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宋代历史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参加编撰工作的还有历史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早年爱好史学，在长期的阅览史书过程中，深感中国历代正史"烦冗"，很早就想编纂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通史。"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司马光《进通志表》）大约宋仁宗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已经着手编撰，至治平三年（1066年）已经修成一部八卷本的编年史《通志》。司马光将书稿进奏皇帝，深得宋英宗赞赏，给司马光提供助手、书籍及其它笔墨缯帛等，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开经筵，司马光进读《通志》。神宗十分满意，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由，赐名"资治通鉴"，并为是书御制"序言"。因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由此得名。它是一部得到皇帝御赐的发挥资治与垂鉴功能的典型史书。资治与垂鉴不仅是司马光的作史宗旨，也是全书的精要与灵魂。至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全书修成。
    《资治通鉴》内容是包含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 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分为二百九十四卷。 文字简练，记事周详，是空前的史学巨著。
    《资治通鉴》一书被历代统治者所赞誉，为文人学士所推崇，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为此，资治与垂鉴史学思想也被历代朝野所公认与称颂。久而久之，中国学术界似乎得出一个结论：《资治通鉴》是史书的榜样，资治与垂鉴是不言而喻的应当效仿的作史宗旨。
    那么，《资治通鉴》一书是如何以资治与垂鉴为己任的。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过程中，曾先后两次给宋英宗《进通志表》与给宋神宗《进资治通鉴表》。在这两篇《进表》书中，充分表达了司马光的撰史宗旨与目的。《进通志表》中说："臣闻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这就明白告诉皇帝，我司马光史书上所总结的治乱兴衰的一番道理，皇上可以一读，以资统治。司马光向皇帝说，他的《通志》是"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就是说，他的《通志》做到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达到资治与垂鉴的目的。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更明白说明自己的撰史宗旨。他告诉神宗皇帝，他的书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史"。即通过对国家盛衰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叙述，达到资治与垂训的目的。他甚至要求宋神宗"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捨非"。（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由此可见，资治与垂鉴成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宗旨与目的是无庸置疑的。
    诚然，《资治通鉴》是一部皇帝最满意并得到其尝识的书，但它的价值如何呢？笔者以为，除了充当统治者的御用工具之外，是世界上最无建树的史书。
    《资治通鉴》无建树并非讲其章句风韵问题，也非指其史料价值，而是指它的史学思想与理论无创见。句句声声，陈词滥调，陈陈相因，成为统治阶级的传声筒。表现在：
    其一，全书以统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宋神宗亲自为《资治通鉴》御制序言，明确表达统治者对修史的要求。
    宋神宗在《序》中首先提出史书要存王道之正，垂鉴后世，说"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其次，宋神宗提出是非不谬于圣人问题，就是说要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他歪曲司马迁《史记》的精神，把不唯书不唯上的《史记》说成"惟其是非不谬于圣，褒贬出于至当"。在这里，宋神宗一方面歪曲司马迁《史记》的革命精神，另方面明确提出要按统治阶级的要求编撰历史，其思想不能超出圣人圣书之格。由此可见，存王道、是非不谬于圣、垂鉴后世，这就是封建社会修史的标准。所谓存王道，实际上就是维护封建帝王的统治。所谓是非不谬于圣，就是以儒家一套伦理纲常作为修史的指导思想。所谓垂鉴后世，就是要求人们安分守己，服从统治。这些要求成为著史的基本方针。司马光遵循这个精神。身体力行，其《资治通鉴》全书正是以统治阶级的是非为准绳的。
    首先，司马光维护正统思想，力行存王道之正。司马光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家，他以正统自居，力主修史应以正统思想为指导。"史者，儒之一端"。就是说史学是儒学的一个方面，要以儒家正统思想为著史的指导思想，以弘扬儒家思想为己任。正因为这样，司马光对南朝宋文帝主张以玄、史、文、儒四学并立的做法极为不满，批评说："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资治通鉴》卷一二三"臣光曰"）因为四学并立降低了儒家的地位。显然，司马光主张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著史，身体力行"存王道之正"的，这对封建王朝是矢忠不二的。
    其次，司马光竭力维护封建礼教，作为资治的手段。书中鼓吹"礼"，说："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服而纪纲正焉"。（《资治通鉴》卷十一"臣光曰"）意思就是说，礼的意义殊大，把礼用于个人修养，那么人就会行为正品行高尚。把礼用于家庭，那就会长幼有别，内外有分，全家族和睦相处。把礼用于乡村，就会全乡尊老爱幼，民俗风尚也就文明。把礼用于治国，就会君臣有序讲道理，这样就会长治久安。把礼用于普天之下，就会诸侯臣服，纲纪伦常正。总之，司马光把礼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帅天下的法宝。认为周威烈王与唐肃宗由于乱了"礼"，造成社稷混乱，兵革不息，是历史的惨痛教训。司马光不遗余力地鼓吹礼，一方面旨在宣扬"是非不谬于圣"，以统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另方面以儒家的礼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作为精神武器。这一切都灌注在该书之中，是该书落后性的突出表现。
    再次，司马光把农民起义视为破坏封建统治秩序的坏事。司马光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大肆咒骂、诬蔑农民起义。如骂黄巢、王仙芝起义为"盗"、"贼"。书中每谈及黄巢、王仙芝起义时，都十分刻薄。"群盗侵淫，剽掠十余州"。（引《资治通鉴》，下同）"今仙芝小贼"。"贼乃分其军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巢，各分道而去。"司马光更以得意的心情描写镇压黄巢、王仙芝起义，说"甲寅、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杀贼二千余人，贼解围遁去"。"戊辰，追及黄巢于中牟北满渡，乘其半济，奋击，大破之，杀万余人，贼遂溃"。这些话语明显表现出司马光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看待农民起义，他对农民起义的咒骂表明司马光著史完全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
    其二，全书没有什么理论建树。
    史著贵在理论创新与思想建树。记叙史事或考据史料均不是史学研究的要务。评价一部史著的得失与贡献主要是看其思想是否深刻，以及理论创新的程度。司马光《资治通鉴》虽然博采群书，治史严谨，且全书含有珍贵的史料，然而就史学思想而言，却相当贫乏，理论上亦毫无创新与建树。《资治通鉴》承袭中国传统的"治乱兴衰"、"资治"、"垂鉴"等史学思想，思想保守，陈腐之见俯拾皆是，缺乏创新精神。如果说《资治通鉴》有点思想贡献的话，那就是它抛弃传统的"天命史观"，注意到人心背向的影响，仅此而已。
    司马光是大史学家，毕一生精力，潜心研究历史，"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象司马光这样的历史家，既不受政治压迫，又不是官修，毕生勤奋著述，理当对中国史学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为何他没有理论建树呢？关键在于他以资治与垂鉴作为著史的宗旨，因而思想受束缚，思维僵化，眼光呆滞。此外，尚有其它因素所致。
    从主观因素来看，司马光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士出身。他所受的教育是封建儒家一套理论，加上他所处的优越环境，因而一生仕途顺利，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侍读学士等官职，是北宋中叶重要的政治人物。因此，他自觉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思想保守，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样保守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热衷于继承儒家的传统思想，谈不上有什么革新的意识。陈旧的思维不可能产生新颖思想，因此根本不可能有理论建树。
    从客观因素来看，当时正值黑暗的中世纪时代，整个世界处于文化萧条，见不到理论曙光。司马光生活在公元十一世纪，与司马光大致同时代的世界有名望的历史学家只有法国的吉伯（Guibert of Nogent，公元1053-1124年）和奥德里卡斯·维他里斯（Ordericus Vitalis，公元1057-1142年）， 他们的历史著作《论圣徒的威力》、《十字军第一次东征史》、《教会史》等也没有提出什么引人注目的观点。公元1013年朝鲜历史学家崔沆、金审言等人受命编纂历代实录，亦无理论建树。日本此时的史学更落后。阿拉伯此时也没有出现知名历史家。综观世界，这时期各国史学都处于落后状态。时代的落后性铸就历史家思维的钝化。在这种思想迂腐的国际大环境中，中国的司马光当然不可能有所作为，他的史学思想只能停留在资治、垂鉴水平上。
    "以史为鉴"似乎是中国人的习惯想法。中国史著，尤其历代"正史"，都强调"征往而训来，考世而定治"（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治、垂鉴功能了。在国外， 也存在史学的垂训思想。 古希腊历史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0-120年）就主张历史是以实例作教训的，历史应垂示人们，用历史知识丰富人们的头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得到启发与教育。历史教会人们纠正生活道路上的错处，于是有人主张垂训史观。古代罗马历史家老伽图（ Cato the Elaer，公元前234-149年）就提出历史的教育作用，认为历史的目的在于教训。古罗马历史家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公元55-120年）强调历史的道德教训，认为历史的最高任务是从湮没无闻中寻找有价值的事迹。总之，国外垂鉴史观也颇流行，这方面历史家不乏其人。不过，在欧洲，尤其是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兴起以后，历史家很少再提垂鉴史观了，他们的注意力已转到探讨历史因果关系、探讨历史规律等方面去，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思想和理论。可是中国，直至满清时代，仍停留在资治、垂鉴水平上。正是这种史学思想的落后性，贻误了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
    如何评价资治、垂鉴的史学思想呢？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尚模糊不清，持肯定的人多。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资治、垂鉴不能作为著史的宗旨与目的。
    人们往往对中国史学思想的落后性无切肤之感，相反，却津津乐道"史为明镜"。所谓"史为明镜"，就是从历史中得出经验教训，以指导未来的行为。这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如《资治通鉴》暴露宋孝武帝与隋炀帝的残暴荒淫，揭露汉灵帝的贪婪、晋惠帝的愚蠢、贾后的淫荡、唐玄宗晚年的腐化堕落等，这是对封建统治者的"爆光"，对老百姓认识朝廷的腐败有一定的意义。但这不等于说史学研究的任务只是总结经验教训，为后代人提供鉴戒。历史研究旨在探索历史规律，提出新的史学观点与其它理论，发展史学思想。创新与发展是历史研究的主旋律。因此，从历史研究的真正任务来讲，垂鉴功能不是主要的。况且垂鉴有历史家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等制约因素问题，其正确程度往往令人怀疑。中国的垂训史观其核心是忠君与正王道，讲来讲去无非希望贤君治世，王道纲纪行，浸透着忠君的灵魂。司马光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咒骂农民起义，要求统治阶级吸取历史教训，这种垂鉴史观起消极负面影响，不值得肯定。清代魏源，建议对农民起义要斩尽杀绝，不留后患。倘若遗漏个把人，"皆足滋蔓"（魏源语）。这种向统治者献计献策的垂鉴史观对人民来讲是毫不足取的。因此，垂鉴史观不应当作为作史的宗旨。
    同样，资治也不能作为历史家著书的宗旨。资治与垂鉴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便会资治。所谓资治就是用以帮助统治者统治。在这里，我们要弄清两个问题：其一，资治的阶级性；其二，统治者能否从史书的垂鉴中吸取教训，达到资治。
    先讲资治的阶级性问题。
    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始终处于矛盾对立状态之中。这种矛盾对立时而缓和，时而激烈。史学的资治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被统治的人民群众，只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资治的阶级属性只能是剥削阶级的。历史家鼓吹史学的资治功能暴露出他们甘当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司马光是踌躇满志的官吏，后来当上了宰相，他对皇帝与封建王朝唯恐精忠不够，岂谈得上能从人民的利益考虑问题？他的资治就是维护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因此，可以说，主张史学资治效用就是鼓吹史学充当统治阶级的婢女与御用工具。
    再看史学的垂训作用究竟效果如何？统治者能否从史书的鉴戒中吸取教训？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皇帝从史书的鉴戒中改恶从善的例子尚不多见。一般讲，帝王是从亲身的直接经验中来接受教训的，并非从史书的鉴戒中醒悟从良的。新王朝刚建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尚不尖锐，新皇帝对人民还心有余悸，他们能够从亲自的经验中，看到旧王朝的腐败与人民力量的伟大，因此会改善统治方法，实行一些"让步政策"。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例子。他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就是亲身经验的体会。统治者只能从自己亲历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改善统治的想法，决不会从史书中受到教育而行善。历史上尚无哪个皇帝从历史著作的镜子面照中改恶从善的。所以史学的资治垂鉴对昏君、暴君并不起作用。比较而言，史学的资治史观消极作用更大。事实告诉我们，资治的作史宗旨是不可取的。过分强调史学的资治功能只会使史学沦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甚至可能导致历史学的科学性荡然无存。
    司马光的原书叫《通志》，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御制序言，遂成《资治通鉴》。这是一个悲剧，它丧失了创新精神，浓化了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色彩，从而降低了《资治通鉴》的学术价值。由此可见，资治与垂鉴损害了这部史学巨著的肌体。中外史学史告诉我们，资治与垂鉴不是作史的宗旨与目的。这就是本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