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容闳一样，郑观应参加社会活动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救国。中法战争期间，他辞商从戎，任职于广东总理湘军营务处，前往东南亚诸国了解敌情，联络华侨，以后又参予了整顿琼州防务和救援台湾的工作。甲午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向当局出谋划策，利用中外亲朋关系了解敌情，报告当局。战前他已出版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战后又专门出版《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反复宣传富强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郑观应出身于封建士绅家庭，自幼熟读经史，成年后在上海经商期间，又钻研了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参加洋务运动后，处身于上层社会，熟知当代事务。因此，他的思想观点较为成熟，而且明确地代表了随着洋务运动而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富强救国，具体内容是：振兴民族工商业，反对洋务派的官办和官督商办政策，主张放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他要求：“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⑥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目的是为了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捍卫国家的经济权益。在政治上，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代替封建的君主专制，设立议会，他认为议会政治才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高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枪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与！”⑦。他批评洋务派不懂得学习议会政治这个根本，所以不可能使国家富强。因此，郑观应大力呼吁实行议会政治，成为甲午战争以前明确主张在中国实行议会政治最激烈的思想家。
    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近代思想界看清楚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大方向的话，那么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则促成了广东近代思想界的进一步崛起，使自从鸦片战争以来酝酿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改革思想变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政治行动。
    黄海海战是操练多年的北洋水师与敌交锋的第一战。在作战过程中，北洋水师指挥混乱，炮弹短缺，发射的多是练习用弹，舰艇失修，致使长期在封建官僚制度治理下的种种弊病暴露无遗。但广大水师将士们却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以邓世昌为代表的一批广东籍将领，他们都是船政学堂早期的毕业生，掌握了近代军舰的指挥技术，不畏强敌，英勇作战，以身殉国，赢得了举国上下的称颂，发扬和光大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使得邓世昌成为又一位具有广东社会背景的著名民族英雄。
    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惨败和卖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正在北京应试的广东籍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奔走联络，组织粤湘籍应试举人赴总理衙门请愿，反对割台求和。接着又由康有为起草上清帝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改革要求。全国18省1300名在京应试的举人在万言书上签名，投递都察院。这次上书虽然未能送到光绪皇帝手上，但却广为传抄，震动巨大，使默默无闻的康有为脱颖而出，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
    同年秋冬之际，羊城富文斋刊印了广东爱国诗人，清朝首届驻日公使使馆参赞黄遵宪的史学著作《日本国志》。《日本国志》于1887年成书，共40卷，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内容丰富翔实的日本研究著作，正好适应了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爱国知识分子了解日本国情的需要。早在黄遵宪之前，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都先后向国内思想界介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但他们仅仅是把明治维新看作是一场采用西式军备学习西方技术的技术改革运动。而黄遵宪在日本任职多年，研读了在日本流行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著作，较准确地看到了明治维新的反封建性质。他在《日本国志》中将明治维新前期的改革事项逐年逐月分条胪举，记载了幕府将军奉还政权、明治天皇嗣位、改革等级、封禄制度，禁止人身买卖、撤除关卡、允许自由贸易，改革官制、兵制、学制，改革地税、地方制度、殖产兴业等种种反封建的除旧布新措施。
    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对明治维新的改革过程进行了理论性的分析，指出明治维新的起因是由于封建幕府的腐败统治，使“民心积厌，外侮纷乘，内讧交作”⑧，激发了爱国志士的变法热情。明治维新的结果表明：在弱肉强食的当今世界，如不变法自强，必遭亡国灭种之祸。印度、埃及、波兰因守旧不变而遭瓜分亡国，日本蕞尔小国，由于变法维新而励精图治，已成富强之势。因此，日本的成功便是中国最好的榜样。通过深入剖析明治维新而表达自己的改革思想，使得黄遵宪成为近代中国主张仿效明治维新的首倡者。
    《日本国志》出版以后，时人辗转传抄，书局多次重印、翻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积极向国内知识界推荐介绍《日本国志》，康有为称其“耸语国人，用意尤深”⑨。梁启超在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将其指定为学员必读之书。戊戌年间（1898年），该书翻刻、重印的次数最多，共有三种版本。光绪皇帝催促他的师傅翁同和进呈《日本国志》，康有为则进呈根据《日本国志》而写成的《日本变政考》。维新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发布的诏令，首先强调经济改革、其次是官制改革、最后才是军事改革，与《日本国志》所记载的明治维新的改革程序大致相同，可见《日本国志》对于戊戌变法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与容闳、郑观应精通西学、经商显才而进入官僚集团的道路不同的是，康有为是一个立志走上科甲仕途报效国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出身于世代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研习封建典籍，仰慕晚清中兴功臣曾国藩等人的丰功伟业，对于当代事务具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他曾拜广东名儒朱次琦为师，接受朱次琦注重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后，他深感时势艰难，考据帖括之学不能拯救中国，思想一度极端苦闷，闭门静坐，哭笑无常。以后又专门攻读佛道著作，寻求思想上的自由解放，同时又结识了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张延秋，了解到当时知识界正在酝酿的维新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