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
    1940年初，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范文澜从中原游击区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不久，因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的迫切需要，他著成享有盛名的《中国通史简编》一书。这部书标志着范文澜的学术产生了意义重大的飞跃。
    《简编》出版之前，他还有两篇重要的论著。当年春，他撰成《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这是范文澜到延安后所写的有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第一篇论文，他赞成吴玉章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而对郭沫若所提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范文澜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观点和几种基本社会形态的学说，分析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诗经》、《尚书》、《左传》等）和甲骨、金文材料，论证殷代、西周的不同社会性质。此文所显示出的浓厚理论性和高度概括力是很突出的，文中的基本论点构成范文澜本人"西周封建论"学说的基础，一直到六十年代都没有更改。自然，由于是首次作这样的理论分析，故在理论运用上有的地方略显生硬。次年，范文澜（时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在中央党校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在中国学术史上，这是第一次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对二千年经学的源流变化作初步总结。对经学的阶级本质、各阶段主要学说、历史地位和发展规律作了中肯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故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亲临听讲，并写信给予肯定，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论述了古史的分期，《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对两千年思想文化的主干部分经学作了分析、评价，这两项工作是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取得的初步成功，也是为大规模的通史撰著所作的准备。
    《中国通史简编》的撰著时间是在1940年8月至第二年年底。原先是由历史研究室的同志分工写作，范文澜任总编。但由于缺乏集体编写的经验，稿子分头写出后，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于是决定由范文澜索性从头写起，故《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实际上是范老一人著成。全书共56万字。⑩在当时，延安物质条件、研究条件困难极大，资料缺乏，据范文澜讲，那时连《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着，编著时间又如此仓促，自然存在不少缺点。然而它著成后却产生了巨大反响，1941年在延安出版以后，各个解放区多有翻印，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在国民党统治区虽然遭受特务的禁止，但是1947年上海也终于印出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对这部著作新颖的观点、系统的内容、生动的文字所具有的价值的最好评价。
    公正地说，《中国通史简编》为建国后内容更丰富、水平更高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提供了基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但是，对这部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的价值却至今似乎仍研究得很不够。其原因有二。一者，从1953年起，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陆续出版，比较前书，观点更加成熟，分析更加深入，更高的成就可能会有些掩盖原书的价值。再者，又因为范文澜一向谦虚，常严格地作自我批评，曾一再检讨原书存在"非历史主义的缺点"和"在叙述方法上缺乏系统，头绪紊乱"。（11）而对原书的成绩却讲得不够。这或许也影响到人们细心地总结书中的成就。
    我认为，今天认真读这部著作，仍然可发现它有多方面的宝贵价值，值得认真地探究。这里初步归纳为以下五项：
    第一，它是较早诞生的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叙述几千年中国历史进程的通史著作。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根本任务有自觉的认识，即不仅要说明中国历史进程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指出的人类社会所共同经历的阶段，而且要全力总结出这种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本书对此有明确的表述："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止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12）这段话很可以视为范文澜在延安时和建国后史学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唯其明确地以唯物史观发现的共同规律来指导这部通史著作，才同封建时代史家以至资产阶级史家的著作划清了界限，具有崭新的内容和意义；唯其要总结和说明共同性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他的研究才避免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毛病。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综合，范文澜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提出了系统的看法：夏以前，是原始公社时期；夏、商是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占有制时代；从西周到秦统一，是初期封建社会；秦汉至南北朝，是封建的第二阶段，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获得大发展；隋、唐至鸦片战争以前，是第三阶段，封建社会螺旋式继续发展至西洋资本主义侵入。原本《简编》所安排的章节内容，也构成修订本内容的基础。书中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总看法，以后虽有所调整，但基本格局则由此奠定。长时间内关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影响很大的西周封建说一派，也就以范文澜为主要代表。
    第二，《简编》做到比较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各个时代的特点。有了对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的正确看法，构成一部通史著作的骨干和脉络，而对各个时代的分析和描述，则是包括这些骨干和脉络的血肉，二者配合，才是主干清晰，有血有肉的历史。《简编》已经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无疑是它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
    书中叙述战国盛行养士制度。因为在当时，"士能替主人出计策，能替主人显扬声名，巩固他的地位。如果待士不好，他能投到仇敌方面来作对。例如商鞅、张仪、甘茂、范睢、蔡泽、李斯，全是山东失意的策士，入关助秦灭亡六国。"养士著名的，国君有魏文侯、齐宣王、燕昭王，贵族有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齐孟尝君田文家财巨万，"在薛召集豪侠奸人六万多家，宾客三千多人。其中有犯罪亡命的，有装狗偷窃的，有学鸡叫的，不论贵贱，一律招待。他在薛放高利贷，取息金养食客。他曾路过赵国，赵人闻名，群出看他，笑道，田文原来止是一个普通样子。田文怒，他的食客下车斩杀观众几百人，索性把一具屠灭才走路。后来田文失位，食客都跑走了。"山东策士聚在赵国谋攻秦。秦相魏冉说不妨事，因为策士无非谋自己的富贵。"好比狗，……投下一块骨头，立刻起来争夺了。秦王用魏冉计，费不了三千金，赵国策士果然大争夺。"读着书中这些有独到眼光、简洁生动的叙述，有谁对战国盛行养士这一时代特点不留下深刻印象呢？自从曹丕创九品中正制度后，两晋南北朝形成了严格的士族（门阀）制度。书中对这一时代特点有充实、深刻的描述，并做到从多方面叙述这一时期士族发展的种种特征和来龙去脉，文字简明扼要，把道理的阐发与形象化的描述很好地结合起来，使读者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且感到饶有兴味。再如叙述唐朝安史之乱后出现的藩镇割剧局面，写南宋初年，以李纲、宗泽为首的主战派不顾投降派的压力勇敢抗击金兵。都做到了精彩的文字再现了历史的场景，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第三，《中国通史简编》的成功还在于，历史家做到把冷静的理论分析与表达对历史事件、人物是非分别的态度结合起来，取得了相当成功的经验。这是基本写作旨趣、写作态度问题，对于既保证历史著作的科学性，又要发挥其教育、感奋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优秀的史著必须始终以冷静态度对所有历史问题作分析，"把问题严格地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不允许以史家个人的好恶去歪曲或割裂历史事实，因此，作冷静的科学分析具有首要的意义。然而，冷静的理性态度不等于"冷眼旁观"，并非要熄灭掉史家的热情。因为历史上的善恶是客观存在的，其标准是对历史起推动或阻碍作用、对人民的态度；同时历史与今天的现实又是相联系的，写作史书，在确切叙述事实的基础上，必然要评判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从中求得今日行动的教益，推动时代前进。因此，史家不可能是冷眼旁观，对一切善恶行为无动于衷，史书也不能停留在罗列事实，而要写出史家对史实的理解，表现史家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问题在于忠实于历史的前提下，把理性的分析与热情的态度结合起来。范文澜作为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自觉地要求以历史著作教育大众，帮助"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对于这一事关著史旨趣和基本态度的重要问题是把握得好的。他对热爱祖国历史、吸收珍贵经验与创造美好未来的关系，歌颂历史光明面与揭露暴君民贼罪恶的关系，曾有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说，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历史的勤劳和伟大，特别感到亲切与尊敬"。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上"都有非常光辉的成就"；"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以各个不同的程度，参加这种斗争"，"给历史以巨大的贡献"，"同样值得人民的永远纪念与学习"。同时，"正因为中国人民充满着民族自尊心，所以特别愤恨自己的已往的奴隶生活与落后状态，对那些玷污民族名誉，出卖人民祖国，压迫劳苦人民，破坏经济文化，阻碍社会发展，毒害人民思想的暴君民贼及其所代表的反动地主阶级，表现无比仇恨。"这些话是在四十多年前说的，在今天却仍然没有过时，《中国通史简编》便是以有血有肉的叙述，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和根本态度，因而能给人以道理上的启发和感情上的激励。《简编》一出版就赢得解放区和国统区广大读者的欢迎，说明这部著作的鲜明倾向和许多论断得到人们的认同，引起了内心的共鸣，所以获得了成功。
    《简编》的基本观点之一，是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是同旧史将帝王将相作为历史的主人而歪曲人民大众的作用相对立的命题。书中以具体的史实论证了：秦末、隋末和元末三次大规模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建立了汉、唐、明三个强大的皇朝，推进了封建社会的发展。相反，农民战争失败的结果，军阀混战割据，外族乘虚侵入，就出现分裂或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局面。对此，范文澜明确总结说："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是整个民族的命运，不看清这一件大事，等于忘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原则。""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命题，是根据历史上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斗争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大量史实总结出来的，因而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坚持这一原则，同承认统治阶级中有作为的人物（包括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也曾或大或小地推动历史前进，是不相矛盾的。《简编》在这方面存在的缺点则有如范文澜后来一再总结的：一是对唯物史观运用得还不熟练，因要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而对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杰出的帝王有贡献的一面写得不够。二是书中"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观点"，如叙述三国历史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蒋介石集团破坏统一战线。以后修订本对这些地方都作了修正和补充。
    第四，原本《简编》广泛地叙述了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除政治、民族、军事、阶级阶层诸项外，还重视论述了各个时期经济生产状况、科技发明和思想文化状况，这也是优于以往史书的地方。范文澜对于叙述古代的科学发明和有关农业、手工业知识十分重视，尽管编写时材料极缺乏，这些方面还是写得不少。例如炼钢、造纸、印刷、火炮的逐步发展；茶叶、早稻、棉花的大量种植。又如汉时陕北发现石油，北宋用来点灯，东汉末曹操开始用石炭，唐时航海有大船，宋时航海用指南针定方向，诸如此类都重视叙述。原本书中对文化思想的论述虽较简略，但所提出的不少基本观点即是后来修订本论述的基础。如关于春秋时期孔子和战国诸子的论述，除评价孔子后来作较大修正外，其余对道、墨、法诸家及孟子、荀子的评价，都保留了原本的基本论点而加以扩充、发展。
    第五，《简编》为通史编著创造了视野开阔、上下联贯的经验：写中国史要注意东西方的联系，写古代史要重视与近代史的联贯，深刻地分析近代中国的命运乃是孕育于明清时期多种社会与外交的矛盾和社会因素演变的必然结局。
    范文澜对此项有自觉的认识，他用"古代史与近代史的联结"和"直通"的提法。中国历史行程至鸦片战争出现巨大转折，由封建国家走上半殖民地道路，由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而这种结局乃种因于明清时期，原本《篇编》在第三编第七、八两章中，从多方面揭示出造成后来巨大转折的复杂因素。第八章专辟"西洋人的东来"一节，追述了东汉时中国与罗马帝国的交通，元朝交通复活，明正德年间葡萄牙人到达中国，嘉靖年间占领澳门、荷兰占据台湾，明末天主教利玛窦、庞迪我等来华。第八章设置"海禁与华侨"、"鸦片战争前的国际贸易"等节，论述清朝实行海禁，抛弃海外华侨，给欧洲将南洋作为殖民扩张前哨提供了机会。长期的闭关政策，造成清统治者对西方世界及其侵略意图懵然无知。"老朽的中国，好比紧密封闭在棺材内的'木乃伊'，一朝与外界新鲜空气接触，不可避免要腐烂。"清朝采取限制洋商的各种措施，但"事实上并不能阻止西洋商品暴风雨般的侵袭，也不能阻止奸商们贪饱私囊，暗中通融勾结。紧闭的大门，鸦片战前早成半开的破门了。"此后，嘉庆末至道光年间，鸦片大量走私造成白银剧烈外流。英国政府为维持其不合法贸易的顺利进行，决心发动武装侵略，中国为了自救，也止有诉诸武力，"鸦片战争不能不爆发了！"这两章中，对国内社会矛盾和中国与西方殖民者的矛盾步步深入作了揭露，令人信服地告诉人们：近代中国的苦难命运，革命的性质，和各阶级的地位，都是由上述各种因素决定的，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样，古代史与近代史真正贯通起来，成为名实相符的"通史"。
    以上五项说明，原本《中国通史简编》的成就不容低估，它是一部以正确观点作指导、脉络清晰、内容充实、上下贯通的成功之作。加上范文澜擅长于发扬古代优秀史家兼通"文""史"的好传统，有高度的文学修养，书中语言简炼、流畅、形象，确已成功为一部"简明扼要，通俗生动"的中国通史著作。范文澜在延安时期困难的条件下，以一年多的时间著成具有如此多方面成就的通史著作，即从整部近代文化史来说，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深厚素养，唯物史观的指导和根据地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迫切需要的推动，以及历史家献身学术、忘我工作的崇高精神，综合了这些条件才能结出如此丰硕的果实。有了《中国通史简编》这部系统著作，与四十年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著作汇合一起，便把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推向了新阶段。
    注释：
    ①有关范文澜的家世和生平，可参阅《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一书中《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和朱瑞熙、刘仁达、徐曰彪：《范文澜》，《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
    ②此书著成于1929年，初曾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③范文澜《与顾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一文（载于《史学年报》第3期，1931年，燕京大学历史会编）云：十五年前曾撰有《诸子略义》。此书未见刊本。
    ④"周公"应为"孔子"，此处范注原文偶误。
    ⑤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中国妇女》1956年第8期。
    ⑥均据《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
    ⑦铁夫：《范文澜先生》，《中国青年》第1卷第10期，1939年10月。
    ⑧均据王阑西：《抗日初期的范文澜同志》。转引自《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
    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⑩此系指自远古至鸦片战争以前。初版时称为《中国通史简编》的上册和中册。1943年范文澜到中央宣传部工作，继续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至1945年范老离开延安至晋察冀边区时，已写成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6年在延安出版。此后习惯上即把近代史上册视为单独著作，故上述字数不包括近代部分在内。
    （11）见《关于〈中国通史简编〉》（1951年），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1954年）。
    （12）《中国通史简编·序》，见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