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从发起到结束，历时长达15年，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1934年2月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蒋介石集团推行新生活运动最为努力的时期，他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新生活运动的影响和作用寄予很高的期望。然而三年多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收效令蒋介石集团十分失望，即使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新生活运动也已呈现出衰落之势。
    当年有些报刊为讨好国民党当局，曾对新生活运动作了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报导，鼓吹新生活运动的成绩“见于行政者，如各省之严禁烟、赌、娼，颇著成效。其在人民，渐具整齐、简洁、朴素之观。都市中奇装异服，逐渐减少，妇女装饰，日见朴素，其具远识者，且提倡蓄发。在习惯方面，各地公墓，逐渐增多，即以减少丧葬之奢侈；集团结婚，已见推行，即以减少婚嫁之靡费。凡此种种，皆新生活运动之效果也”①。1937年2月，《每周评论》也说：“新生活运动之伟大功能，在此三年来所贡献于社会者，在军政党方面，在工商学方面，无不显出灿烂之异彩。”②
    按照上面的评价，新生活运动似乎取得了全面成功。但实际情况又怎样呢？蒋介石集团曾标榜新生活运动是“目前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亦最有效的革命运动”③，并希望通过这样一场运动摆脱“九一八”以来国民党统治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可事实是，新生活运动的推行虽曾一度热闹非凡，波及全国多数县市，国家和民族却并未因此而得以复兴，蒋介石集团所面临的统治危机也没有因此而减轻。相反，自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民族危机更加紧迫，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三年多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收效究竟如何。
    其实，早在1936年2月19日，身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长的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一文中就承认：新生活运动自创始以来，“就一般的成效和实际情形来说，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达到原来的目的”。“除了极少数的地方以外，一般对于清洁整齐的两件事，尚且没有切实的做到”。“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看到推行新运的团体或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至于一般社会能在食衣住行中表现礼义廉耻的四维，其生活方式能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而且厉行劳动服务，具备互助合作的品德，爱国家爱民族的现代精神，那当然更少了。”并认为，新生活运动落到这种地步，“是很可痛心很可惭愧的”④。1937年2月19日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蒋介石在纪念训词中对以往新生活运动工作成绩再次提出指评⑤。1937年2月20日，时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任干事的钱大钧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演说时也认为，新生活运动在量的方面有进步，而在质的方面即工作效率方面，“还是不能够使我们满意”⑥。1937年3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6年度“新运”推行情况的总结报告也承认，作为新生活运动推行骨干的各级劳动服务团组织，“空有其名，尚无切实工作”⑦。另据新生活运动视察团1936年发表的工作报告，南京市新生活运动的推行“太过空泛，全无效果”；京沪铁路沿线“党政军各界缺乏合作精神，不独新运工作无进步，其他亦然”；而上海市民“生活及秩序之改善，尚极缺乏”，“新运工作……不能有普遍之发展”⑧。
    如果用蒋介石集团当初定下的新生活运动的目标和准则来衡量，三年多的新生活运动既没有能够使“五四”以来日趋没落的儒家文化得以复兴，也没能实现所谓国民食衣住行方面的生活革命；既没有实现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的理想目标，也没能恢复“符合礼义廉耻的现代生活”；甚至连最基本的整齐清洁也无法普遍做到，当然更谈不上“挽救危亡，复兴民族”。事实上，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新生活运动已基本走向衰落，归于失败。即使在当今台湾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新生活运动“当时虽推行得很热闹，实际则奏效甚微”，“就事后的成绩来看，人民的道德水准并未提高，社会风气亦没有大幅改善”⑨；“此种运动，虽以多方推行宣扬，但收效不宏，殊属可惜也”⑩。
    为什么喧嚣一时、声势颇大的新生活运动收效甚微？为什么新生活运动中提出的一些符合现代社会文明标准的生活改良措施推行不下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蒋介石把原因归结为两条：一是人们对他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响应“缺乏真诚”；二是人们对新生活运动的推行“缺乏热烈”（11）。这恐怕过于简单。
    笔者认为，对于新生活运动衰败的原因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第一，回避抗日问题，使新生活运动缺少号召力。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抵御外敌入侵，挽救民族危亡。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各阶层人士强烈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统一御侮，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蒋介石集团意识到了人们的这种共同心理，因而给新生活运动含有“复兴国家与民族的革命运动”的意义。蒋介石本人曾私下向蒋梦麟、张伯苓等人表示：“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们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12）但是在抗战爆发前三年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行中，不论蒋介石还是其他国民党要员有关新生活运动的文章和演说，也不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还是各级地方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关于新生活运动的各类文件，都很少涉及抗战问题，对“抗日”二字讳莫如深，不敢公开谈及。当时，蒋介石集团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方针，一边打着“复兴民族”的旗帜推行新生活运动，并从事一些防御性的国防建设；一边则集中主要力量打内战，调集重兵追剿红军，镇压一切反蒋活动，同室操戈，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一再妥协退让。在这种情况下，新生活运动又怎能在民众中得到“真诚”响应和“热烈”支持？”在“九一八”后的中国，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运动都不可能脱离抗日问题，新生活运动对此的回避，正是其失败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