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特点的思考。中国文明形成有什么特点，经过长时间的探讨，学术界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文明起源中的多元一体模式及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阶段性。笔者认为，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分析，中国文明从文明因素出现到形成实际上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这两大阶段可分别称为文明因素的发展期到文明社会的形成期。前者发展时间较长，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共同体，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这些文化共同体均达到了一定高度，其中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就是它们的典型代表。但从整体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的文明因素以内部发展为主要特点，具有较强的内聚力。第二阶段为文明社会的形成期，时间相对较短，显著特点是各个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及融合，最后原始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捷足先登，首先迈出了向文明社会进发的步伐。那么洪水问题对我国远古先民来讲为什么关系如此重大，究其原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既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滔天洪荒不仅与原始农业生产构成了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矛盾，也与龙山文化时期形成的社会基本格局产生了矛盾，对于原始人而言，面对滔滔洪水，原有的各自独立的原始团体已不能适应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于是新的社会组织--治水联盟应运而生，夏部族参加了治水并通过治理水患及战争等手段，独占了联盟的领导权，其发展结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67页～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以治水为契机，又通过治理洪水及战争等方式建立和完善国家机器，这就是中国文明形成的直接原因或动力，也就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特点或模式。
    3.关于中国文明的特征及中国早期国家政体的思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问题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作了进一步理论阐发，明确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注：列宁：《国家与革命》第7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近百年来，中国学者正是遵循着这一理论模式，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国国家起源问题，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及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中国学者不仅对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基本发展规律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已充分认识到了在相同的人类发展轨迹下，东西方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的不同特点和发展模式。如果说，雅典、罗马和德意志，恩格斯所列举的三种从氏族制度废墟上兴起的国家形式，都是被社会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摧毁，那么，依笔者之见，中国文明在其形成的最后阶段，社会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为族群矛盾的不可调和。中国为什么会以如此独特的表现形式进入文明社会，这和中国文明的本质特征即血缘关系的长期存在及在中国文明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关，因为夏部族在夺取部落联盟领导权，创建中国第一个王朝时，实际上是对其他部族实行了族群统治，其以后的商周国家也皆如此。更确切地说，中国早期国家，夏商周时期建立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国家。关于中国早期国家中血缘关系的长期存在及在中国文明形成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往的研究中就有学者关注。（注：张树栋、刘广明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第107页～第11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徐苹芳、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新六期，1999年5月。曹兵武：《龙山时代的城与史前中国文化》，《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笔者在相关著作中也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血缘关系的长期存在及在中国文明形成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这不仅是中国文明有别于世界文明的最显著特征，也是维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连绵不断的重要因素（注：缪雅娟：《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2期。），同时又是直接影响中国早期国家政体问题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中国文明这一显著特征，就不能深刻理解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存在的显著不同，也就不能从本质上揭示中国文明形成道路的独特性。
    余论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正式启动之际，更显得研究此课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蒙昧、野蛮、文明三大发展阶段的划分，勾勒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中国古代文献中大同、小康以及夏传子、家天下等记载，则生动地揭示了东方远古史发展的轨迹。两者不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也为中国第一个王朝为何首先在中原形成作了最好的注解。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离不开中国远古历史背景，同样，解释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出现的周边开花、中原结果现象也离不开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背景。经过近百年来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大量考古资料的积累（注：最新消息：《保利博物馆入藏珍稀青铜器-铭文记述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被誉为“金文之最”》，《中国文物报》2002年10月23日1版。该文报道：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偶然发现一件青铜器--公盨，年代确定为西周中期偏晚，器上铸有98字长篇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的方法和经过，随后又阐述了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揭开这远古历史的迷幛已近在咫尺。如何真正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作指导，透过现象看本质，探寻中国文明从文明因素产生、发展到形成的轨迹，既是中国老一代考古工作者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当今考古工作者应积极思考的问题，更是真正为恩格斯《起源》写续篇的实际行动。让我们共同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为世界文明史研究谱写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