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中，被整理者题名为《唐虞之道》的一篇共包括29只简，竹简的形制和书体都与题为《忠信之道》的另一篇相同，所以可以肯定二篇之间应该有较密切的关系，以下，拟就《唐虞之道》中的几个小问题提出来讨论。
    一、《唐虞之道》与《尚书·尧典》
    郭店竹简与“六经”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六德》与《语丛一》中都曾提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表明“六经”作为一个整体至少在此时已经存在。除了象《五行》、《缁衣》、《成之闻之》等篇直接称引《诗》、《书》以外，有些篇章虽未提及经典的名字，但其讨论的内容仍与经典有关。就《唐虞之道》来说，它与《尚书·尧典》的关系密切，可以看作是对《尧典》的解释和发挥。
    《唐虞之道》集中地谈到了禅让的问题，其云：“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并以此为中心发挥尊贤上德、利天下而弗利的思想。众所周知，禅让的观念是战国时期儒家与墨家共有的想法。墨家的此类主张见于《墨子·尚贤》三篇，儒家的则见于《孟子·万章下》，该篇引孔子的话说：“唐虞禅”。而他们所依据的材料主要就是《尧典》。我们知道，儒家和墨家尽管在很多方面是截然对立的，但在称引《诗》《书》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应该注意的是，尧舜禅让的说法最早是本于《尚书》的。《尧典》曾详细地描述了尧选拔、考验舜，并让天子位与之的过程，正是这里的记载，才演绎出了后来儒家与墨家尊贤与禅让的主题。
    《唐虞之道》中还提及了与舜有关的一些事迹，这些基本上也都见于《尧典》。如该篇提到的“上事天”、“下事地”、“时事山川”、“亲事祖庙”等当本于《尧典》中如下文字：
    “正月上日，舜终于文祖。在瑞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烟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东巡守……南巡守……西巡守……朔巡守……归，格于艺祖。用特。”“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咎采内用五刑，出弋兵革”之说法，也可以在《尧典》中找到对应的文字：
    “禹，汝平水土……汝后稷播时百谷……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女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益，女作朕虞。”
    其中，后稷播时百谷即治土，益为虞，负责上下草木鸟兽之事，与火有关，故云“益治火”。另外，舜“事父至孝”的说法亦本于《尧典》：
    “（舜）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蒸蒸，治不格奸。”由此可见，《唐虞之道》与《尧典》的关系确实是非常密切的。
    二、《唐虞之道》与《管子·戒篇》
    《唐虞之道》是一篇久已失传的文献，如果不是这次郭店的发现，恐怕我们始终无法知道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把它与现存文献仔细对照，我们发现《唐虞之道》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这方面，《管子·戒篇》最值得注意。该篇有如下的一段：
    “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
    其中“仁从中出，义从外作”的观念与郭店竹简《六德》及《语丛》有关。后面的文字与《唐虞之道》则有显而易见的联系。为了清楚起见，我们以对照的方式来列出其间相似的内容：
    《唐虞之道》《管子·戒篇》
    尧舜之王，利天下而不利也……利仁故不以天下为利。
    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 义故不以天下为名。
    极仁之至，利天下而弗利也。
    故其为瞽盲子也，甚孝；及其为尧 仁故不代王，义故七
    臣也甚忠……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致政。
    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
    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
    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 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
    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效而化乎道。
    夫古者舜处于草茅之中而不忧，登是故身在草茅之中，
    为天子而不骄。外草茅之中而不忧，知 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
    命也；登为天子而不骄，不专也。无骄色。
    依照胡家聪先生的看法，《管子·戒篇》的形式虽然都采取管子与桓公对话的方式，但其内容是非常驳杂的，通篇由五个段落拼凑组成，彼此间无内在联系。（注：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78页。）我们上引的文字属于第二个段落。 从思想上来说，这一段很显然具有儒道融合、以道为主的色彩，详细的讨论请参见胡家聪的著作。从《戒篇》的这些性质来看，它应该是袭用了《唐虞之道》，而不是相反。
    《戒篇》的写作年代，罗根泽先生在《管子探源》中认为是战国末期，胡家聪在上引文中对此表示了怀疑，可能是以之为更早，《唐虞之道》的写作下限是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即公元前300年左右。 至于其上限，也不会太早。该篇中曾使用了“性命”一词，此词在战国中期以后才大量出现在文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