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此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史仍然沿着本民族旧传统的路径而开展，并没有因为接触到西学而经历一番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的洗礼而认真踏上近代化的道路。有清一代的学术所受到的西方影响，主要的是天文历算，而且其性质从整体上说也是中世纪的而非近代的。清代数学家大多兼通西法，而所谓的西法并没有多少近代的成分在内。笛卡尔的解析几何、牛顿或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学奠定了近代数理科学的基础，当时均未传来。那皮尔的对数，传教士穆尼阁曾以之授薛凤祚，但中国学者未得其详，更谈不上应用。没有近代科学，自然也就没有与之相应的近代思想。清代的学术主流是汉学考据，尽管也做出很大成绩，却不可能开辟近代思想文化的新面貌和新局面。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的新面貌和新局面要待到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时期始正式登场，要待到20世纪初叶的五四运动时期始正式奠定。而它的登上历史舞台，首先而且主要地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引入西学的结果，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并不大。宗教神学自有其精神价值，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潮即中国的近代化并未构成影响。利玛窦、汤若望所宣扬的神学目的论，傅汎际所介绍的形而上学和逻辑方法论，在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界都找不到任何可观的痕迹，即可说明这个问题。
    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之得以进入宫廷，乃是以客卿的身份为宫廷服务；上焉者不过是参与观测天象、修订历法的技术工作，下焉者只是宫廷中待诏的工匠、画师或乐师。他们的影响不出于宫廷之外。他们并没有传教布道的自由，更何况来自中国传统的阻力也是极其强大的。“以夷变夏”从来都是中国方面的大防，一切宗教异端都被看作是白莲教之类的妖言惑众。基督教神话的那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说，禁不住一个非常重视实际而缺乏任何真正的宗教情感和信仰的汉民族从理智和常识的角度加以诘难。这些都要比经过近代理性洗礼的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更难以为中国方面所接受。当时吸引了一部分中国士大夫的，首先也是某些为中国所没有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西方传教士曾设想通过“合儒”、“补儒”到“超儒”，在中国建立起一套“天学”的思想体系，然而他们的神学世界观却不足以语此。历史要迈入近代，就须以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经历一番理性的觉醒和启蒙，而天主教传教士的西学却无助于促进这一历史任务。
    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之后，已日益密切地联为一体，已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保持闭关孤立而与外部世界绝缘，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但是，自从外面的世界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即从原来的领先地位逐渐落后了，而且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到了19世纪竟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竞相瓜分的猎物。一个半世纪以来，饱尝内忧外患、贫困积弱之苦的中国，到20世纪上半叶还特别面临日本穷凶极恶的侵略，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对于中国来说，压倒一切的燃眉之急就是向何处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期挽救民族危亡和解除人民的痛苦。正如其他许多较为落后的民族一样，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也大抵自然分化为两种倾向，一派主张维护国粹以抵御外侮，一派主张学习西方以求变革图强。然而仅凭旧文化传统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假如所谓的国粹真有起死回生、返老还童之效，那么中国在参与了世界大家庭之后，早就应该领先而不致沦为别人侵略的对象了。西学派则认为，传统旧文化已无法挽救中国，如欲图强就必须变法维新，即改变中国旧传统，转而学习西方的先进的事物，而当时世界上只有西方是先进的。于是晚清就出现了变法维新的要求，出现了中学、西学之争。在这里，中学、西学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固然在当时有其明确的内涵，但时至今天已失去了其意义，较为确切的提法应该是固有的传统与近代化（和现代化）之争。而主张近代化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非常爱国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是极其反传统的，因为中国的贫弱和落后是和传统旧学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幕最堪瞩目的历史现象。在其他许多落后国家里，凡是反抗外来势力侵略的，一般总是要大力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抗御外侮的思想武器，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一现象至少表明了一点，即中国方面在思想上是开放的。不仅是19世纪，早在明清之际，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一辈人即是开放的。相形之下，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在思想上却抱残守缺，既不肯接受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又以其中世纪的神学拒斥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乃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但并不排斥某些可能的假设。假如当时传入中国的是近代西学与近代思想，又假如媒介者能以博大宽容的胸怀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科学的、人文的因素，那么中国走上近代化（以及现代化）的历程当会不同于尔后的现实。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另有的则不承认有什么规律可言。无论有规律与否，大家恐怕都不会不承认人类历史有古代、中世纪与近现代之分，而且这个区分并非只是时代的远近之别，还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实质与不同的精神面貌。传统社会被一种封闭的、严格规定了的经院哲学的意识形态所统治；近代社会则为一种开放的、没有任何权威所规定的意识形态所统领。这乃是一个经验上的事实。同样，一旦历史上有了一个从传统社会走入近代社会的先例，这一由传统走入近代化的历程就不可逆转地、而又无可逃避地成为世界上一切民族的通例。即使这不是一个规律，但至少它是一个经验中的事实，是世界上一切民族所莫之能外的。除非我们能够想象有哪个民族能够永远停留在传统阶段（哪怕是一个桃花源的世界），永远孤立于近代世界大家庭之外，否则的话，近代化就非但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也是一切民族历史发展的唯一无二的大事。这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应该是我们看待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近代早期历史的唯一座标。评价明末清初西学第一次传入中国的是非功过，无论是就思想理论方面而言，还是就学术（尤其是科学）方面而言，这应该是研究者的唯一尺度，而并不关乎有关人物的个人的道德品质、学养或才干如何。即如以当时西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利玛窦而论，毫无疑义，他在功业上是可赞叹的，不远三万里、历尽艰辛、九死而无悔地来到中国，那种品格和情操是卓绝的；他能跋涉大半个中国，成功地进入宫庭，结交中国士大夫，那种杰出的才能是几个世纪之后的读者都会为之惊羡不已的；他既能尊敬一种异教文化，又能以基督教教义与之相融合，毕竟开启了中国的视野，丰富了中国的心灵。但是我们却不宜过多地着眼个人的品质方面，而忽视更大的关键问题，即中国历史正处在最需要近代化的关头。
    如果我们是从这个历史主潮着眼，去评论明清之际的西学传入，那么任何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信仰或先入为主的成见出发的论断，都无法使我们肯定这场西学的传入是有助于中国走出中世纪的传统而迈入近代化的大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