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九四年
    1994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论文，除去思想、文学方面，有30余篇，宗教史、文化史之外的史学论著仅10余篇，尤其是政治史、制度史、贵族制、官制等问题，与历年相比，居于领先地位的论文显著减少。另一方面，论述国家政权结构以及宗教史方面的论文则比往年增加，学界对反映该时代面貌的论题仍然较为关注。
    作为去年的成果，首先应提及的是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国家的思想构造》（校仓书房）一书。本书对战国至隋唐专制国家的各种意识形态从社会组成理论、国家机构理论、国家权力的组成结构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述。明确区分了与国家有关的各种观念形态，构成国家制度的机构和构成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追求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视野，对意识形态学说占有重要地位的制度、社会构造的研究会给予有益的启示。如作者所指出的，某种观念形态成为建立制度和社会关系之力时，在严格区别两者的基础上，确定各自的内涵，说明两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探明观念形态及其构造，是今后意识形态研究应予着力的课题。
    以下就各领域分别回顾1994年的研究成果。
    去年有几篇关于相应时期国家、政权结构的论著。首先是泽章敏《五斗米教政权的组织结构》（道教文化研究会编《道教文化展望》平河出版社）一文，作者详论了标题所包含的有关问题，据作者考察，五斗米道于第一代张道陵晚年或第二代张衡继承初期已有“鬼卒”到“祭酒”的擢升系统；于张衡之时，又有张脩下属的“奸令祭酒”、“鬼吏祭酒”等与各个职务相应的称号。在第三代张鲁的汉中政权建立后，“师君”张鲁的下属、本为都中骨干的“大祭酒”称为“治头”任各级首长，本为下层首领的“祭酒”任郡县属吏直到乡里之吏，实行了宗教组织与原来的地方行政组织相适应的统治体制。为了对包含非信徒的居民实行顺利的统治，当时采取这样一种方针，即任命一向担任基层官员的地方豪族势力为“祭酒”，使之进入地方政权机构。该书关于五斗米道的宗教组织和统治地区社会的关键问题，提出了极为明确的见解。作者的《五斗米教张脩的祭酒、姦令、鬼吏》（〔财〕神奈川县私立中学高等学校协会《平成五年度研究论文集》），则对五斗米教的官职研究史作了整理。北朝的国家结构问题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论题。胜畑冬实《拓跋珪的“部族解散”与北魏初期政权性质》（《纪要》〈早大·院·文〉哲学·史学，别册二○）对一向理解为部族组织解体（或改组）、并与北魏以汉化政策为出发点的拓跋珪的“部族解散”政策作了再探讨。作者首先研究了“部族解散”的第一手资料《魏书·官氏志》。其中记载“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认为不能象以往那样，将此作为太祖解散拓跋部统治下的四方诸部的证据，而废除拓跋部的部落大人制一事。又据《魏书·贺纳传》的记载“离散诸部”应读为“离散之诸部”，即将离散之贺兰诸部迁往政府设定的定居地域。作者的结论是：拓跋珪时对内附诸部允许保持其部落组织分游牧地域使之居住，没有一律实行破坏部落组织那样的“部族解散”。《官氏志》的新解，对于理解基于政治动向的拓跋部、贺兰部集团的规模提供了有力的论证。若肯定作者之论，对北魏初期政权性质，多半会赋与游牧之形象。今后关于北魏初期国家形态的具体形象，希望能进行热烈的讨论。胜畑《从“畿上塞田”看北魏初期的国家结构》（《史滴》一六）一文还对明元帝、太武帝的长城建设作了论析，认为应从确保拱卫首都平阳城的中心地域的利益进行理解。
    谷川道雄《府兵制国家论》（《龙谷大学论集》四四三-九九三）对西魏、北周、隋、唐等所谓关陇系国家的性质，从府兵制的概念、制度结构上予以论述。本书确认唐的府兵制，即所谓中央十二卫--折冲府，乃是具有特殊统属组织的民事体系--在一般民户中基于自发而实行的募兵制。并就西魏、北周以来由兵户构成的国军制度探求其渊源，在西魏大统十六年编成二十四军之前的数年里，从关陇地方的望族充当乡帅，号召地方“豪右”层率领乡人参加军队，对应募的“豪右”层授与都督以下之职。其后，北周建德三年又行于毗邻北齐、陈的边境地带，后迄于隋。在同陈的边境地带，也采取了同样的措置。作者认为应募的“豪右”属于非门阀豪族阶层，他们有任官参政的强烈政治愿望；作者还论及当政者称府兵为侍官等事，认为国家将“豪右”下至一般士兵看作是府兵制的支柱，并加以优待。谷川先生另有专论西魏大统年间为建立二十四军而实行的“广募豪右”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西魏二十四军的成立与豪族社会》（《东洋史苑》四○、四一，1993），回忆录《研究生活四十余年》（同上四二、四三）。吕春盛《西魏政权的结构及其性质》（同上）对西魏政权的成立过程和结构，从宇文泰扈从，贺拔岳余党等北镇势力、关陇、河南、河东等地乡势力、魏帝随从势力三者的利益调整、妥协、协作的政治程度，作了详细的跟踪，指出三者分别标榜的反高欢、保卫乡里、拥戴魏室的思想融合而成为建立和维持西魏政权的共同理念。
    关于官僚制、贵族制，亦有相应时期重要性的论题。榎本あけわ：《关于北齐的中书舍人》（《东洋史研究》五三-二），详细考察了北齐中书舍人的职务机能，指出北齐前后期舍人的政治性质有显著差异。北齐前半期文宣帝天保年间，除作为文官而活跃的舍人之外，又有履行军务官作用的一些舍人。他们担负晋阳骑兵以及外兵的兵员、兵器、粮秣的补给以及管理等任务。在此职位上拥有权势的勋贵、功臣对确立皇帝的权威作出过独特的贡献。北齐后半期的舍人则多有谙于文学、典故、礼学的学者，且多兼作汉人文官集团政治集结之地--文林馆（待诏文林馆）的官员，他们身居与诏敕草拟、传达以及机要咨询有重大关系的职位，作为文人贵族、士人，在对抗勋贵、恩宠势力中具有重要地位。因甲族、次门、后门、三五门等阶层化了的“族门制”，次门以下超越得官界限--“止法”而就官时须由天子拔擢之例是历来熟知的，而作者着眼于刘宋期末期开始有不拘次子起家、中途改变门第而步入归属甲族的官职者。作者认为，这是改变清议认定的原门第而按吏部正规人事手续擢升的结果。这一措施使次门以下出身者参与政权枢要的机会增多了。
    关于制度的研究有：佐多间吉也《晋代官奴与奴婢的兵役和解放》（《福大史学》五七）探讨了晋代官奴的来源及其活动的实态。本文是作者魏晋奴婢制度研究之一。关于礼制，有以汉晋间母丧服制为中心的论集：神矢法子《母之丧服》（日本图书刊行会发行，近代文艺社推销）。崛敏一先生的论集《中国古代史的观点》、《律令制和东亚世界》，前者收取时代划分、唐宋变革、中国古代土地政策和身份制统治、中国古代家族和村落等方面的论著；后者就标题涉及的范围收取作者旧稿和新作，每一篇都富于启示性。
    作为包含税收财政的社会经济史论著，佐佐木荣《围绕斯坦因六一三号汉文文书（所谓帐簿文书）》（《论集》〈东北学院大〉历史学、地理学二六），就该文书所述及的西魏均田制的实态进行了探讨。本文对杉田佳男的看法提出质疑。杉田认为土地颁给原则是：（1 ）从麻田开始颁给，户内所有丁口之麻田完全颁给后开始颁给正田；（2）麻田、正田各受田口颁给顺序：户主→户主之妻→户主夫妻以外的人丁；（ 3）大统十三年新增人丁原则上不给田。作者则认为：杉山的第（3 ）点是不能成立的；第（1 ）点若附加“户内不存在麻田未受者时”的说明则可以承认（1）（2）之原则；又认为关于每户的受田额，应按各户本来保有田额在户内划分麻田、正田来计其差别，特别是由此看到没有户外融通田土之事。关尾史郎《吐鲁番出土高昌国有关税制文书之基础研究》（六）（七）》（《人文科学研究》〈新泻大〉八四，1993，八六）是研究高昌国条记文书（纳税证明书）的一部大作，论说了高昌国租税财政制度。（六）文指出了由条记文书判明的税种有田租、丁税、远行马钱、刺薪以外的杂税，并说明田租以下的赋课形式和纳入方式，又确认了选行马钱和除薪作为税的性质，为理解该国的财政制度提供了前提。（七）文认为，高昌国王室财政的来源，除称价钱、赋钱以外，有王室直属田土的收获和免役钱，对构成国家财政核心的田租，则追踪了它的出纳过程。《〈高昌延寿元年（624 年）六月句远行马价钱敕符〉诸问题（上）》（《东洋史苑》四二、四三），释读了原文，复原了《远行马价钱敕符》的书写格式。关尾氏另有《〈高昌年次未详入作人、画师、主胶人等名籍〉试释》（《龙谷史坛》一○三、一○四）。文章认为文书中“画师、主胶人”释为官员和民户中具有特殊技能者，“入作人”释为一般民户中除有特殊技能之外被役于使的简单劳动者，佐藤佐治《六朝市考》（《纪要》〈关东学院大·文〉七○）在叙述国都建康以及州、郡、县各层市的具体形象之后，指出基层定期市的存在。
    关于历史地理。秋元悦子《关于洛阳驿道的历史地理（2 ）》（《研究报告》〈千叶县立中央博人文科学三一二），论述位于沿洛河连结长安洛阳的所谓“南道”上的宜阳是战国迄于南北朝的重要战略据点；长安洛阳间经由南方的道路，除迂回南阳的武关南阳路之外，有从武关北上经卢氏沿洛河而行的武关卢氏路，以及从上洛沿洛河上流直接东向至卢氏的鹿卢路。谷口满《石泉教授的历史地理研究》（《论集》〈东北学院大〉历史学、地理学二六）详细介绍了武汉大学石泉教授的著作《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并予评论。
    考察对外关系的专论，堀敏一《律令制传播的特质》（《律令制与东亚世界》）概述了中国周边国家法典编纂和律令诸制的引入过程，西k22j208.jpg定生《邪马台国和倭国》（吉川弘文馆结集）等有关古代日本、东亚世界的一系列论文。丰岛静英《倭之名称由来》（《历史评论》五二六）探讨了汉至六朝时期华人的倭人观，述说“倭人乃越之分支”是当时华人之共识。
    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文物的论著：近藤乔一《西晋之镜》（《研究报告》（〈历博〉五五，1993）认为，吴、西晋并存时期两地镜的主题、铭文、径长都有明显差别。斋藤实（实郎）《秦汉魏的传国玺》（《纪要》〈日大·艺术〉二三）论述了传国玺的起源和变化。作者认为：玺之起源虽可溯及秦代，但只限于基于推论的假说。小原俊树、胜日浩习《北魏石刻考（Ⅰ）》（《纪要》〈福冈教大〉四三一五），将北魏墓志、造像记、碑碣等按年代排列，对其年代分布作一概观。吉村伶《昙曜五窟营造次第》（《佛教艺术》二一二）对云冈一六到二○窟所谓昙曜五窟供俸北魏皇帝的问题重新予以探讨。作者认定，按一九、二○、一八、一七、一六的顺序分别是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各帝，于是推断在营造二二○窟时左侧岩壁崩塌是由于在一八窟右侧营造一七、一六窟而引起的。入泽崇《佛和灵》（《龙谷大学论集》四四四）是对吴、西晋时期江南特有的陪葬品魂瓶（神亭壶）上佛像的考察，认为佛像的表现内容以西晋后期为界从神仙向祖灵转化。同《摇钱树佛像考》《密教图像》一二，1993）就摇钱树（见四川省中心出土之实例：干枝上雕以钱币的铜制树模型）上的佛像说明同神仙的关联。
    史学、书志学方面。首先，小林岳《关于刘昭的〈后汉书〉补志》（《研究年志》〈早大·高等学院〉三八）结合刘照的历史观论述了补志的写作目的以及选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为其资料的理由。就《宋书》各卷末史臣条的译注分析沈约历史观的川谷安《沈约〈宋书〉之史论》（《纪要》〈北大·文〉四三一一），其探讨还在继续中，本篇为卷六○一八○。另外，科研费报告《关于中国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意识的综合研究》也收入了论述相应时期史书性质、历史意识的著作数篇。本岛史雄《类书的产生》（《汲古》二六）指出从来看作是类书起源的《皇览》实质上不同于其后《华林遍略》等目的在于检索典故的所谓类书，乃是供皇帝阅览，有按相当集中的主题编成的称作“主题别钞撮书”的体裁。柳川顺子《〈北堂书钞〉引书考》（《纪要》〈筑紫女学园大〉六）指出，其所引集部以外的文献多半是《隋书·经籍志》未引的珍稀书籍，其选择标准有轻南朝重汉魏的复古主义倾向。工藤一郎《关于南朝目录》（《社会文化史学》之二）在南朝书籍大量流通的背景下，作为士人整理、吸收知识的工具而出现多种类书、目录。
    下面是关于宗教和社会关系的论著。都筑晶子《从宗教史看时代划分》（《古代文化》四六-一一）论述了从宗教观点考察汉至六朝时代变化的必要性；并将以下各项的深入研究列为今后道教史的研究课题，即：具有日常伦理规范和现世利益追求两个方面的教义结构；末世理论的时期认识和人们价值认识的关系；构成个人和社会节点的宗教组织。吉川忠夫《中国六朝时代的宗教问题》（《思想》八三八）就六朝宗教盛行的背景探讨人们“原罪意识”的深化，多方面论述了其各种表现。土屋昌明《后汉的思过和首过》（《道教文化之展望》）考察了五斗米道、太平道教法“思过”、“首过”的起源和仪式次序。福田真《北朝末期佛教的改观与华北社会》（《文研会纪要》〈爱知学院大〉四·五）就天统四年开始的唐邕刻经事和北齐末高阿那肱转向石窟营造的喜舍，探讨了两者的意图。松金公正《沙门的存在形态及其多样性》（野口铁郎编《中国史中的教和国家》）从谈论、隐逸、交友等侧面对东晋僧人的活动作了分析。他的另一篇文章《东晋沙门认识的差异》（《史峰》七）说明东晋后半僧人作为俗外者的自我意识强化了。对末世思想、救世主信仰的关切也持续高涨，菊他章太《六世纪中国的救世主信仰》（《道教文化的展望》），通过分析至迟出现于梁元帝时的伪经《证香文本因经》，论述了当时存在比弥勒下世较近的未来信仰。明神洋《佛教的末世观和救度思想》（同上）即看到当时存在把弥勒、阿罗汉、月光童子看作救世主的民众信仰，又指出其在伪经之外的传统经典中找不到这种信仰教义上的论据。此外佛教史专著有：小川卫译《南北朝时代》（柏书房）。该丛书第一期部分已告完结。由于作者一直关注佛教和时代的联系，此书很富于启示性。
    最后列举思想、文学方面的论文。仲畑信《魏晋太极理论的展开》（《中国思想史研究》一六，1993）认为，王弼《周易注》（提倡体用论的太极理论）问世之后，汉以来和象数易相结合而生成的太极理论仍是魏晋易学的主流。山田俊《关于道教的“三条”观念》（《文化》五七一三·四）通过分析刘宋初唐间的道教经典，探求了道教三条观念的形成、确立过程。下见隆雄《〈华阳国志〉列女传记研究（Ⅰ）》（《纪要》〈广岛大·文〉五四）是对《华阳国志》等有关资料进行详细探讨之作。福原启郎《关于王羲之的〈十七帖〉》（《书论》二八，1992）是对王羲之草书帖代表作《十七帖》的精细的释题和译注。越智重明《关于王羲之（续）》（《纪要》〈久留米大·文〉国际文化学科四，1993）论述了同清谈有重要关系的一些事。文学方面的单行本有长谷川滋成《东晋诗译注》（汲古选书）、石川忠《陶渊明及其时代》（研文出版）、小尾郊一《真实和虚构-六朝文学》（《汲古选书》）、多贺浪沙《干宝〈搜神记〉研究》（近代文艺社）等，都是专家可为拟写书评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