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历史方法不是历史学。历史方法也是与历史有关的一种学问， 它大约产生于唐代。常乃德说，这一派的大师当以刘知几为首，他的《史通》就专论做史的方法，后人推崇他为史学之祖。常乃德仍然认为这种做史的方法只是一种"史术"而非"史学"。说："如果《史通》可以叫做史学，则一切历史研究法、历史编纂法，历史教学法等类著述都可以叫做史学了。这一派和第二派（即历史考证）一样，他们所研究的不过是历史著述本身，而非历史的本身。"（18）常乃德用极其苛刻的眼光审视传统学术，将通常被认为是属于历史学的这些学问全都排除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外。他的理由是，历史学应是对于历史这一整个过程加以理解的学问。单纯的记录工作不能叫做史学。他用这一标准衡量后得出结论说，历史著述、历史考证和历史方法三种都是记录之学，"是史学的预备工作而非即史学本身。"只有史论一派还有点史学的味道，因为它有一定理解历史的成分在内，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史论"属于价值判断者多，属于理法探讨者少，即有少数论及因果法则的也都是枝枝节节的议论，很少能够成为一个整个系统的，所以只能说是史学的原始形态，还不能就配为真正的史学。"（19）
    e、历史哲学也不是最进步的历史学形态。从上述论可以看出，常乃德理想中的历史学是要对历史加以理解的学问。这种理解必须是对历史理法，即历史发展规律的成系统的研究。那么，他是否是指历史哲学呢？常乃德的确十分重视历史哲学，强调说只有系统的历史哲学才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学"。他认为中国因为缺少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的传统，历来的历史家中懂得史学意义的人很少，因此造成了历史著述、历史考订等学问的发达，而历史学并不发达。常乃德对历代众多的史家评价都不高，唯一例外的只有司马迁一人。他说中国历史家中只有司马迁能懂得史学的意义。他的《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所以他的《史记》并不是单纯的事实记录，而是和儒道墨法诸家著作同等的系统哲学。"可惜后来的史家都没能继承司马迁的精神。常乃德把眼光又转向欧洲，指出在那里有较为发达的历史哲学，尤其到了近代，各派历史哲学纷纷并起，"史学到此才算真正进化到'学'字的阶段了。"然而他又认为历史哲学虽可以算是"史学"。但不能说是史学的最进步形态。因为它不过是把历史当作一个客观的对象研究，把历史当成一个摆在人对面的死东西，并没有把握了历史的真意义。（20）所以还不是他理想中的历史学。
    归根结底，以上这几种学问都不能理解历史学的对象--历史的意义。例如历史考证只涉及到历史形成过程中第二阶段的产品，即史料。它既不追究史料形成的原因，也不顾及史料向以后各阶段的发展。历史著述和历史方法等也只与记录史实有关，都未能对"历史"进行全面的理解和研究。历史哲学对历史的认识虽然较以上各门学问全面，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把历史看作是纯客观的僵死的东西，而完全不顾历史在形成过程中的活的因素。例如近代科学的历史家们奉行的格言就是"努力排斥主观的成见，以纯粹客观的态度去搜求历史的真相。"对此，常乃德引用了德国历史学家福利德尔（E.Friedell）的话来反驳说，"考证式的历史，当他努力想成客观之顷，他已不是科学的了。"（21）由此看来，历史学之所以成为"学"，是由对历史的理解程度所决定的。
    2、历史学是对历史加以研究和理解的学问以及历史真相难以认识的问题。 常乃德说，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所谓学者，必须对此事实现象加以理解，加以吟味，加以研究，甚或组成一个系统，这样才能称之为学。否则便是单纯地诉之于记忆而不诉之于理解，在理不得称之为学。"（22）他还说："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去追溯一个历史的历史。"（23）常乃德所要建立的历史学，首先是要让人们理解历史不是僵死不变的、客观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充满了主观色彩。历史学的对象并不象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过去某个时期内发生的孤立的事件，而是这些事实历经了无数时代而流传和变化、发展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原始事实与以后各个时代的社会中的一些因素（包括时代的需要、历史家及个人及广大社会成员的心理等因素）相互交融，形成了浑然一体的整体结构。客观的原始事实与主观的心理结合，早先的事实与后来的需要结合，由此而产生了新的认识。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人对客观事实加以选择、组织和认识的产物，与原始的事实相差甚远。它是人的创造物而非天然产品。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懂得历史学的真意义。所以常乃德又说："任何历史均为相对的，均为历史家个人及其种族社会集团心理之反映。"（24）
    但是，常乃德并不是要从技术上解决如何详细考察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方法问题，而是着重在理论上解决对历史和历史学的态度问题。就对历史的态度来说，是要阐明历史本是相对的，历史的真相不可认识。常乃德建立史学理论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出于对当时流行的考据派历史学的不满。他想要"从认识的见地阐明研究历史学时所应具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传统学者们强调的所谓科学态度和认真求实精神，更不是狭隘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道德。常乃德是要历史家们开阔眼界，解放思想，多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不要死盯住古代的一些历史陈迹，而要关注各个时代注入历史中的活力，也就是历史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他认为斤斤计较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拼尽全力去探求历史的真相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毫无意义。常乃德说："普通历史学者多以为历史的任务仅在照事实真相加以描述，而不察事实与叙述之间存有许多不可越过的障碍，即其间存有认识事实真相的可能与否问题。此问题若不注意，则所有历史记载无论所用方法如何精确，俱难免于盲人摸象之讥。"（25）
    考证学者以追求历史真相为目的。他们既不思考认识历史真相的可能性，也不研究运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目的，以为只要使史料准确无误就算完成了任务。常乃德总结他们的心态是这样的："治史学者，每以为史学的任务即在搜订梳爬，使与原来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苟能达到此目的，则史学家之能事已毕。"他仔细考察这种认识的原因，指出这些人以为历史的背后自有一个具体的事实存在，而这种原始的事实又确能经过若干年代如实地传达到现代人的眼前。只要后人将史料搜求完备，采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历史的真相。所谓"历史真相"一语，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知的历史与原始的事实完全相符合。这是一般史家的共同见解。然而这只是常识的见解，而非理论探讨后得出的认识。针对常识的见解，常乃德先是提出历史有四种构造，然后进一步指出，无论对其中哪一部分的探求都不可能达到认识历史真相的目的。就第一阶段来看，原始的事实并不是孤立的一件件事，而是与许多事情相互交错，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容易把握事实的轮廓。况且事件又必须在动的状态之下才能成立。"事实既为动的，故其真相在起初时已难捉摸矣。况遥遥千百年之后哉？关于事实问题，牵涉甚广，吾人今不具论，姑徇俗假定原始确有一真确的事实存在，可资吾人之探索，然问其所资以探索之方法与其探索结果如何能保证与原来事实完全相符而无误？则困难问题更多，而疑问亦由之而生。"（26）原始事实既然难以捉摸，那么能否通过研究史料来认识历史的真相呢？常乃德认为这是更为困难的。因为今日流传下来的史料，都是几经自然力和人力选择淘汰的结果，与原始事实相差甚远。"既云选择淘汰，则非原来事实之全部真相可知。执一二遗存之史料而认为足以代表历史，以搜求考证史料为历史家唯一主要任务，似尚不无可议之点也。"（27）在历史的四个阶段中，原始事实转瞬即逝，现代人无法直接接触它，因而不可能认识其真相。唯一与原始事实关系最近的史料也因支离破碎而不能反映历史真相。至于后两阶段的史实和历史则离原始事实更远。常乃德强调历史不可能对原始事实进行复原，实际上是断言历史真相问题在理论上根本不能成立。人们只能认识经过发展变化、改造过的历史而不是原来的历史，从中摸索历史发展的大致规律。常乃德对历史真相问题的认识与他对真理标准的相对性见解有关。他认为真理没有绝对的标准。"一切真理都是为社会而设，都是社会的产物。""自相对论发展以后，不但社会科学上之所谓真理是因社会之不同而异，即自然科学上之所谓真理，也证明其因观察者之地位而变化，并无所谓绝对的标准。"（28）真理既然没有绝对的标准，也就不存在绝对真实的历史事实。
    三、历史学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
    常乃德对历史的看法当然有一些相对主义的成分。不过他并不是就历史而谈历史，单纯就学术发议论，提倡纯史学理论。他对历史的态度和对历史学下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对历史学的目的、功能等认识所决定的。常乃德认为人们研究一切学问都应有明确的目的，决不能随意地选择对象进行研究。这些目的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密切相关。他说："一切学问研究的目的，都是为满足人类求知的欲望，人类对于自身及环境的事物，不但要了解其全部的真相，并且要进而寻求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由此而构成一种普遍的法则。一切学术均由此心理发生。"（29）这种心理实际上就是人类的社会现实需要。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认识自己的过去，总结经验、教训，摸索规律，以求进一步改进社会。不仅历史家们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一般的社会成员也都或多或少对历史有一定的看法。在各个时代社会广大成员的心理都要对史料和史实有选择和淘汰的作用。所谓"人物及事迹之愈伟大者，社会对之所加之作用亦愈大，就是这种选择和淘汰的结果。但是，人类社会越是发展，就越不能满足于零散的、粗浅的和片面的历史认识，要求更智慧地思考过去以指导现在及未来的发展，由此产生了系统的历史认识--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使历史学成为更专门的学问。由于研究历史哲学是历史家的专门工作，一般人难以胜任，常乃德号召历史家们充分认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以便自觉地担负起指导社会的责任。他曾对历史专业的学生们说："诸位所学的才是阐天地造化，握人生国家社会枢纽的全体之学，诸位的出路是自己可以开创的，因此出路之大莫有过于诸位之所学者。诸位应该知道，创造宇宙和人间的是什么人，只有哲学家和历史家，现今世界各国没有一个没有他的'立国指导原理'，而立国指导原理之坚固与否就全系于其历史和哲学的根据正确与否而判。"（30）正因为常乃德为历史学规定了明确的、为社会现实服务的目的，赋予历史学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他才极力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不关心时代精神的种种做法。他特别反对的就是当时流行一时的考据学派。常乃德一方面直接抨击考据学派脱离社会实际。他说西方的一些人文学派和中国的考据学派都犯有这样的错误："有许多学者毕生献身于希腊、罗马古文字的搜集、校勘、考订工夫，埋头于故纸堆中，孳孳不休。为一两个字的考订可以打几年的笔墨官司。他们为学问而学问，并不为什么目的。他们的精神和中国清代的汉学考据派完全相同。他们在知识方面是成功了，但却忘记了人生，忘记了知识不过是人生工具之一种。现代一般历史考证家和考古学家所继承的就是这种精神。"（31）他还说，历史考证的工作即使做得再好，也没有多少人喜欢看，更谈不到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因为它太脱离社会，不符合社会心理的需要，只是那些考证学者们以考证来满足自己个人的需要罢了。他甚至于严厉地批评考证学者是"玩物丧志"，白费聪明心力，"贻误后代"，并且"为一件琐细到极点的不相干问题费上数万字的考证工夫，换得一个博学的头衔。"（32）常乃德在直接批评考据学派的同时，着重从理论上阐述他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见解。他提出"历史真相不可认识"的理论，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否定考据派工作的意义和这一派所追求的价值。他指出历史的真相不仅不存在，而且对于现代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认识意义。而各代的人们如何根据自身需要不断塑造历史才是至关重要的。常乃德劝戒人们不要象考据学者那样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天下大事，尤其不应斤斤计较于与现实问题距离太远的史事和史料。常乃德认为，伟大的历史家是与社会紧密结合的，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时代潮流中去。"伟大的历史家其任务决不仅以搜求史料为满足，历史家之任务在能接受时代的潮流，以其个人伟大的天才与社会心灵相互渗入，反映社会之要求，并进而指导社会的新趋向。"他认为能做到这一点，从创造出的历史作品中表现出时代的意义，才够称得上是历史学家。他还说："必有伟大的生命力者始得为伟大之历史家。"（33）所谓伟大生命力就是历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凭借这些才能设计出社会需要的历史作品，从而创造出新历史学，也就是历史学的最进步形态。从常乃德的这些论述，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对传统学术抱有如此激烈的批判态度。常乃德理想中的历史学是一种既高于各类传统的历史学问，又高于当时的历史哲学--可以说比一切有关历史的学问都要高明得多的学术，这种历史学不仅要有最进步的理论作指导，而且要密切结合社会政治运动，为民族和国家的现实需要服务。常乃德希望能建立这样一门新的历史学，他努力阐发史学理论、批评传统观念，目的是要影响更多的历史学家，动员更多的人来共同建立这样一门学术。常乃德自己就身体力行地实践他所制定的目标。他积极参加社会政治运动，并为了政治的需要，创建了"生物社会史观"的理论体系，提出国民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历史观点。为配合这一理论还提出一些如何改造国民性、提高民族素质的具体设想。
    四、常乃德史学理论的个性特点和时代精神
    常乃德是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史学理论在总体方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近代许多知识分子有用学术参与政治和促进政治活动的传统，因而近代文化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历史学领域，自从梁启超提出要建立救国救民的新史学之后，历史学应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重要政治功能这一理论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近代历史学家在创建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史学时，大量引进西方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吸取了中国传统史学中最为缺乏的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力图参照西方的理论来建立中国的新史学。因此，近代许多史学家不仅猛烈抨击传统史学，还批评脱离政治单纯搞学问的学风。同时，他们又长时间地热烈讨论有关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诸如历史学的定义、对象、范围和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问题。这些理论从概念到命题几乎都是近代史学家们根据自身需要，从西方理论思想库中引进的。这些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学科建设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常乃德的史学理论就是近代新史学理论建设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一些与近代其他历史学家共同的或相似的提法。例如从李大钊到朱谦之、雷海宗等人都对考据派展开过激烈的批评。李大钊不仅指出了原始事实与史料之间有实质性的区别。也强调历史的相对性和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他指出历史是活的、进步的、发展的东西，不是陈编、僵石和死的、印成呆板的东西，主张"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34）雷海宗则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35）重视史学研究的主观性和实用性，与常乃德的观点更加接近。朱谦之说："普通以过去的事实为历史事实，却不知过去事实，须经过今我思想的活动，即将过去涌现于现在之中，而后才有存在的意义。"他还说真有生命的历史，都是现在的，针对考据派只重古史及史料的"病痛"，他明确提出历史学应当"考今"。由此号召发起以"考今"为目的的"现代史学"运动。（36）这些主张与常乃德的史学理论一样，都反映了近代历史学家关注现实政治，力图以学术促进政治的愿望。当然，这些理论基本上取自西方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人的有关论述。克罗齐的名言是："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则提出"一切历史就是思想史。"（37）他们都强调历史的主观性和现时性，主张历史学为现时需要服务。
    常乃德的史学理论又具有自身的个性特点。这就是较强的理论性和逻辑性。常乃德不是零散地一般性地提出自己的个别主张，而是提出了一个十分完整和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的论述从历史的构造、形成过程及特性，到历史学的定义、要求以及历史学的目的、功能，等等。这一层层理论要点环环相扣，循序渐进，极富逻辑性和思辨性。这一套史学理论又与他的历史观紧密配合，形成了他历史哲学的完整体系。常乃德不仅注重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还刻意追求概念的准确性。他十分严格地给历史和历史学下定义，这些定义是在详尽地论证之后得出的，其中充满了他对历史学的认真思考。常乃德有关历史学对象、定义和目的的理论在完整性和严密性方面可以说在近代史学中极为突出，自成一家。即使是历史哲学功底较深厚的史观学派代表朱谦之、雷海宗等人恐怕也未能够与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