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史部约占四分之一，足见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何等重要地位。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史学堪称发达。论其古远，早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就已见编年记事的端倪，春秋战国之世已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国策》等历史专著，而《史记》、《汉书》的出现则标志中国史学已经成熟，这些都是公元前的事情。观其流变，西欧的史籍断断续续，而中国史籍却不绝如缕，一部《二十四史》贯穿古今，从三皇五帝开始便有史可鉴，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中国史学蔚为大观，史家之众，史籍之丰，史料之富，史学理论之深厚及史书体例之完备，非其它国家所能仰其项背。
    中国史学其所以如此悠久、丰厚、博大、根本原因是，中国乃"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首先，中国社会早熟，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即形成国家，封建社会长达二千余年，秦汉以后中央集权政治不断发展，历代统治者都希望能从史书中取得"治国安邦"之术，并形成一套史官制度。其次，自有学校以来，经史乃文士必修课程，著书立说，蔚然成风，"正史"之外，又多"杂史"，培育了一批伟大史家，若司马迁、班固、陈寿、裴松之、欧阳修、司马光，若杜佑、郑樵、胡三省，若刘知几、章学诚，他们各领风骚，发扬光大。再次，中国史学发展有良好的物质条件，不但有完备的文字和历法，还率先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和文房四宝，这对历史记载和史书传播都是很有利的。
    中国史学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树一帜，与西方史学迥然不同，其相异点主要有四，即史官制度、正统思想、史体、史法，现分叙于后。
    一、史官制度
    不明了史官制度，就不得入中国史学之门径，史官制度对中国史学来说，有特别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遗传基因"，所以，大凡讲中国史学史的人，均以此为出发点。
    中国对"历史"一词的解释，和西方是不同的。西方的"历史"一词导源于希腊语historia，原意是"真理的追求"，主要指历史文献。而中国却把"历史"与史官相连，《说文解字》谓："史，记事者也，从又（手）持中。中，正也。"这里所说的"史"，当指"以手持簿"的史官。质言之，史籍皆出自史官之手，有了史官才有史籍，史官之重要可见于此。
    最早的史官，或恐是"巫史"，他们是部落、氏族的祭师，负责祭祀、祈祷、占卜、记事及观测天象、解说征兆、判断吉凶、刻划甲骨，夏、商的史官大抵如此。到了周代，政事日繁，分工愈细，举凡记言、记事、草拟诏书、执掌文书、管理图籍、察天象、演历算的官，都笼统称之为"史"，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诸种名目，据说，"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者如《尚书》，记事者如《春秋》。至两汉，置太史令、兰台令，以著史为宗，兼掌图籍、历象、日月、阴阳、度数，故司马迁《报任安书》说："文史星历，近乎巫卜之间"。
    魏晋至隋，政治风云变幻，史学盛极一时，历朝都重视起居注和实录，于是史官之职逐渐专一。晋惠帝元康二年（295年），设著作郎一人，称"大著作"，其下有佐著作郎八人，其后注记与撰述分为二途，后周以外史作起居注，著作二人缀录国史。隋炀帝时，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员，而以著作隶秘书省，二者皆归于朝庭，遂演变为后世官修正史的制度。
    唐代强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特别重视史官制度，于前代注记、撰述分途的基础上，设立史馆，并立监修制度，史馆隶中书省，设修撰、直馆、楷书手、典书，以"品卑有才"之人充任，并命宰相一人为监修，而于门下省设起居郎二人。宋代史官组织之宠大有过于前，设起居院记"天子言动"，设日历所遂日记朝事，置实录院和会要所专修实录、会要，更于崇文院置史馆专修国史。国史馆的修撰、直馆、检讨并无常员，以朝官、京官兼任，仍由宰相监修。元代史官亦繁，有太史院、集贤院及翰林兼国史院，以学士任修撰、编修、检讨等职，又于秘书监置著作郎、著作佐郎及秘书郎、校书郎。
    明清两代，史官机构又归统一，省并翰林、国史两院为翰林院。明代的翰林院相当宠大，在学士之下设侍读、侍讲、五经博士、典籍、侍书、待诏、孔目、史官修撰，集文士于一堂。清代仍以翰林院"掌国史笔翰以备顾问"，有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庶吉士诸职，掌院学士之下又有主事、典簿、孔目、待诏、笔贴式、起居注及国史馆总裁、总校，官僚化气氛增浓，与政治联系增多，受皇帝控制愈大，许多史书皆为"钦订"。
    史官之设，对中国史学影响深远。首先，史官是史学世代相沿的传承人，倘若不设史官，隔数代而史实湮没，档册无人照管，文献不得征，文物无人考，军机大事、国史要闻终成隐情。设史官而史籍绵延不断，史料得以保存，诚如《史通·史官建置》所言："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正是这个原因，千秋功罪昭昭乎载入史册，使后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省"，而后学者方可"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千载"，故设立史官是"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其次，随着史官制度的发展和修史机构的扩充，治史范围日益扩展，由起居注、实录而成编年，由编年而兴纪传，进而产生政书、会典、会要、纪事本末诸体，内容越来越丰富，体裁也越来越多样，使中国史学兴旺发达，积二千年而成宝库，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其三，史官既成制度，治史之人络绎不绝，研究者能专心致志，以其毕生心血灌注于史，遂养成一批又一批史家，不断深化史学理论，完善治史方法，写出了许多不朽之作。
    然而，史学为官府所掌，弊端由此产生。其一，史官秉承帝王旨意，又受宰相、总裁约束，权贵多方干预，由不得秉笔者"据事直书"，免不了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于是曲笔运应而生，避讳之法泛滥成灾，在权势威逼和利禄诱惑下，良史少而秽史多。其二，图功名者养尊处优，身居史职而不得其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多窃虚号，有声无实"，旷时废日，敷衍了事，或"当官卒岁，竟无刊述"，或"辄不自揆，轻弄笔端"，或"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致使史馆成为"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其三，修史者既然为官，自然难以摆脱官场羁绊，其思想观念受到封建主义束缚，表现在史学思想上尤其明显，正统观念、忠君思想充斥史书，竟连司马迁这样的大家也难尽免，在此情况下，只有官修的才能成为"正史"，其余的则多是"杂史"、"别史"、"野史"，缺乏自由空气，史书写法古板。
    二、正统思想
    中国史学思想纷纭繁复，非三言两语所能尽意，但可以肯定一点，长期支配中国史学的是正统思想。所谓"正统"，是指在封建社会中，合天下而继承王朝体系，欧阳修《正统论》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其实，"正统"无非是要证明封建王朝在历史上的合法性，它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夺取前朝政权，继承"国统"的合法性；二是剪灭群雄，统一天下的合法性；三是君权至上，继承王统的合法性。以此为基准，判断是非曲直，然后抑扬褒贬，强烈体现出统治阶级的意志。说到底，正统思想是封建史观的集中表现，它把"忠君"与"爱国"合为一体，认定某朝某帝是国之"正宗"，与此对立的则是奸、叛、侵、篡。
    "大一统"和"别内外"与正统思想一脉相通，并成为正统思想的两个基本点。历代统治者，无论是何民族，一旦掌握中央统治权力，总要谋求中国统一，使之"合而不离，续而不断"。一方面力图把各民族统系在一个国度之内，另一方面又把改朝换代视为中国历史的延续，前者从空间上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者从时间上把各民族更迭执政视为一体，尽管历史发展曲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总的趋势仍然归为统一，经过几次大动荡之后，元、明、清三代终于稳定了大一统的局面，这是正统思想的积极方面。然而，既要争正统，就得"别内外"，所谓"尊王攘夷"，就是要借重君王权力排斥其他民族，建立"华夷大防"，目的在于严格区分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于是有"中国"与"四裔"之分，"华夏"与"蛮夷"之异，"中原"与"异域"之别，造成民族隔阂，给中国史学罩上一层阴云，这是大民族主义思想在史学上的消极反映，应当批判。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实际上就是用"正统"来判别是非，假朝聘而正礼乐，旨在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在这里，"有道"与"无道"的标准是"天子"，从天子出则名正言顺，从大夫出就名不正言不顺了。显然，他强调的是"忠君"，忠者可歌可讼，不忠者则应"鸣鼓而攻之"，所以，"春秋笔法"的真谛就在于"惩恶而劝善"，一字之褒，一字之贬，莫不以"礼乐"为归，于是有"攻"有"伐"，有"弑"有"诛"，有"薨"有"崩"；有"卒"有"亡"；通过褒贬以显正统。
    司马迁作《史记》，首创纪传之体，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纪"即"本纪"，它是全书的纲领，旨在"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而纪之编年"唯叙天子一人"，"历帝王之岁月"，犹如《春秋》之经，"书君上以显国统"。"传"即"列传"，专"录人臣之行状"，借以委曲细事，犹如"传以解经"、"传以释纪"，纪传之体，主次分明，"国统"自显，从而恰如其份地反映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体现出正统思想，因此，历代"正史"皆奉之为楷模。然而，《史记》的正统观并不彻底，例如纪与传之外尚有"世家"，且将项羽列入"本纪"，将陈涉列入"世家"。
    《汉书》沿用纪传体而作修正，班固"断代为书"，包举一代，勒成一史，更加显示刘氏天下为"正统"，首开断代史之先例。《汉书》不列"世家"，一概并入"列传"，于是，"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避免了"君臣相杂，升降失序"，使正统思想更加"纯正"，故"正史"莫不以《汉书》为法。
    宋与辽、夏、金、元长期对峙，正统之论尤其严格。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强调"夫统者，合于一之谓也"，"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能通其义，确然不可夺者也"。编纂《通鉴》，目的明确，上继《春秋》、《左传》之传统，"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为一书，"贤君、令主、忠臣、义士、仁人"得以表彰，"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靡不具备，故神宗特赐名为《资治通鉴》。是书之成，历代王朝前后相续，乃成一统，俾归一涂，"鉴于往事，有资治道"，"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万世亡弊"，为人君者可知"自治之源"、"防乱之术"，为人臣者可以"上以事君，下以治民"，为人子者可以"光宗耀祖"、"足以垂后"，而用兵行师、创法立制则可以"鉴古人之得失"，正统思想在这里表现得充分、具体，发挥得淋漓尽至。
    三、史书体例
    中国史学经过长期发展，日臻成熟，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籍浩繁，史书体例十分完备。唐代以前的史书，刘知几分为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归为编年、纪传二体。唐代以降，史体日增，先后出现了政书体、纪事本末体、史评体，并有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史钞、舆地、诏令奏议、职官等多种体例。各种史体，互有短长，相互补充，纵横相济，并行不悖，网罗至广，宏纤靡失，形成一个缜密周全的互补结构。
    史体中，最悠久的当推编年体，其特点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年编月次，由远及近"，《春秋》为其祖，而《通鉴》最为宏富，起居注、实录之类大体属之。编年之长有三：一是"同年共事，莫不备载"，二是"数代史事，鱼贯雁行"，三是"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其短有二；一是"诸事交错、难具原委"，二是"仅具大略，难详细事"。然编年体单线叙述，不易展开，司马迁遂创纪传体以求拓展，扩大史书容量，"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此后相沿二千余年，修成"正史"二十四部，而缺陷在于"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年、纪传二体构成中国史书的两大支柱，然皆各有短长，未为尽善，于是政书、本末诸体运应而生。
    纪传中虽有"书"、"志"一门，但篇幅毕竟有限，诸事难尽其详，历代事典又不连贯，来龙去脉往往不清，到了唐代，典章制度日繁，门类日渐增多，正史不能包容，于是杜佑始作《通典》，门分类聚，条分缕析，源流一清二楚，网罗正史搜括不尽之史实，遂成一路，汇为《通典》、《通志》、《通考》等"十通"，以后又有《会典》、《会要》、《律例》诸书。《通鉴》为巨幅长编，事体纷繁，诸事难详原委，于是宋人袁枢又创纪事本末体以作补救，修成《通鉴纪事本末》，以后宋史、元史、明史皆有本末体史书，另僻一路。国史之外，又有方志，"志为史之积，史为志之成"，方志为国史积累资料，而国史则取其大端以成书。随着史书编纂发展的要求，史评体也相继出现。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前后交映，成为中国史坛上的双璧。
    注记与撰述互补，编年与纪传相济，政书可补纪传之漏，本末可补编年不足，国史与方志相兼，各种体例齐备，取长补短，相辅相成，蔚为大观。围绕着史学的发展，又兴起许多辅助学科，如研究古籍的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研究古文字的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研究古器古物的金石学，还有专门的考据学、辨伪学、避讳学、姓氏学等等，史书之丰富，举世无双。
    四、治史方法
    中国治史，首重史家，极称"良史之材"，刘知几在总结历代史家得失成败的基础上，提出了"史家三长"之议，"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有三者，方称"良史"。章学诚发挥其意，更增"史德"于首位，遂成"史家四长"。章氏认为，治史着重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德的第一要求，就是忠实，忠于历史，忠于事实，不虚美，不隐恶，不附会，不武断，敢于秉笔直书。
    史书笔法，有"直书"与"曲笔"，两者相互对举而势不两立。史家贵乎秉笔直书，即据事而书，直言不讳，不为权势威逼而隐其恶，不为利禄引诱而扬其善，不为时局所迫而作浮词，不为世俗所趋而掩真相，不以恩怨论列是非，不以成败评论英雄，不拔高溢美，不苛求贬低，褒贬出于公心，记事全凭史实，秉公而断，书如实录。尽管历史上直言之士多遭不幸，"载笔之凶人"反多受宠，但敢于冒死奋笔之人依然勇往直前。
    治史的基本要求，就是"博观约取"，在广博的基础上求精深，在精深的指导下求广博，触类旁通，不断深化。把这个原理运用于史学，"博观"就是博览群书，充分占有资料，搜集资料不遗余力，巨细无遗，力求其"全"；"约取"就是使用资料时要严格选择，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其"精"。司马迁作《史记》，"鸠集国史，采访家人"，然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司马光作《通鉴》，除博采历代正史，还网罗别史、杂史三百二十二家，撰辑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而成书则"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可见，"博观约取"乃治史之良法，著述之津梁。
    中国史学尤重严谨，严肃地对待历史，事事持谨慎态度，郑重其事地对待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字字有来历，"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治史"贵辨真伪"，所用资料令人洞然不疑，经过考证，使伪不乱真，瑕不掩瑜，真与伪，是与非，昭昭然若黑白分明，还历史本来面目。《通鉴》作考异三十卷，参考群书，评其异同，最后归于一涂，事相同而著文不同者"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事有详略者则"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记事相悖而可验证者"择一证据分明者"为说，无验证者则取其"情理近乎得实者"立论，倘遇无以考证虚实是非者便诸说并存。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效法。
    在编纂方法上，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形成一套治史方法，诸如序例、断限、经纬、题目、详略、叙事、传人等等，都有深入研究。如"序例"乃书之立法，"序"明作者意旨，"例"则定其规约，"史之有例，犹如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撰述之法固多，"门类标题为其首要"，归类妥贴；标题得当，方能"纲举目张"。经纬不可不讲，否则时空相间，纵横交叉，难于条贯，故"辞必经纬条析而后方可立言"。文墨之事，皆有详略，详略贵乎明辨，"详则举其小，略则举其大"，否则或"丘山是弃"，或"宏纤并收"。史称美者，"以叙事为先"，俗求记事精善，必须长于叙事，用笔"质而简，圆而神"。人物作传，须分"品藻"，褒贬寓于事实之中，司功记过恰如其份，著文婉约成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举其数端，以见一斑。
    史书所贵，义、事、文三者，义不可不重，事不可不具，而文不可不工，倘若没有"可以运垂天之云"的羽翼，何以能托起"千里大鹏之身"，故良史莫不重义、具事、工文。史笔与文笔不同，它要求凝炼而准确，"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既不可"言过其实"，又不要"言犹未尽"，务必要做到"言简意赅"，"文约事丰"。
    在中国史籍中，往往把"论"与"记"分开，叙事之后，每有"论赞"，如"君子曰"、"太史公曰"、"臣光曰"之类。于叙事之外别作一篇评论，表明作者观点。这种作法，避免作者见解与史实相混，让事实说话，坚持了"论从史出"的原则，而不是"以论代史"。
    总之，中国对史法的研究是很精到的，许多治史的原则和方法，至今仍然具有科学和使用价值，应当认真领会，继续发扬光大。限于篇幅，略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