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882年，朝鲜国大院君针对以闵妃为首的亲日派势力，煽动兵变，袭击日本使馆。这就是所谓的“壬午兵变”。
    兵变后，清政府担心日本采取惩罚性的报复行动，因而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令丁汝昌、马建忠领兵入朝镇摄，平息了兵变，控制了局面。而日本此时却坐待时机，以静制动；其所定的对朝外交政策为“我国尽可能处于被动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日本于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向朝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清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惜牺牲朝鲜的权益，在清廷的授意下，朝鲜向日赔款50万元，并派使团前往日本道歉，还允许日本在朝鲜的使馆内修筑兵营和驻扎军队，借此来换取日本谅解。这样日本不费一兵一卒就诈取了许多侵略权益，尤为严重的是在朝驻兵，极大地损害了朝鲜的自主权。
    在壬午兵变后，清政府内部出现了要求加强对朝鲜控制的呼声，如袁世凯、陈树棠就提出了废朝为郡，或设置监国，统管其军政外交等主张。清政府也担心朝鲜的安危会影响自身利益，于是便全面调整了对朝关系。1882年清廷和朝鲜缔结了《中朝商务章程》，以条约形式再次明确朝鲜为清属国，清政府拥有不同形式的治外法权。清廷还派遣马建忠、袁世凯等人赴朝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并在朝驻军6000余人。清政府的这些行动不但未能巩固中朝传统关系，反而激发了朝鲜人民的强烈民族意识，客观上造成了中朝关系的紧张，为日本的侵略活动提供了方便。
    日本针对清廷对朝的干涉活动，立即调整策略，采取怀柔的政策。兵变后朝鲜按约向日赔偿50万元，然日本为了拉拢朝鲜，便以其中的40万元退还给朝鲜以供“内政”改革之用，并趁机在朝加强发展亲日派势力。这样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及其影响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五
    1884年日本驻朝公使竹添一郎策划发动了“甲申政变”。袁世凯领兵控制了政局，日公使自焚使馆，落荒而逃。
    此时，日本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对中国发动战争，于是便采取“和平”谈判方式，企图从清政府手中诈取侵略权益，来达到竹添一郎未达到的目的。1885年日本任命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赴华与李鸿章在天津举行谈判。而清廷却在“覊糜”方针指导下，确定此时对日交涉的“第一要义为剖析中倭误会打架，以释疑端，”⑥李鸿章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谈判中妥协、退让，迁就日方的无理要求。
    天津会谈伊始，伊藤博文看到清政府在朝鲜的强大军事力量，不利于日本的侵朝活动，因而想方设法使清政府从朝鲜撤兵，于是便提出了为避免中日失和不如中国先撤兵的建议。然李鸿章在谈判过程中不据理力争，斥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反而答以日兵尚留朝作为理由，这就为伊藤进一步讨价还价提供了机会。李鸿章对伊藤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不但没有驳回，而且还向清廷提议“撤军可允”，“但议处统将和偿恤难民，非情理，无质证”，“本可置之不理”，“但考虑到日本兵损国辱，如不定出办法，伊藤既无以复命，更无以息众忿”⑦，因此二者应“酌允其一，俾得转场，而固和局。”⑧李还认为“总须两边迁就，方可说合”⑨，并担心“再商不成，决裂径去，无可转圆，”⑩于是，中日双方最后签订了《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规定，两国应于四个月内将各自的军队撤出朝鲜，今后任何一国如果派兵前往朝鲜，应先行文知照对方。此约的签订使朝鲜成为中日共同的保护国，取消了中国作为唯一宗主国的权利，并且还确认了日本拥有向朝鲜派兵的特权，这是清政府外交的重大失败，给中朝两国带来极大危害，也使日本的侵略野心得以急剧膨胀。日外相陆奥宗光认为该约是“表示两国在朝权力均衡唯一明文--这在中国显然受到一次严重打击，使其一向主张属邦论也因之大大减小了它的力量。”（11）罗曧在评述此约时说：“当时鸿章左右，皆不习国际法学，有此巨谬，成公同保护之条约，以至甲午遂启大衅，成中国之巨祸，皆此之成也。”（12）尽管如此，李鸿章并不认为这是外交上的失败，反而认为中国从朝鲜撤兵可“永息争端”，他在奏报签约经过时云，“今既有先知互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之土地，我亦可会商，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13）真可谓荒谬透顶。
    六
    1894年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政府统治岌岌可危。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赴朝镇压起义。
    清廷在出兵朝鲜时，按约照会日本。日本复照云，“朝鲜现有重大变乱事件，帝国政府有必要向朝鲜派出若干军队，”（14）同时又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籍口也出兵朝鲜。清廷闻讯后，立即照会日本，“应朝鲜之请，清国派遣兵员乃援保护属邦之先例，其目的仅为诛戳内地之贼，事件平定后立即撤回。”（15）清政府此时仍以空洞乏力、名存实亡的属邦论来抵御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活动，这无异与虎谋皮，根本收不到任何效果。而日本政府对清廷的“非朝鲜所请，断不可进入内地”（16）的劝告置若罔闻，大批军队开进汉城，与清军直接对峙，双方似有一触即发之势。
    起义平定后，清政府照会日本，建议双方“先撤兵后议和”，而日本却狰狞毕露，不断向朝增兵，逼迫清政府接受“先议和兵撤兵”的方案。在双方剑拔驽张的危急形势下，清政府内部有些人开始发生动摇，也主张附和日本提出的“先议和后撤兵”的方案。驻日公使汪凤藻自东京来电，“建议为大局计，不惜迁就”。袁世凯也来电云，“日本欲寻衅，何患无隙，为避免衅自我开，我先撤也无损。”（17）这一切促使清政府改变原定的外交方针，从力争双方共同撤军转为中国先撤军。这个转变使清政府外交活动失去了主动权，而日本政府却掌握了外交主动权，并以此步步紧逼，向清廷提出更多更高的无理要求。
    这时中日两国的军队仍处在对峙状态，中日双方互有猜疑，隔阂很深，这就使通过谈判来撤军的可能性化为泡影。然而日本此时还没有找到表面上适当的借口，不能贸然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于是日本在清廷同意先撤军的方案之后，又进一步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主张，直接插手干涉朝鲜内政。这样，中日双方胶着的局面被打破，形势也随之陡然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