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九五年
    回顾1995年，思绪中浮现了5月宫崎市定氏的逝世，9月在襄樊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日本参加20人），12月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续编》（京大学术出版会，以下简称《续编》）的刊行。关于六朝史的论文集还有《国家和民众》、小田义久先生花甲纪念事业会编《小田义久博士花甲纪念·东洋史论集》（朋友书店，以下简称《小田论集》），从多方面概述贵族社会的由藤善真澄责任编辑的《亚细亚的历史和文化2.中国史-中世》（同朋舍出版）等著作的出版。
    关于三国、西晋。下仓涉《后汉末侍中、黄门侍郎的制度改革》（《集刊东洋学》七二、1994）就中平六年（189）的改革， 特别是从不定员改为定员（6 人）而来的两种官员的质变说明它们同贵族制的关系。石井仁《孙吴政权建立的几个问题》（《东洋史论集》〈东北大〉六）叙述孙策平定江东（扬州六郡）任会稽太守，以兼官讨逆将军设“府”，通过将军和将校的统帅关系对其他五郡实行了实质上的统治，从中看到基于汉代军制而建立的秩序以及由中平五年开始实行的牧伯制（兼将军）而确立的地方军统治体制。他的另一篇大作《孙吴军制的再探讨》（《续编》）对川胜义雄氏提出的封建军事政权说所依据的孙吴军制的三个特点即①世兵制、②都督世袭制、③奉邑制中的第①②两点进行了再探讨，认为这些都是草创时期的特殊现象，并从存在强大的中军和中央的严格统治等方面论证它们不是孙吴军制的基本部分。两篇论著都重视同“既成制度”、“秦汉以来各种制度”的继承关系。川合安《关于九品官人法的创设背景》（《古代文化》四七-六）一文，论述九品官人法是曹操政权继承了不仅重视才能并重视名望的人事制度。草野靖《魏晋的九品官人法》（《人文论丛》〈福冈大〉二七-三）则认为这个制度是在三省六部制形成过程中为适应行政职能的专门分化而建立的人材侨用制度。葭森健介、末崎澄香《中国中世的士大夫》（渭阳会编《东洋的知识人》，朋友书店）把后汉末登场的士大夫分为军师型和清谈家型，并分别予以概述。前者掌握军权，如在三国时期一度荣达而后湮没的诸葛一族和登上皇位的司马氏，西晋由司马氏同代表后者任职吏部要员而活跃的士大夫协同建立起来的，其后由兼任军政要职的士大夫登场而再兴晋朝。葭森健介《六朝贵族制形成时期的吏部官员》（《续编》）考察了居于曹魏政权吏部人事中枢的人物，论述曹操丞相府东曹毛玠、崔琰以下诸人是尊重乡论以公正的人事工作为目的的“清议”派，他们经过建安年间因立太子问题同以与曹氏的私人关系为背景的丁仪等势力的对立，正始年间同重视“才”的对中央人物评论起主导作用的何晏等所谓“浮华”之徒（“正始名士”）的对立，后同司马氏结合获取胜利。在此期间，他们积极致力于创设、确立九品官人法和人事分管体制（中正推荐和吏部试用、考课）。本文在弄清“清议”派在魏晋政治史中的脉络这一点上是有意义的。安田二郎《西晋初期政治史试论》（《东洋史论集》〈东北大〉六）叙述了司马昭的后继问题。认为贾充等一部分近臣拥立性格“宽仁”的司马炎而反对性格急躁的司马攸，使他们同拥立司马攸的多数人之间产生意见分歧，激发了西晋建国后武帝排斥齐王攸、以及贾充得到武帝的宠任和坚决反对平吴等这些不好理解的状况，其背后有企望“宽仁”的天子而非专制君主堪称贵族第一人的时代要求，持此立场的贾充支持“宽仁”的司马炎而得到相应的宠任，其反对平吴的本意在于指责齐王攸于服丧中断然行事为时尚早，独占平吴功绩有阻止武帝权威上升实现专制君主化之效。小尾孟夫《西晋的“大都督”》（《续编》）指出“大都督”这一官衔是在“中外都督”、“州都督”等附加官称之外，充任指挥、监督征讨而出台的，是后来“征讨都督”的前身。福原启郎《西晋武帝司马炎》（《中国历史人物选 3》白帝社）以河内司马氏一族的动向为轴，追踪同后汉王朝有相同原因而灭亡的西晋一代的兴衰。
    关于东晋南朝。川合安《沈约〈宋书〉的史论（四）》（《纪要》〈北大·文〉四四一一）是《宋书》卷八一至卷九九序和论赞的译注和解说。作者的另两篇文章《沈约〈宋书〉的华夷意识》（《东洋史论集》〈东北大〉六）、《沈约的地方政治改革化》（《续编》）都是承袭《沈约〈宋书〉的史论》的研究成果。前者论述：江南＝中华（中原＝夷狄），成为沈约容许“蛮族之雄”的北魏统治中原这样特殊的华夷意识背景的江南人的意识，当时南齐同北魏和亲的对外情势，由于持天竺＝中华立场的佛教的浸润而发生的汉族优越意识的相应变化。后者则叙述刘宋孝武帝实行缩短地方官员任期等项举措以后的地方政治状态，沈约对南齐宠信恩伟寒人等把持的中央政权、专制政治的批判和分权主张的根源可溯至魏晋的封建论，被沈约《郡县伦》理想化了。作者还追述了汉代郡县长官的状态，并认为把封建之意寓于郡县在魏晋封建论、分权主张以及以贵族的自豪为背景等方面是共通的，从而断定从魏晋到南朝是以这条主线贯通的“中世”贵族制时代。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唐寓之之乱和士大夫》（《东洋史研究》五四-三）一文阐述南齐以水上劳动者等非农业居民为核心的叛乱不断扩大的背景，并认为其中也反映农民对户籍检查政策的不满。但《南史》从虞玩之上表、吕文度发动对户籍记载不确的指责揭发中寻求原因，《南齐书》则探讨了恩倖g寒人（吕文度等）关于再建武帝政权财政政策同皇族内的良识派、名门等士大夫（虞玩之等）主张户籍检查一任于县的民力休养论的对立态势，并说肖子显《南齐书》的记述是受沈约《宋书》的影响站在士大夫立场的。吉川忠夫《梁徐勉的〈诫子书〉》（同上）在说明重开庄园经营中举出当时贵族的庄园经营思想，并论及“还资”（地方官在任中积蓄的财产）。兼田信一郎《关于六朝时期江南村落的一点考察》（《国家和民众》）指出江南建立村落是受“蛮”之“邑落”认识的影响，推测南朝前期的村是分散在一定区域内的。
    五胡十六国、北朝。三崎良章《异族统御官表现的五湖诸国的民族观》（《东洋史研究》五四一一）认识原是中国王朝统治对象的五胡各国的异族统御官（“护”民族名+校尉、中郎将）制度反映了独自的民族意识，并分析它在具体意义方面不同于西方系异族统御官之“西夷”所意味的民族。胜田冬实《北魏郊甸和“畿上塞围”》（《东方学》九○）叙述了北魏的两次长城建设：①泰常八年（ 423年）补修原长城，②太平真君七年（ 446年）“畿上塞围”，形成以平城为中心的“封畿”、“郊甸”二重首都圈，其中，“效甸”北由①、南和东由②（即②不在北边）、西由黄河围成，列举①②建设的背景；后秦灭亡和刘宋建国这些周边状况的变化，①防备刘宋和蠕蠕的夹击，②担心太平真君五年（445 ）关中卢水胡爆发的盖吴叛乱同刘宋勾结，加之北方蠕蠕的活动可能形成的包围圈。这些情况表明，为防御北方的长城建设并未显示出北魏汉化的迹象，直至太武帝时期北魏仍强烈地保持着胡族政权的性质。杜玉生（今津启子译）《北魏洛阳城的形态调查和复原》（《古文化谈丛》之四）叙述外廓城、永宁寺、金墉城等处的考古调查成果。长部悦弘《陆氏研究》（《续编》）、《刘（独孤）氏研究》（《日本东洋文化论集》〈琉球大·法文〉一）就原是武人的北族建立起来的北朝、隋、唐，以探讨当时修学状况为中心，从中论证文人趋向士大夫化的过程，在作为研究事件的“八姓”之中，前者举出穆、陆两氏，后者举出刘（独孤）氏。由此而引发的导向，将是继续研究的课题。榎本あけわ《关于北魏后期、东魏的中书舍人》（《续编》）论述宣武帝、孝明帝时期的中书舍人位显事繁、由寒门士人、下级士人以兼领官担任此职，可比拟南朝宋齐恩倖舍人，至孝庄帝时在实行官员清要化、专职化以及士人社会舆论的背景下，建立了由寒士到门阀贵族各阶层有才之士都可就官的贤才主义舍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