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礼制。中材圭尔《晋南朝律令制和身分制的一点考察》（《国家和民众》）论述了贵族制社会（A）士庶身分在晋、 南朝律令中并存，（B）品官、流外、百姓、士卒百工、奴婢衣食客和（C）吏和民两个身分序列，其中（B）根据职业分工，（C）表示政治上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 这些律令规定的身分制是贵族制在政治上的表现，特别是（C）以政治权力对地方社会（ A）之身分构成的否定，体现了一元政治统治的意向。竹浪隆良《关于中国古代的夫权和父母权》（同）叙说六朝时期在国家整顿法制的背景下夫对妻、父母对子女权限的增强。渡边信一郎《占田、课田的谱系》（《续编》）认为，州占田、课田制和南朝税制史料、特别是从解读《晋故事》而复原的两晋中央诸候国的和租税分配规定中可以看出，南朝继承了西晋课田和对应于占田的户调（按户征收，中央之经常经费）以及田税（按耕地面积征收，地方的贮备）两个负担体系，晋和南朝一直贯彻土地的国家所有制。高桥彻一《南北朝的将军名号和唐代武散官》（《史学论集》〈山形大〉一五）阐述了南朝将军的名号增多并趋向官阶化。梁天监七年（508 年）的官制改革完成外号将军，可说是唐之散官前身的系列化，其后作为勋功恩赏的六品将军名号增多。大通三年（五二九）的改革因兼有官阶作用、武功恩赏两个机能而形成有欠均衡的结构；北朝的将军名号经过整顿也形成体系化，其中从北周到隋唐在散号（北周）-武散官（唐）系列外有比拟相同武官散职、从府兵制的都督名号转化而来的戌秩（北周）-勋官（唐）系列，两者的消长，即官阶同恩赏机能分担的变化，是成反比例的，本文作者对这两个机能在南北两朝是同一系列还是两个不同的系列这个问题深感兴味。
    金子修一《关于后汉-南朝皇帝的郊庙亲祭》（韩国亚洲大学唐史论丛编辑委员会编《春史卞麟锡教授花甲纪念唐史论丛》）以下简称《唐史论丛》）认为，后汉、魏晋、南朝的郊庙祭祀原则不是由有关官员摄事的皇帝亲祭，郊祀的亲祭在后汉末由于带有政治色彩而成为要事，二年一郊之制（正月在南效的亲祭）开始于东晋，确立于刘宋。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的皇帝制》（村井章介编《世界史中的天皇》〈讲座前近代的天皇5〉青木书店）认为，后汉确立的郊祀、 皇帝祭祀宗庙制度在魏晋南北朝趋于固定和发展，告代祭文（建国时的告天仪礼）始于三国，对于郊祀制度，两晋南朝是根据王肃说、北朝隋是根据郑玄说实行的。木岛史雄《六朝前期的孝和丧服》（《礼制研究》）分析了代表晋至南齐丧服著作的贺循《丧服要记》的佚文，说明它们是供实际应用的丧服，在六朝前期贵族制逐渐确定之际作为通过强化亲子关系以增强宗族团结的方策而有孝的称扬、从而认为这些著作对于孝的行为所应遵循的礼制（尤其是丧服），希图起到联系礼制的现实行为同经书中语意不甚明确的礼制规定之间的媒介作用，它们又是由于纸的普及和书籍增多和形态变化而出现的“钞撮书”，在其背后出现了小农阶层和士大夫阶层雅俗共赏的文化舞台。
    异族、周边地区。伊藤敏雄《中国古代蛮夷统治谱系》（《国家和民族》）指出，晋宋继承战国秦汉对西南、南方异族的税收政策，后汉以后在赋税增加态势中形成制度。川本芳昭《关于以蛮的问题为中心所看到的六朝时期各地区的状况（一）（二）》（《史渊》一三二，《东洋史论集》〈九大〉二三）是就六朝时期有关中南部地区蛮之史料按地区以及分布、人口、状况、豪强为基准的分类。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关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人的移动》（《Museum Kyushu 》〈博物馆等建设推进九州会议〉一三-三）说明由于汉族及异族的移动所引起各种交流、融合的结果，尤其是汉族制度、文化受其影响发生的变化。中国学会的朴汉济氏综合五胡北朝“胡汉体制”和东晋南朝“侨旧体制”，把人口大量移动的魏晋南北朝解释为“侨民体制”。
    伊藤敏雄《围绕魏晋时期楼兰屯戍的交易活动》（《小田论集》）即《魏晋时期楼兰屯戍的基础整理（五）》，叙说官府参与的交易的主体。如作者所指出，这与文书的性质也是有关的。山口洋《高昌郡置年代考》（同上）把前凉张骏设置该郡的年代推到咸和二年（327）， 在这一年的十月以前。大西康裕、关尾史郎《关于“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的一点考察》（《东亚细亚-历史和文化》四）认为与其说该策问关乎经义，不如说是考核政策原理、教养和实务等方面，特别是以春秋时期晋国水攻晋阳的史实为题的第五问，以智伯和越襄子比喻北凉沮渠蒙逊和西凉李暠的对立，显然表露了出题人李暠的意图。小田义久《关于吐鲁番出土沮渠蒙逊夫人彭氏随葬衣物疏》（《龙谷大学伦集》四四六）一文探讨了该文书并考察北凉彭夫人没于高昌的原委。
    书志、史料、史学。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汲古书院）由原文和解说，即序的译注和目录的考证（著者、内容、节目的著录、辑本）组成，是了解六朝经籍的必读书。中林史郎《华阳国志》（《中国古典新书续编》明德出版社）由原文和解说组成。原文部分是摘译《巴志》等地理志的某些内容。福井佳夫《围绕六朝骈文的历史叙述（上）（中）（下）》（《纪要》〈中京大·文〉二九-三、四，三○-一、二），根据六朝骈文关于历史叙述的修辞，认为其文章要素同现实结合程度成反比例，从中容易感知六朝贵族乖离现实的倾向。
    思想、宗教。中岛隆藏《汉末魏初的道德》（《东洋学论集》）指出，以徐翰和王弼人物评价为基准的德行同他们的行为是背离的。都筑晶子《六朝后期道馆的建立》（《小田论集》）认为，东晋后期道教以“家”为新的活动舞台，后受神仙思想影响移向山中的修行之所--道场，受皇帝、贵族支持先在都中为从山中招聘来的道士营选“（学）馆”，后在刘宋南齐时期又扩展到山中，及至梁代开始建立制度化的道馆。作为其背景，有神仙降临、从修道到教义的体系化以及礼仪等宗教活动的变化。吉川忠夫《古代华人的不死幻想》（《东方选书》）论及嵇康同向秀对话中服食养生理论、嵇康同葛洪关于神仙认识的异同。船山彻《六朝时代菩萨戒的接受过程》（《东方学报》京都六七）论说刘宋南齐时期受菩萨戒的背景，有八关斋等斋会的传统形式，所行忏悔成为与大乘思想的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