘夫人枢机之发’至‘章句获全’并《文心》之词句，亦拟之矣。”⑥《文心雕龙·史传篇》有云：“至于寻烦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迄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对此，范文澜先生注释说：“《史通》全书皆推演此四句之义。孰谓彦和此篇是敷衍足数者？”⑦范注上句是讲《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史通》的影响；下句是批驳纪昀在《史通削繁》中对《文心雕龙·史传篇》的不公正评价。
    傅振伦先生更把《史通》看作《文心雕龙》的模拟之作，他说：“《文心雕龙》为文史类之书，然《史传》一篇，则论史之功用、源流、利病、史籍得失及撰史态度，实为史评之先河。《史通》一书，即就《文心·史传篇》意推广而成。……《史通》各篇亦多仿《文心》。……知几之书多出于刘勰，故其书亦全模拟之，立意亦多取之也。两氏史学思想，亦多相同。”⑧张舜徽先生也认为：“（《史通》一书）论列史法，杨榷体例，则胎袭于《文心雕龙》者尤多。……至于《史通》之有《六家篇》，犹《文心》之有《原道》、《征圣》也。《史通》之有《二体》、《杂述》诸篇，犹《文心》之有《宗经》以下、至《书记》诸篇也。《史通》之有《载言》以下三十一篇，犹《文心》之有《神思》以下诸篇也。《史通》之有《叙事篇》，犹《文心》之有《体性篇》也。《史通》之有《烦省篇》，犹《文心》之有《熔裁篇》也。《史通》之有《言语》、《核才》诸篇，犹《文心》之有《时序》、《才略》诸篇也。《史通》之有《识鉴》、《忤时》诸篇，犹《文心》之有《知音篇》也。《史通》之有《直书篇》，犹《文心》之有《程器篇》也。《史通》之有《自叙篇》，犹《文心》之有《序志篇》也。可知其撰述是书，实在在模拟《文心》。宜两书所言，多相符合。且《文心·史传》一篇，论列旧史源流得失，至为详尽，乃史评之前驱。其中所云：‘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迄之序，品酌事例之条。’若此四语，所以启牖知几者为尤大。知几盖即据其义，引申推演以成是书耳。”⑨虽然将《史通》完全看作《文心雕龙》的模拟之作不无可商之处，但傅、张二先生的上述论断确实正确地揭示了《文心雕龙》与《史通》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从而正确地反映了《文心雕龙》对《史通》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二、历史编纂方面的影响
    唐代是我国史学高度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史学着作数量空前，而且众体皆备，史书体裁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呈现出史学全面繁荣的局面。唐代历史编纂的昌盛，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高度发展为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我国古代“二十四史”当中，有八部修成于唐代，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它们是：《晋书》一百三十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北齐书》五十卷、《周书》五十卷、《隋书》八十五卷、《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由此可见唐代史学繁荣之一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唐代修成的这八部正史中有五部（《晋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明显地是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编纂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兹分述如下：
    关于唐修《晋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序例目录，合为百三十卷。”⑩《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前代史》也记载说：“（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及晋代文集，为十纪、（二）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记。”据此可知唐修《晋书》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编撰的十八家“晋史”的基础上，参考其它有关记载而编定。
    关于唐修《梁书》和《陈书》，其作者姚思廉在《陈书》卷二七《姚察传》中说：“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泣涕奉行。”此为姚思廉自撰父传，其所述事实自当可信。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也说：“梁史，……陈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当朝务，兼知国史，至于陈亡，其书不就。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宰，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顾、傅所修。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烦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及江东不守，持以入关。隋文帝尝索梁陈事迹，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而依违荏苒，竟未绝笔。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着作郎，奉诏撰成二史，于是凭其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定为《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今并行世焉。”此外，《梁书》、《陈书》纪传末的“论赞”，有的作“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当属姚察原作；有的作“史臣曰”，当是其子思廉续作。凡此种种，说明传世《梁书》、《陈书》虽并题为“唐姚思廉撰”，而实际是父修子续、子继父业，是唐朝史学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唐修《南史》、《北史》，其作者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说：“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依次连缀之，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即采用纪传体正史的体例，将已有的南北朝和隋朝的八代史书加以整理、删削和编纂，并参考了一千多卷八代杂史，从其中吸取了八代正史所没有的材料，增补于《南史》、《北史》之中。因此，可以说《南史》和《北史》基本上也是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编纂成就的基础上完成的。
    另外，唐代所修正史在编纂体制上所受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这突出表现在刘宋范晔《后汉书》对唐代历史编纂的影响上。范着《后汉书》在史学史上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和价值。其体例虽说基本上沿袭班固的《汉书》，但沿袭中有创新，从而在体例上具有独到的特点。范晔以卓越的史才创建出一些新类目的列传，扩大了史书的记载范围。如《后汉书》创建了《文苑传》，把文学家从《儒林》中独立出来加以记载、介绍，正确地反映了当时文学地位的提高。《后汉书》还首创了《列女传》，记载了一大批古代妇女的嘉言懿行，肯定了妇女的历史地位，这在史学史上是一大进步。此外，《后汉书》还根据历史记载的需要而新设了《党锢》、《宦者》、《独行》、《方术》、《逸民》等列传类目，这些类传的创设对于开阔历史编纂的视野都是很有意义的。不唯范着《后汉书》如此，而且晋人司马彪《续汉书》也新创立了《百官志》（11），首次将职官制度作为一个志目来撰写。这些新创的传、志类目对隋唐以降的历史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所修正史即在《后汉书》和《续汉书》的影响和启发下，沿用了二书创设的一些传、志类目，并新设了一些传、志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