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维埃选举运动的政治功能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苏区先后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选举运动。通过选举运动，不仅使各级苏维埃得到了有效的改造，而且对苏维埃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可以说，苏维埃选举运动充分发挥了下列几项政治功能。
    第一，促进了苏区的政治动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就公开宣称它是“中国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并从法律上“剥夺军阀、官僚、士绅、绅董和一切剥削阶级（如地主、资本家、厂主、作坊主及高利贷等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政治上自由权”（注：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9、9、135、134、6、3、4页。）。这种鲜明的阶级性还在各种选举法规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前面所提到的选民登记，采取红榜白榜的办法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由于选举权操于公民之手，它也就成了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强大武器。随着选举运动的开展，苏维埃公民传统的家族观念逐渐被打破，而阶级观念却得到不断的强化。如福建省苏有一个名叫阙聚五的工作人员，他是通贤县东里乡的富农。在选举运动中，他的名字写在红纸上，该乡群众立刻到乡苏维埃向选举委员会来抗议，不准在红纸上发布，不准他有选举权。又如，上杭县才溪区有个名叫王保子的人，由于他在暴动以前曾收过捐税，在选举运动中被列入候补名单，因此很多群众就批评他，并提出不准他有选举权。还有一个女子，她虽然嫁在贫农家里，但是由于曾在地主劣绅家庭中生活过较长时间，因此群众也不许她有选举权（注：张鼎丞：《选举运动的好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11月17日第3版。）。在阶级观念不断强化的苏区，使得“阶级异己分子在广大工农群众的监视之下，没有一个能混到苏维埃来获取选举权”（注：梁柏台：《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红色中华》1933年10月24日第6版。）。苏维埃公民阶级观念的强化，使苏区阶级分化的工作得到实现，也大大地促进了苏区的政治动员。在苏区，苏维埃公民普遍把共产党称为“本党”，并且心甘情愿与党同生死、共患难（注：陈毅、肖华等著：《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18页。），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大纲草案》规定，各级苏维埃的干部都必须由选举产生。由选民所选举出来的代表，一方面，必须“自己直接去执行代表选举人所决定的一切行政事务，自己直接对选举人负责”（注：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9、9、135、134、6、3、4页。）；另一方面，他们“要定期对选举人做报告，……如果是不称职，不能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意见时，选举人立刻可以决定撤销他们的代表资格”（注：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9、9、135、134、6、3、4页。）。随着选举运动的开展，苏维埃公民逐渐认识到手中选举权的重要作用，并对政治参与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如1933年的选举中，在通贤乡，该乡群众在批评候选名单时，“结果有二个最主要负责的人：一个是党支部书记，查田中把十三担好田换给自己；一个是乡苏主席，经常募捐的工作没有发布清单无数算，一方面他经常吃东西比人家好，这两个同志都被群众最严重的批评，选举大会中没有当选为代表”（注：张鼎丞：《选举运动的好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11月17日第3版。）。在瑞金县武阳区，“在选民大会上，每个选民都热烈的发表意见，具体的检出了过去乡苏在战争动员的工作中存在下列弱点（如公债、扩红和归队运动等）。”（注：陈子玉：《武阳选举大会盛况》，《红色中华》1933年11月17日第3版。）在胜利县沙州乡，“尤其是在提案中，大会的空气更为紧张，……同样的对地方性的群众一切切身利益的各项工作如卫生运动、铺路、架桥、开办学校、夜校、开发水利等均有热烈的具体的提案。”（注：何秉才：《沙州乡选民大会纪盛》，《红色中华》1933年11月11日第3版。）从公民参加选举的比率来看，像兴国、胜利、公路、长胜、博生等县在1933年的选举中，“普遍许多乡的选举能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到八十的选民，兴国许多乡，甚至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选民。”（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5、283、302页。）仅从这一点来看，苏维埃公民参政热情就可见一斑。
    第三，增强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仰。通过选举运动，各级苏维埃得到了有效的改造。由于代表要向选民负责，因此，经选民选出的代表普遍能够关注群众的疾苦，能够为群众利益着想。如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1933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以至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69、137～138页。）在实际工作中，代表们不仅要领导广大群众进行土地分配和其他各项建设，而且还逐渐形成了“学习军事他带头，参军作战他带头，执行任务他带头，节约粮食他带头，遵守纪律他带头，参加劳动他带头，优待红属他带头，慰劳捐献他带头，购买公债他带头，供销入股他带头，事事带头作模范”（注：《苏区干部“十带头”》，危仁晸主编：《江西革命歌谣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0～141页。）的良好作风。随着各级苏维埃工作状况的改善，中央政府和苏维埃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了，群众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仰也大大增强了。群众不仅把苏维埃当作是自己的政权，而且，对于苏维埃每一具体政策，“简直如同铁屑之追随于磁石”（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5、283、302页。）。在闽浙赣苏区，即使是苏区在已被敌人包围与隔断的情况下，群众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仰也未动摇（注：《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46、357、761页。）。这些变化，大大促进了苏区内部的稳定。
    应该说，苏维埃选举运动的开展，除了有促进苏区的政治动员、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及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仰等政治功能外，还有其他的功能，如树立公民的民主观念，养成公民尊重法律的习惯，等等，在这里就不做一一的分析。但总的来说，苏维埃选举运动对解决先前所面临的问题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苏维埃选举运动是一定历史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它的出现既是中国共产党政纲的要求，也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苏维埃选举运动的开展，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政治功能，对苏维埃政府先前所面临的问题也有针对性的解决，就是对当代而言，也有着相当的启示性意义，像如何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可以从中吸取有用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