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史上，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占有重要地位。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是民约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中，卢梭尤其是集大成者。他的政治学名著《民约论》（又译《社会契约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提出了人民主权思想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成了法国大革命中大多数领袖的圣经”。①
    由于时代的落差，迄19世纪末20世纪初，卢梭的《民约论》虽在西方已呈褪色，但对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集中探讨严复对卢梭《民约论》的态度，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位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政治思想的变迁。
    一
    作为留学英国精通西学的学者，严复熟悉卢梭的《民约论》。他曾指出，“卢梭之为《民约论》也，其全书宗旨，实本于英之洛克，而取材于郝伯思”②。“二人 者，欧之哲学政治大家，不独于英为杰出。民约之义，创于郝而和于洛，卢梭特发挥昌大之而已”③。严复认为西方各种民约论都强调“民相约而后立群”，但具体主张有不同。郝伯思著《勒肥阿丹》（今译《利维坦》），以为在自然状态下未有君，人人自由平等，但因民性恶，未流终至于相食，而“各具求存之性，乃相约而求君”。但其说谓民若奴虏，愿举性命财产，一切付之君，任其愿欲是非，无所复问，又不免大背人情，故为“不必然之说也”。洛克著《治术论》（今译《政府论》），主人性善，以为民虽不得已而立治权，但于政府有所限制。所以，“郝为绝对主义”，“洛为限制主义”④。后者优于前者。卢梭的民约论，其名虽本于郝伯思，而义则立于洛克，“为革命先声”⑤。严复的上述评说，是合乎实际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着中国维新思潮勃然以兴，而其时严复也举袂奋起，民主思想空前高扬。1895年，他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诸文，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而其运用的思想利器，正是卢梭的《民约论》。例如：严复在《论世之亟变》一文说：“夫自由一言，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⑥在《原强》中说：“自其（西洋一引者）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雍敝，人人得以行其意，中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而中国）其敝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⑦在《辟韩》中说：“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⑧
    这里显然是吸纳了卢梭民约论中天赋人权论和人民主权的思想。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其《辟韩》一文在驳斥韩愈《原道》篇杜撰的君权神授论时，对社会起源作了重新解说。他指出，由于在自然状态下，存在着”“强梗欺夺患害”，民既忙于“相生相养之事”，自顾不暇，因是出于通功易事的目的，不得已择其公且贤者立之为君。他说：“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故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⑨严复的此种解说，虽不同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但命意相通，即肯定了社会的起源是奠基于人类为共同利益而订立的某种契约。其思想无疑也是受到了包括卢梭民约论在内西方民约论思想的影响的结果。指出这一点，对于理解其后严复思想的变动是不无意义的。
    严复是近代中国以鲜明的态度宣传卢梭民约论和借此猛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一人。正因为严复的文章率先使用了民约论新式的思想武器，故既令维新志士为之倾倒，又令守旧者惊恐不已，怒目相向。梁启超在上海发行《时务报》时，不忘将发表于一年多以前的《辟韩》加以转载，说明了前者：而《辟韩》被转载后，张之洞迫不及待亲自动手撰《辩〈辟韩〉书》，令屠仁守出名，也在《时务报》发表，痛斥严复“今以《辟韩》者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辞则以辞害意，乘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则反映了后者。
    不过，其时严复虽然肯定和宣传了民约论，但并没有接受卢梭革命的观点。卢梭主张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以恢复人民主权。严复则谓：“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⑩他主张在开民智、新民德、厚民力的同时，先开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并以此为过渡，最终“悉听其自由”，臻至民主共和。
    要言之，此期严复在思想上是卢梭《民约论》的拥护者，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却是一个维新改良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