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的一部中共党史或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两场革命”，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取得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理论成果”的历史。其间有两次会议在历史上具有伟大的转折意义：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另一次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至今已经60周年了。那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和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保证了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胜利。现在，我们对遵义会议的最好纪念，就是努力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为实现毛泽东关于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遗愿而奋斗。
    一
    从党成立到1934年的13年，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政治上、理论上还不成熟，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在总结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的革命理论和路线，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论和路线。1943年到1945年，党把这个理论正式定名为“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引下，中央苏区的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完全胜利。然而，由于王明、博古等“左”倾领导者把军事指挥全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德国人李德，废除了正确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一败涂地，使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共有8.6万人，到同年12月初渡过湘江时，已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余人。失败和胜利的鲜明对比，促使党和红军在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中党悟起来，从群众到领导都要求查明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并寻求挽救革命的方法。这就引发了党和红军领导层中的激烈争论。1934年12月初红军在经过湖南西部老山界时，激烈的争论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失败主要是军事领导错误造成的；而由于敌人已发觉中央红军与湘鄂西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预先布置了几十万大军，企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我们必须立即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原来站在“左”倾路线一边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经过多次与毛泽东的深入谈话，已同毛泽东的主张完全一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西部的通道县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会上多数人，包括在党内享有巨大声望的“三人团”成员周恩来，都同意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为了最终解决转兵贵州的问题，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决定根据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采纳毛泽东的主张，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从而开始纠正“左”倾路线，并取消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会议还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935年1月2日到6日，红军渡过乌江。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在遵义举行。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等先后作了报告、副报告、“反报告”（指张闻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三人提纲”，系统地揭发和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的错误）和重要发言。会议揭发批评了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领导的错误；决定由张闻天根据得到会议绝大多数人拥护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发言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是受委托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并发布遵义会议决议，同时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并由常委毛泽东、张闻天，政治局委员陈云等到各军团传达《决议》及遵义会议决定。2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中央常委分工时，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指挥军事的帮助者”。3月4日红军重占遵义后，根据张闻天提义，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随后在3月中旬，为了集中指挥军事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成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军事指挥三人团。这标志着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完成。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实事求是地纠正了王明、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路线，特别是“左”倾军事路线，而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因而标志着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成熟。
    黎平会议时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住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的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在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顾全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同意，坚决执行。”（转引自湖南《党史月刊》1990年第2期10－11页）这也说明，当时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是由毛、周、张、朱、王组成，并团结服从遵义会议决议的博古一道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