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呼声潮涨潮落，究其因有三：一是强调西北战略地位重要，倡言“开发西北”意在巩固国防。鸦片战争以来，从龚自珍、林则徐，到左宗棠、梁启超、孙中山都是从这一角度强调“开发西北”的重要意义的。国民政府抗战前后倡言“开发西北”也是基于这种考虑。二是根据西北地广人稀的特点倡言移民屯垦式的农业开发。三是依据西北蕴藏丰富的特点而倡言发挥能源优势的开发。实际上三者又不能割裂分开，每个时期倡言“开发西北”时，都从这三方面考虑，只鉴于当时特定条件的限制，有所侧重而已。西北正是在一次次“开发”声中，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过程，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在近现代一百多年“开发西北”的过程中，个人、团体、中央和地方，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他们倡言“开发西北”，客观上对西北近代化的过程都起过积极作用。本文拟就国民政府抗战前后就“开发西北”制造的巨大声势及其形成原因、开发结果做些探析。
    一
    国民政府自一九二八年始就注意西北问题，倡言“开发西北”了，目的是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反冯战争。二十年代末西北的大旱灾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真正形成“开发西北”巨大声势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决心“开发西北”，首先体现在一九三二年将洛阳定为行都、长安定为陪都并定名为西京的决定。即把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由国库每月拨款三万元来改建城市。为具体落实这一决定，在西安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并开始了建设陪都的准备工作，包括测量地形、修复整理名胜古迹，修筑贯通东西南北道路，植树以美化环境等，废弃已久的古都开始出现了生机。
    其次是先后通过的有关西北问题和“开发西北”的决议达十四条之多。①
    第三，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此间频繁视察西北，大谈“开发西北”的重要意义，把“开发西北”的声势推向了高潮。蒋介石、宋子文、孙科、戴季陶、张继、何应钦、陈果夫、邵元冲、覃振、黄慕松等先后出现在西安、兰州、宁夏（银川）、西宁、迪化（乌鲁木齐）。一时间，“开发西北”成了热门话题，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以《西北问题周刊》、《西北言论》、《西北论衡》、《西北文化》、《开发西北》等著名的杂志和当时有影响的《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国闻周报》等为主要阵地，阐述“开发西北”的意义，探讨“开发西北”的办法。一段时间内，新闻界、学术界争相发表有关西北问题的文章，到1934-35年达到了鼎盛。期间《申报》记者陈庚雅游历西北各省后，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都做了报道，全部发表在《申报》上，对当时人们认识西北给予了很大帮助。尤其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对西北的调查与研究，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后，几个月内连续再版，可见人们对西北问题的关心。范长江先生对当时日本图谋西北的野心、西北政治的黑暗、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都做了精辟的分析，有些见解发人深思。
    在开发之声达于极点时，考察西北的人员也骤然增多，前往西北的路途中，考察之士络绎不绝，从达官显贵到满腔热情的青年学生、从长城抗日的英雄到海外华侨皆对西北产生了极大兴趣，不辞辛苦前往考察。
    二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接踵，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无论仁人志士或者国民政府都曾关注着西北地区。孙中山曾预言，假如中日开战：“日本必先攻击我沿海各省，那时只有两个办法，一为听天由命，二为抵抗，采取抵抗的办法时，必须立脚在西北，才能巩固作战的根本，扫荡沿海的敌人。”②
    “9.18”事变后，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但在考虑“安内”后的长期抵抗时，也把目光投到了西北。在国民政府看来，中国要战胜日本，必须得有外援。因此，“9·18”后，先把希望寄托在由西方大国控制操纵的国联上，其结果使国民政府感到失望，转而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并于1932年12月使中苏关系正常化。后来由于新疆盛世才的亲苏和苏俄在新苏贸易中的不光彩行为以及中国国内南方主力红军前锋指向西北。再加上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谣传，这一切迫使国民政府一时间在注意西北问题时，把苏俄视为潜在的对手。他们害怕苏俄与中共联为一体，直接威胁它的统治，若国际路线打通：“整个西北──陕、甘、宁、青、新都将处在共匪此路之下。”④且当时日苏矛盾也在上升。所以国民政府方面对苏俄扶植中共时时提防，另一方面则更进一步谋求改善中苏关系，正是在考虑“联苏抗日”的过程中，西北的战略地位随之上升，所以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正是在谋求改善中苏关系的同时，高唱“开发西北”意在保障未来抗战的国际交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