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掀起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使历史研究越来越重视人对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伏尔泰开创的文化史研究和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对西方史学研究的方向和史学思想的变革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伏尔泰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和《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中，第一次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摆到应有的地位。对伏尔泰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光大的是杰出的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他在自己竭毕生之力写成的卷帙浩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归结为罗马人由于基督教的影响而丧失了原有的英雄精神。对人的精神活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作系统阐述的是18世纪的意大利史学家维柯。他试图根据各族的共同人性、共同心理和共同习俗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左右历史发展的不是神，也不是少数英雄豪杰，而是"集体意识"。维柯除强调集体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外，还天才地看到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及某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把它仍称之为"天神旨意"。伏尔泰、吉本、维柯的思想，经斯宾格勒、汤恩比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在20世纪的西方兴起了文化形态学。
    诚然，理性主义史学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繁荣作出过重要贡献，由此而兴起的文化史的研究，拓宽了史学视野，使人类对历史发展演变的认识更加清晰。但理性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认识是片面的，因为它过分强调人的作用而忽略历史的必然性和连续性。早在宗教改革运动时，一些历史学家就打着"上帝"的旗号对理性主义史学的这种缺陷进行批判，用"上帝的至高无上"来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必然性和连续性。这种对理性主义的批判绝不是中世纪神学的复活，因为它在强调"上帝至高无上"的同时，也承认人在历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上帝"只不过是历史客观必然性的一个代名词罢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主教兼历史学家鲍秀埃（1627-1704）所写的《世界史论》。
    随着理性主义史学遭到挑战，历史主义史学勃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浪漫主义流派。历史主义史学针对理性主义史学把理性、道德、文化视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割断历史、否定历史连续性褒贬历史事件时常走向极端等缺陷，强调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连续性，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努力与客观存在是相互作用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突然出现和突然消失的。历史主义在分析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联系性，从而肯定了中世纪的历史地位，论证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渊源，分析了历史传统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
    在欧洲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在哲学上对历史过程进行系统的、辩证地阐述的是黑格尔。他用辩证法论证了人类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认为人类历史本身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就是"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的永恒不断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人类历史和人类的认识都是曲折、迂回地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而且万变不离其宗。但黑格尔的最大缺陷是把"绝对精神"视作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始原和基础，是超人类的、超自然的东西。尽管黑格尔对"绝对精神"难以解释清楚，但他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辩证解释，却对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十九世纪以后，西方史学进入"腾飞"时代，至20世纪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通过对各种史学流派的思想进行综合、分析、批判、继承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全世界的史学思想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同时，反对史学偏重于理论的辩证分析，主张用纯"客观主义"态度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实证主义史学应运而生。德意志的兰克学派是其典型的代表。该派主张历史学家只应记述个体而不应研究一般，不应抱有个人的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要做到"无例外地保持不倚的态度"，只追求事实真象，不褒贬是非，在书中"消灭自我"，使历史成为"科学"，要注重对史料的探幽发微的辩析考证。该学派诞生以后，日渐兴旺，其观点广泛传播，一度成为19世纪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主流。
    随着二十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盛行和五花八门的史学流派的出现，人们的史学视野进一步开阔，史学研究的对象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又经"年鉴学派"掀起的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史学家积极进行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史学研究的领域无论在时间或空间上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一般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是西方新史学思潮勃兴时期，西方传统史学日趋衰微，到本世纪50年代，新史学取得主导地位，开创了当代史学新阶段。
    综上所述可知，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两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荡涤，随着各种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出现和不同史学流派的争鸣，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自文艺复兴运动后西方史学关于客观历史进程的探讨不断深化，并日益向唯物主义靠拢。
    相比之下，尽管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史学成就辉煌，但从近代开始，中国的史学思想却日趋落后于时代。首先表现在历史循环论在中国史学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史学也因此获得发展。"重人事，轻鬼神"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思潮。但秦朝的"焚书坑儒"和西汉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经学成了中国法定的统治思想。直到清末，最早了解西方新思想的魏源仍认为："天道若循环，物极必反，不及百年，向之畴重于北者，终复极归江南，乘除胜负，岂非理之固然哉"。④康有为也用"公羊三世"说解释社会的发展变迁，宣称："盖自'据乱'进入'升平'，'升平'进入'太平'，进化有序，因革有因，验之万国，无不同风。"⑤其次，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主体和历史规律探索的着眼点主要是王朝的兴亡更替和帝王将相的荣辱成败。东汉末年郑玄提倡重注疏、轻微言大义，之后历代都曾出现过一些专门研究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制度的沿革的史学家。宋明之际，强调"存天理，遏人欲"，以"大义"治史，"以经为本，然后读史"，历史完全成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奴仆。到了清代，大兴文字狱，史家大多埋头于史实、史事的具体考证。另外，尽管中国没有形成西欧那样的宗教神学的绝对统治，中国传统史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的传统，但它强调的"人"与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的"人"在历史活动中所充当的角色是有很大区别的。西方近代人本主义的"人"是单个的、具有"个性"的人，而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人"则主要是英雄豪杰、圣君贤相和没有"个性"的集体的"民"，而民又总是不能离开君单独存在的。西方的人本主义分析论证的是单个的人应该享有哪些权利，而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本主义是探讨圣君和集体的民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民应该有什么责任和义务。西方的人本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提倡个性解放、追求享乐，在启蒙运动时提倡人权，即自由、财产、安全、追求幸福、反抗压迫等，而中国的人本主义提倡的是自我牺牲、奉献的高尚的道德规范，积极鼓励人们以"苟利国家生死依，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伟大人格去建功立业，提倡君王"天听自我天听，天视自我视"和官吏"爱民如子"。中国史学注重朝代变迁的历史循环论及英雄创造历史的人本主义思想根植于中国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漫长历史中，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孙中山依靠少数精英分子欲"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结果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是"去一满洲之专利，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为甚"，⑥历史"循环"的现实最终使孙中山明白，中国革命要取得真正胜利，必须"唤醒民众"。
    二十世纪初，西方近代史学思想开始撞击古老的中国史坛，阅读过一些西方史学著作的梁启超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史学已远远落后于时代，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一文，批判了中国封建史学，指责它两千多年来"皆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它只重政治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历史，实际上是"备君王浏览"的"皇帝教科书"。梁启超呼吁"史学革命"，倡言"善为史者，必须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公理公例之所在。"⑦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我国的史学思想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它形成时开始，便存在着一系列弱点。首先，在基本理论上，受到了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所解释的简单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具有相当突出的公式化及实用主义的倾向。其次，由于当时战事倥偬，所以历史研究的重点是那些生死攸关的最紧急的问题，而不可能从多方位、多角度对各个层次的问题展开实事求是的、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仅没有迅速得到纠正，而且由于"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和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而有所发展，使我国的历史科学在建国后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的西方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不仅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史学著作，重视并重新评估了西方史学理论，而且大量引进了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从而大大拓宽了中国史学的研究领域，揭开了中国史学研究新的一页。但是，反思这10多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有明显的失误与应吸取的教训。首先是对西方史学自身新陈代谢与发展嬗变的情况不甚了解，忽视史学理论的时代性、社会性，以致引进带有盲目性。其次是出现了死搬硬套一些现成的理论和方法。但总的看来，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史学正在努力探索、努力实践，勇敢地迎接时代的挑战。
    收稿日期：1993-09-23收修改稿日期：1993-10-31
    注释：
    ①《论语·述而》。
    ②（意）克罗齐：《历史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3页。
    ③《宋书·范晔传》所传范晔在狱中与诸侄甥书。
    ④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二，第16页。
    ⑤康有为：《论语注》。
    ⑥《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第116页。
    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