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理学的衰落和实学思潮的兴起，在明中后期传统考据学开始缓慢复苏。明中期的杨慎开启考据之风，其所撰《转注古音略》是一部考辨古音韵的着作，其《谭苑醍醐》、《艺林伐山》、《丹铅杂录》、《丹铅续录》等着作中，包含着大量的考据成果。梅鷟考辨《古文尚书》，撰有《尚书考异》和《尚书谱》。梅鷟认为，西汉孔壁所出的《尚书》十六篇为孔安国伪作，东晋梅赜所献的《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作。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对古籍中的伪书条分缕析，所辨之书达一○四种，超出宋濂的《诸子辨》一倍多。在这一时期，由于前后七子倡导写古文，因此文字训诂、音韵考辨开始为人们所重视，出现了一大批考订文字音韵的着作。如陈第撰《毛诗古音考》，考定《诗经》古韵，他“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无非欲便于歌咏，可长言嗟叹而已矣。盖为今之诗，古韵可不用也；读古之诗，古韵可不察乎？”（22），在实学思潮影响下，野史掌故之书由随手撮记、道听途说、不加考核向注重考核、比较严肃的方向发展，如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焦竑的《国朝献征录》、沈国元的《两朝从信录》、余继登的《典故纪闻》等，“都是比较严谨征实的着作”（23）。
    明中后期考据虽开始受到重视。但总的说来还没有成为风气，致力考据的学者不多。这种状况说明，考据虽已开始复苏，但仍然处于衰落状态。在考据学缓慢复苏的历史背景下，有的学者对考据理论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如王世贞的《史乘考误》、胡应麟的《四部正讹》着重探讨了辨伪的问题，指出应区分不同史籍，分别进行考察，应分别伪书出现的不同情况，明确辨伪的重点，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归纳出辨伪的方法。胡应麟指出：“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24）传统考据学经过明中后期缓慢复苏，到清初开始进入复兴阶段。考据学的复兴同这一时期西学东渐有着密切关系。从明中后期到清前期，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把西方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着作翻译介绍到中国，“机械、物理、测绘、历算，门类繁多”（25）。据统计，仅从明中期至明亡的1644年，耶稣会士翻译、着作中“关于天文历算、数学物理、哲学伦理等汉文书籍达一百五十余种”（26）。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文化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人开始接触到很多新的知识，新的领域，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如果从西方科学“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起了酵母作用这一点来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27）。西学的传入促使明清之际的学者们从中世纪的闭塞状态中把眼光转向世界。“西方历法和炮术的显而易见的长处，冲击了国人的守旧自大之风。哥白尼的地动日心说，也开始动摇中国人关于天地的观念。西方舆地学的传入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空间观念”（28）。西学的传入导致中西文化之间开始了初期的沟通与交流，不少学者开始研究西学，如徐光启“从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29），其所撰《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使中西数学从源流的探讨上趋于一致，可称是中西合壁的数学名着”（30）。西学的传入和中西文化的初步交流，使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发生了深刻变化。理学继续走向衰落，实学思潮有了新的发展。史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西学（这里是指明清之际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以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机械等作为研究对象，其本质是求真求实；考据是在广集史料的基础上证明真伪，为史学研究提供真确可靠史料依据的史学方法，其本质同样是求真求实。两者虽然分属不同领域和不同文化体系，但在求真求实这个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使两者的结合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清初学者以传统考据学为基础，吸收西学的某些成分，从而开创了具有某些科学特征的清初考据学。
    清初考据学是由明中后期缓慢复苏的考据学发展而来的。清初进行考据的学者卓有成就的有方以智、朱明镐、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其中顾炎武是清初考据学的主要代表。他考据范围极为广泛，考据成果极为丰富，如考定音韵，撰有《音学五书》；考证金石，采录汉以后碑刻三百余种，各缀跋语，述其源流，辨其讹误；考订地理，搜集史籍、实录、方志、文集、说部、邸钞中的材料及实地考察所得，成《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顾炎武历经三十多年写成的《日知录》是一部最负盛名的考据笔记。该书不分门目，以类相从，每论一事，无不详其本末，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法律、经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典制、天文、地理等众多领域。
    清初考据学同清以前的考据学相比呈现出明显的科学特征。从考据目的来说，清初学者高扬经世致用的旗帜，用考据作为研究古代文献，整理故国文献的手段，考据与现实被紧密结合起来，以便“引古筹今”（31），“明道”、“救世”（32）。从考据范围来说，清初学者都是一些学识博通的学问家，如顾炎武除考辨群经诸史、地理沿革、语言文字、金石器物、学术源流外，还把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民情风俗等作为考据对象。从考据内容来说，清初学者已不局限于零粹地、个别地考订历史文献记载的某些史实，而是注意到一种整体的、动态的、全面的研究，注意到从发展源流上去阐释。从考据材料来说，清初学者除广泛搜集各种文献材料外，还把金石材料及调查研究的材料运用于考据。如顾炎武极为重视实际情况的考察，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逸卒询其曲折，或与平生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对勘之”（33）。从考据方法来说，清初学者的方法非常严密，如顾炎武的方法是广搜博采，参互错综，辨其源流，详其始末，宁可阙疑，力戒臆断，严密实证，考订是非。其考据的一切结论，都是根据大量证据进行归纳的结果。清初考据学之所以呈现出明显的科学特征，是因为清初学者在继承传统考据学的同时，受到西学的某些影响。法国学者戴密微指出：“我们可以在利玛窦一五九五--一五九八年间的文章和谈话中发现影响晚期汉学界的那些原则”（34）。
    清初考据学兴起之后，经过清朝前期的发展，到乾嘉时期臻于极盛。这一时期，无论是研究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地理学、校勘目录学、天文历算学，几乎都是考据，整个学术界几乎全部被纳于考据的轨道，考据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36）。
    乾嘉学派的形成是传统考据学发展到极盛阶段的标志。乾嘉学派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乾嘉时期政治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乾嘉学派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清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篡改或焚毁书籍，又组织修《明史》，开三通四库馆，鼓吹“稽古右文”，倡导历史考据，致使整个社会学术风气发生了深刻变化；清初考据学复兴，经过清朝前期的继续发展，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科学的传入和中西文化早期的沟通与交流，对乾嘉学者的研究和考据学的兴盛有着重要影响；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明清时期理论思维本身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同乾嘉学派的形成也密切相关。因此，乾嘉学派的形成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乾嘉学派用考据方法整理古代文献，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的工作大致包括校勘、辨伪、辑佚，对旧史的补作、改写和考证，对金石文字的考据等。他们在语言文字、儒家经传、周秦诸子、历代史籍等方面取得了大量考据成果。十三经、二十四史，以及诸子百家的着作，乾嘉学者几乎都作过校勘、考订、辑补等方面的工作。中国古代文献长期流传过程中积累的许多问题，如传抄错误、真伪难辨、遗佚残缺、深奥难解等，经过他们的工作已大体解决。
    乾嘉学派整理文献的工作，实质上是用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总结。乾嘉学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同他们科学的方法密切相关，而他们的科学方法，实质上就是在中国传统考据方法的基础上，吸收了某些西方的方法（36）。如王引之《经义述阐》等学术着作，“论证严密，逻辑性强，有纯熟的归纳、演绎技巧，已是系统的学术论着”（37）。又如赵翼考据历史的方法，“举其大端，一是比较研究，一是归纳法”（38）。所以近代学者梁启超指出：“西方学者所使用的归纳、比较等科学方法，乾嘉学者亦莫不备之”（39）。他甚至认为，乾嘉学者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40）。
    学术界曾普遍认为，乾嘉学派仅仅是继承了清初学者的方法而抛弃其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流行的观点并没有反映历史的实际。在我看来，乾嘉学派不是抛弃而是继承了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精神。对此，我们可从以下方面认识：一，乾嘉学者整理中国古代文献，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真实的历史材料，为后人处事作人提供历史借鉴，这本身就是经世致用，二，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同西学传入后科学水平的提高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密切相关。科学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产物，同时也直接为社会服务；三，乾嘉学者运用科学方法整理文献，这种整理不仅具有历史性意义，而且是进一步发展文化，服务现实的需要；四，乾嘉时期，“经世致用作为一种潜质埋藏在士人古色古香的学术外壳内，隐而不彰”（41）。这实际上是经世致用的曲折表现。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是显露的、直接的，而乾嘉学者的经世致用则表现为间接的、潜藏的、理性的、更高层次的；五，乾嘉学者在考据的同时也关注着社会现实，如钱大昕在考据中表达了揭露君主专制、提倡纳谏，反对滥兴文字狱，同情人民疾苦，指责腐朽黑暗等思想。赵翼的考史名作《廿二史札记》着力揭露历代统治者的奢侈、腐朽、贪婪、残暴、狡诈，实际上包含着对清王朝在内的历代统治者的批判。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嘉道年间，清王朝的统治已日益腐朽，社会矛盾逐步激化。“面对形势的急速变化和深刻的社会危机，历史的进程要求学者和思想家，把视线从古代典籍转移到现实斗争，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对社会变革及其发展趋势，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论证”（42）。乾嘉考据学已经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嘉道以后，随着主张变易的今文经学的兴起，乾嘉考据学虽仍延续着它的遗绪，但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乾嘉考据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乾嘉学者把中国传统考据学同西方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使考据学这门中国的传统学问进一步科学化，为中西文化的融合开辟了广阔前景。他们的研究方法，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兴起，“虽然在方法上受到西方不少影响，但是一些有成就的史学家，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无不继承清代的考据方法”（43）。乾嘉学者对古代文献的整理，为更高层次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条件。翦伯赞指出：乾嘉学派“在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献方面都有很大的功绩，并为日后打开了读古书的门径，他们实事求是的钻研态度和比较科学的考据方法，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宝贵的”（44）。
    综上所述，传统考据学的历史发展经历二千多年，经历不同的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包含着大量的我们应当继承的宝贵精华。然而从整体上说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辅助学科，它属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随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考据学的兴起，考据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8页。
    ②：《易·系辞上》。
    ③：《易·贲卦·彖传》。
    ④：参见丁忱《尔雅概说》，《华中师院学报》1984年2期。
    ⑤：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序》
    ⑥、（13）、（43）：参见葛志毅《史学方法论与传统考据学》，《学习与探索》1990年1期。
    ⑦、⑧：《晋书·司马彪传》。
    ⑨：李建国：《南北学与经典释文》，《文史知识》1984年12期。
    ⑩：李建国：《唐代英儒第一家--经学大师孔颖达其人其学》，《文史知识》1990年12期。
    （11）、（20）：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第76页，第135页。
    （12）：《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17，《进〈资治通鉴〉表》。
    （14）：牟应龙：《困学纪闻序》。
    （15）：《朱文公文集》卷54，《答王伯丰》。
    （16）：《清史稿·黄宗羲传》。
    （17）：《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18）、（23）：葛兆光：《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史学史研究》1985年1期。
    （19）：饶良伦：《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评议》，《求是学利》1988年1期。
    （21）：步近智：《东林学派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浙江学刊》1991年4期。
    （22）：陈第《毛诗古音考序》。
    （2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四部正讹》。
    （25）、（3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395页、第409页。
    （26）：参见陈申如、朱正谊《试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中国史研究》1983年2期。
    （27）：许苏民：《冲突与融合--西学东渐片论》，《学习与探索》1986年1期。
    （28）：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中册，第33-34页。
    （29）：《明史·徐光启传》。
    （31）、（32）：《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二十五。
    （33）：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鲒琦亭集》卷一二。
    （34）：（法）戴密微《中国和欧洲最早在哲学方面的交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3期。
    （3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中）（36）：参见拙作《乾嘉考据学：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科学的结合》载《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
    （37）、（42）：王俊义《论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载《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2期。
    （38）：李金堂《读赵翼〈廿二史札记〉书后》，《史学史研究》1987年4期。
    （3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
    （4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41）：冯天瑜：《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历史研究》1987年4期。
    （44）：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中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