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考古。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吉川弘文馆）以考察北朝佛像为中心，另有关于佛教美术的详细论著。小林宏光《嘉峪关魏晋墓壁画试论》（《国家和民众》）对组成该壁画的彩画砖从墓饰绘画史上给与评价，并指出同魏晋绘画新局面的关连。冈村秀典《汉--六朝时代的纪年镜》（《考古学杂志》三八八）以纪年（铭）镜为中心对各种镜进行分类、编年，说明从整体上考察青铜器铭文变化的必要性。
    文学。以魏晋时代的诗和诗人为对象的论著出版了四种。松家裕子《〈孔雀东南飞〉的背景》（《中国文学报》五○）认为在此背景中存在一位艺人，他是对养育他们的土地，即建安年间庐江郡天柱山（南岳）怀有信仰的一位沙门的后裔，令人浮现了一个难入正史视野的世界。佐竹保子《西晋的出处论》（《日本中国学会报》四七）对比了皇甫谧、夏侯湛、束皙等人关于隐逸的议论。小南一郎《〈世说新语〉的美学》（《续编》）认为，以人物评论为主体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选择逸话的基准不是后汉时期的道德、德行观念，而是个性（才和情），同是“志人小说”的《语林》则重视才。两者相比，《世说新语》更重视情，强调才、情等美学要素，这个二重结构，反映了三国、西晋、东晋、刘宋士人价值观的变化（个性→情→美学）。这些论著对于评论人物，进而探讨贵族制的根源是重要的。
    1995年六朝史的研究可以令人明显感知的一大倾向，是对魏晋贵族制建立的广阔场景的关切。谷川道雄《“中国中世”再考》提出，六朝贵族的人间存在特征在于“个人”和家庭的相互作用，由其“自律性”的发挥需要比宗族、乡党等作出的评价（舆论、乡论）更有广阔作用的社会场面所形成的内部结构（人＝家－社会），重新提出以其个体存在形态的“第二次性”作为进入中世的时代划分的假设。中村圭尔《六朝史和“地域社会”》是一篇总论。文章对六朝研究的概念“地域”具体地着眼于该时期出现的地方志、先贤耆旧传，看到以普遍结构（豪强共同体）为前提的所谓地域差别（该地出生的人物等）的特殊性以及舍弃这种特殊性的可称作“乡党主义”的普遍性等，还有同他者比较具有关键性的普遍性同特殊性二者交错的二重性。在重视人间存在之点上同谷川氏所论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