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有一些问题需要说明解释：
    “惟正五月”，春秋战国铭文常有“王某月”，指周正，“正某月”，则指夏正。[3]当时 在 周正外夏正仍然通行，如《逸周书·周月》说的：“夏数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王 ，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享，犹自夏焉。”楚帛书、《楚 辞》均有用夏正的实例，和楚接近多受其影响的郑国有夏正，不足为异。
    “与兵”，器主名，“与”应读为“举”。古人有时以可纪念的事件为子命名，例如《左 传》桓公二年载：“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 之曰成师。”器主以“举兵”为名，可能有类似的背景。
    “彝”字下原从“止”，殊为少见。
    “俎”字读为“祖”，字形同于三年壶。[4]
    “敕”字器铭下增从“”即“示”旁，与下行“”字等“示”旁写法不同，是很 特别的。“敕”，《方言》：“备也。”“丕敕”就是大备。
    “”读为“尝”，和楚王酓肯鼎等一样。“兹”疑读为“裁”。“”字初见，当 读为“理”，训“治”，见《广雅·释诂》。
    “”读为“明”。“”读为“熙”，也是光明之意。
    “参拜”即“三拜”。下行首字左半从“”，也是“示”旁。按青铜器铭文“稽首” 的“稽”写作从“旨”，“旨”古音脂部章母，“示”脂部船母，彼此极近，因此这个从“ 页 ”“示”声的字其实仍是“稽”字。过去宋代著录齐国叔尸镈、钟有“再拜稽首”，“ 参拜稽首”这是第一次出现。
    “世”字下原也从“止”。
    “亟”读为“极”，《诗·崧高》传：“至也。”“民”意与“人”通。“极于后民”即 “ 至于后人”。
    末行“宝教之”三字，图录照片上看不见，如原释文不错，“教”即“效法”的“效”， 句例过去也不曾有过。
    铭文后半的“理”、“熙”、“期”等字，押之部韵。
    与兵方壶的年代，上面已说明可由型式相仿的新郑李家楼、淅川下寺方壶推求。李家楼大 墓现在公认在春秋中晚期之际，最可能是卒于公元前571年的郑成公或卒于前566年的郑厘公 之墓。下寺1号墓属王子午的一位夫人。王子午即子庚，楚共王时任司马，康王时任令尹， 卒于公元前552年。他们的年代彼此相近。由此可知，与兵也应该是同时的人，其方壶约作 于郑成公、厘公之世，也可能再晚些，到郑简公的初年。
    与兵自称“郑太子之孙”，这个太子可能是没有继位为公的郑文公之太子华。据《左传》 和《史记》，春秋中叶郑国的世系是这样的：
    太子华是郑文公与其叔父子仪之妃陈妫所生。《左传》僖公七年载，郑文公命太子华到鲁 地宁母，听命于齐桓公主持的盟会，子华违背父命，向齐桓公提出除掉郑国洩氏等三族 的建议。管仲指出这是奸谋，未能得逞。子华于是行罪于郑，九年后，被郑文公杀于南里。 子华以后，灵公、悼公在位短促，襄公没有太子废立之事，所以只有子华的情况同壶铭切合 。
    子华之死在公元前644年，下距成公有60年，可见与兵不是他的孙子，而是曾孙。古人三世 以下都可称“孙”，是大家习知的。
    方壶铭只有“惟正五月初吉壬申”，没有记那一年，无法确切推算，但仍可以大致估计。 方壶作于郑成公至简公初年，即公元前584年到前560年这一段范围内。查历谱[5]，以下各 年壬申不晚于初十，即合于“初吉”指称的期间：[6]
    1.郑成公五年（公元前580年），夏正五月甲子朔，壬申为初九。
    2.郑成公十四年（公元前571年），夏正五月壬申朔，壬申即初一。
    3.郑厘公元年（公元前570年），夏正五月丙寅朔，壬申为初七。
    4.郑简公六年（公元前560年），夏正五月丁卯朔，壬申为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