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具有历史性品格
    在哲学史上，理性具有历史性品格，首先是通过黑格尔哲学中的巨大历史感而被揭示的。通过历史感，黑格尔意识到理性自身具有自己的历史根源，当文化条件发生变化，理性概念也随之改变。自黑格尔的时代以来，不仅在对人的本性的总体的思考中，而且对在历史中发展着的、从而不断地受到个体和社会生活变化的条件影响的理性自身的思考中，这种历史感都强烈地表现出来。理性不是人类认识的、永恒的、普遍的原则，而是一种历史地进化着的思维形式，其有效性的标准随着人类生活的要求和社会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现代解释学通过肯定"先见"的合法性而使历史本身获得理性的形式；通过"受历史作用的意识"而使理性永远带有历史的印记。"先见"构成人在历史中的存在。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先见"介入理解，使理解成为可能，"先见"已经是我们认知主体的历史存在形式，并时刻作为理解的发生过程的起点，现代解释学之所以关注理解并披露其对于"先见"的依赖性，并非是要推荐人们去歌颂"先见"，保护偏见。它是在描述和展示理解在人的存在中发生的一种必然过程。理性不是征服"先见"的法宝，而是"先见"使理性的历史存在成为可能，"先见"包容着理性、直觉、情感、下意识、意向。一言以蔽之，"先见"是人从他的历史中所接受的一切。由这种历史的眼光去看待理性，理性本身是"先见"的一部分。
    每个人由于无可选择地要降生并生活于某种历史文化中，"先见"就其来源而言，确要先于他而存在，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格的历史文化之一部分。而"先见"就其表达方式来看，又必须是个人主体在历史中的具体表现。同一种历史文化，要给主体塑造出一些共同的认知取向或思维方式，而主体在个人经验中的历史存在，又给具有共性的历史文化认知取向提供了具体的表现方式。这样，在由历史文化而来并构成主体认知取向的"先见"，同时具有了两方面的性格：一是它与历史文化的普遍性之间的存在上的联系；二是它自身无时无刻不存在于人的历史形态--经验之中。"先见"一身集二用，本身既是"具体的普遍性"，作为认知理解的知识起点，同时又是接纳溶合新知的"中介"。康德哲学所求助的"先验理性"，被自身具有历史文化共性和个人经验具体性的"先见"所取代了，非历史的、超验的成分，从人的历史存在方式中被剔除出去。认知能力所要求的"先入"条件，在人的历史存在中得到了满足和解释，同时也给任何"先入"的认知条件以历史的局限，因为这种局限正是人自身的局限。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受历史作用的意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可以被称作哲学解释学的历史意识。"受历史作用的意识"强调的是，从"我在先见中存在"到我在先见中理解"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历史进入意识的方式，并非意识主动去理解历史时才发生，历史已在存在的层次上由"先见"为意识形成了它理解的"视野"。在"受历史作用的意识"中，不存在能够摆脱"先见"的理性，理性永远在其自身带有历史的印记。理性站在"先见"之外，并对"先见"进行鸟瞰式的反思审视，以克服个人的特殊历史存在，达到对普遍真理的把握，这乃是思辩哲学对人类历史存在的最大误解。
    "受历史作用的意识"强调两个方面的统一：一方面是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并被历史所规定的意识；另一方面是这种获得和规定本身的意识。伽达默尔坚持认为，真正的历史思考"还必须思考其自身的历史性"。虽然，某人可能认为他已经对过去获得了像过去本身对自身理解的那种满意的理解，但是，他必须认识到，他的理解仍然是被历史地限定着的。所以，其理解便必然是不完全的了，因为一个人必须回答进一步的关于自身历史情境的问题，以了解这些问题是如何在影响着一个人对过去的理解的。而且，他的理解本身也是受其自己的历史情境所制约的。这种双重的认识就是"受历史作用的意识"，这表明"一个真正的历史思考本身的历史性。"
    二合理性标准是历史的产物
    人类的任何活动只能从相对意义和历史限定的意义上讲才是合理的，试图否定自身界限的这种合理性，必然表现为非理性。因此，人们应当从历史背景中去判断自身行为的合理性。这也适用于科学和科学活动，其合理性的标准主要取决于所处的历史背景。美国哲学家瓦托夫斯基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依据逻辑的可重建性或解释的演绎模式所规定的合理性标准本身是从科学和经济生活两个方面数学化的成功中发展起来的。"数学和物理学理论的发展，在实践的数学化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反过来，数学化的实践在促进和合法化合理性的数学标准上也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引自《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3年1期第74页）
    人类在自己具体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中，必然会把那些有效的活动结构或程序提炼并内化为认识的方法。随着认识方法的层次、抽象性、严密性和确定性的不断提高，人们心目中的"理性"和"合理性"也不断升高，因而日益远离人类具体的历史活动。最后，通过层层抽象获得了一种严密的、似乎是封闭自明的规则体系，人们心目中的"理性"和"合理性"也被蒙上一层自身独立性、绝对确定性或先验性的幻想，人们把这种绝对化或先验化了的理性和合理性的标准载入理性法庭的最高法典，用它反过来审判并最终否定它本身赖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人类具体的历史活动。这就是合理性标准的历史根源被人们遗忘的内在原因。正如费依阿本德所说："当科学家习惯于以某种方式看待理论时，当他们忘记产生这种看法的理由而只是认为它是'科学的本质'或'科学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当哲学家将熟悉的程序系统化并表明它们如何可以由一种抽象的合理性理论产生出来、从而促成了科学家的健忘性时，那就不会引进为表明基本标准有缺陷所需要的理论。即使引进了这种理论，也不会认真对待，因为它们与通常的习惯及其系统化相冲突"。（费依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第29-30页）
    列宁曾指出："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列宁全集》第39卷第74页）列宁的这个思想也适用于历史中科学认识不断增长着的多样性。任何历史总是比合理性理论丰富得多。科学史的新发现表明：（1）在科学发展的某一阶段被视为合法的科学理论， 经常不同于另一阶段被视为合法的科学理论；（2）不同阶段使用的不同组标准具有不可比性， 没有哪组能被认为比其他标准"更合理"、"更正确"；（3）为一定阶段接受的标准，同该阶段科学信念的内容有密切联系。伟大的艺术作品可能会改变美学标准，伟大的科学成就可能会改变科学标准。有关标准的历史就是标准与成就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4）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哥白尼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都违反了惯常的合理性标准。因此，如果理性在于遵循这些标准，那么科学就是非理性的；如果不遵循这些标准同样可以带来科学的进步，那么科学的合理性显然是历史地变化着的。
    因此，科学的普遍性的发展总是被该发展中任何时刻的特殊历史的和文化的事件所打断，人们总是要在受历史制约的特殊性的形式中找到普遍性的真正形式。所以，当前的科学理论在科学实践中被看作是基于整个科学发展历史的最先进的东西，它的起源、发展和批判的检验乃是整个科学史的一部分，不能脱离这一历史过程。科学的合理性决不是某种理论的形式化特征，即某种普遍的数学算法，而是在科学的一定历史类型范围内所具有的一种特征。科学的合理性是固定在具体的科学成就中，这些成就以范式的形式发挥功能，深刻地影响着科学家研究问题的一般思路。在这里，科学的历史实在性成为知识理性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取得的科学成就已经把该学科内描述世界的各种原则确定下来，从而也确定了对理论作出评价和改变的理性根据。因此，对科学的合理性标准的理解，不是一种根据理论的数理特征作出的逻辑学研究，而是一种深入科学的历史实在性的类型学研究。这种类型学研究着力于考察历史上重大的学科范例--亚里士多德范例、伽里略范例、牛顿范例、爱因斯坦范例等等，去揭示那些以"研究纲领"、"研究传统"、"范式"、"高层背景理论"、"理由"、"背景信念"等为表征的知识理性的历史类型。
    三历史批判是科学理性的基本特质
    当科学家们致力于扩展科学的边界的时候，他们迫切地想要弄清脚手架是否真正牢固，弄清愈来愈复杂的理论大厦是否有倒塌的危险。这意味着必须回到过去。这种批判性的工作，从根本上说具有历史的性质。历史批判提供了了解科学进展的可能性，同时也为科学家应该作些什么以促进科学发展提供了思路和视野。所以大凡有重大建树的科学家都十分重视历史批判对科学创新的意义。马赫在他的第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据》（1872年）中写道："（科学的）启发只有一种--学习历史！"，他认为，对自然界的探索，应该立足于专门的第一流的"由科学历史发展知识组成的"教育，以便"借助于历史来研究难题和认识难题，并从理论观点上冷静地思考难题"。奥斯特瓦尔德写了多部历史批判性的科学史著作，他的一些专门性的科学著作，往往也有较多的批判性的历史概述。在他看来，各种观念的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往往是一致的，所以有可能采取历史批判的性质。他说："我持续致力于清楚地阐述科学的几个领域的历史发展，因此我希望把我的作用贡献给复活科学家的历史感，有必要十分注意发展科学家的这种历史感"。
    科学发展的历史，是爱因斯坦长期表现出浓厚兴趣的问题。例如，他经常结合科学实践专题探讨有关科学问题的发展历史；他曾多次同科学史专家讨论科学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探讨科学史研究和科学史著作撰写的方法；他还对科学研究中很多科学家不注意科学史，没有历史感的现象提出批评，提醒科学工作者要重视科学观念的发展历史问题。在爱因斯坦看来，在科学研究中树立历史观念，重视对有关问题的历史考察，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和科学家的必要素质。
    从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来看，历史批判确实是科学理性的基本特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由于知识的增长，某些有重大意义的专业化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虽然有利于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但也由于研究者的个人活动"限于愈来愈狭小的人类知识部门里"而丧失广阔的视野，损害"真正的研究精神"，并最终使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科学家下降到"匠人的水平"。（《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07、308页）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要想在一个狭小的专业领域里卓有成效地工作，就必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以便努力"随着科学进步的步调对科学的全貌作个哪怕是大略的了解"，使不同领域里的知识"融会贯通"，"活了起来"（同上）。从而使科学家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科学专业化带来的局限性。
    第二，在科学大发展时期，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使人眼花缭乱。要把握它们的实质，形成自己的深刻判断，就必须对有关问题的起源和发展进行详尽的历史考察。这种历史考察"比起通过许多同时代人的工作对已完成的题目作出一种流畅的系统的叙述来，往往对于实质提供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同上，第177页）如果科学家了解科学发展的全部进程，自然就会比那些把视野囿于自己生活年代，只关注在当时发生的精神生活事件的人，更自如、更正确地评述当代的科学运动。
    第三，科学道路的正确选择对于科学工作有决定性意义。问题在于怎样培养正确选择科学道路的能力。靠教科书是不行的，因为教科书里的"结论几乎总是以完成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读者……感觉不到思想形成的生动过程，也很难达到清楚地理解全部情况，使他有可能恰好选择这一条道路，而不选择任何别的道路"。（同上，第79页）在这方面，只有在亲身实践的基础上学习前人经验，其中包括通过考察历史上重大发现的过程，来了解当时的科学家"所追求的是什么，他们是怎样思索他们的问题，并且怎样同他们的问题进行苦斗"，（同上，第548页）才能丰富和提高自己。而根据原始论文来追踪理论的形成过程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使科学家得以从"科学思想发展的全部过程"中寻求恰当的科学道路。
    第四，随着新的科学成果的不断涌现，需要对它们的地位和意义作出恰当的判断，以便及时纳入到一定的科学理论体系之中。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离不开对有关问题的历史考察。因为理论的发展常常表现为从"以前的思想中接收……概念"，再根据新的材料加以修改，使它们更加严格"。（同上，第548页）这样， 就使新旧理论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在继承基础上创新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要弄清楚新理论的创新意义，显然只有在对具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原有理论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把新旧理论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分析，才能正确评价新理论的特殊价值。
    四历史合理性是合理重建的基础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关于"合理重建"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合理重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普遍的和不变的，"在理论的历史变化下面有一种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这种不变性将每一个科学时代与此前的科学时代联系起来"；另一种认为"合理重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尽管对特殊的例子可以作出恰当的合理的科学评价，但不可能有任何一般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一切方法论、一切合理重建，都可在编史学上被"证伪"；科学是合理的，但它的合理性不能纳入任何方法论的一般规则。
    上述两种极端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在历史合理性中普遍和特殊、不变性和可变性两个方面是内在统一的。历史合理性在科学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创建了不同类型的、表现为研究理想和规范的体系的"方法网"。经过比较，可以提出一些共同点和特殊点。共同点说明科学的合理性，特殊点体现这种合理性的历史类型和具体学科的差别。合理重建既要立足于科学合理性的一般性质，同时又要考虑到构成合理性的许多具体因素随时间和文化而变化的事实。历史合理性使"合理重建"本身又带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合理性理论有着某些超文化和超时代的非常一般的特点，它们既能应用于新近的科学史，也能应用于前苏格拉底思想之中或中世纪的思想发展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历史上具体的合理性部分地随时间、地点和背景而变化，什么样的问题才能被看作科学问题，什么样的观点才能被算作科学的，什么样的标准才能被视为合理的，这一切都随特定科学共同体的方法论--规范信念而变化。因此，任何合理重建都不可能与实际历史恰好重合。
    因此，科学哲学既是规范的，又是描述的；既是先验的，又是经验的，视历史事例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拉卡托斯套用康德的话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恰当地表达了以历史合理性为基础的合理重建理论（即科学哲学）的性质。首先，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科学的历史是以规范的方式加以选择和解释的事件的历史；什么构成历史学家的"内部历史"，这取决于他的哲学，无论他是否认识到这一事实。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作出合理的说明。但是，科学史总要比它的合理重建丰富，任何编史学研究纲领都不能将全部科学史解释成合理的，因为即使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会走错步子，也会判断失误。由于这一原因，合理重建永远要被淹没在反常的海洋中，这些反常最终只能由某个更好的合理重建或者某个"外部的"经验理论作出说明。因而，对历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经验的和社会-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
    列宁指出："……真正地认识原因，就是使认识从现象的外在性深入到实体。可以用两种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自然科学史中的例子，（2）哲学史中的例子。更确切些说：这里应该谈的不是'例子'……而是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技术发展史的精华"。（《哲学笔记》第167至168页）列宁关于"例子"的说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认为科学史不是人们从中为某些随意的认识论观点搜取例证的"认识论的档案库"，而是辩证认识论的基础和组成部分。现代理论物理学已经注意到："在对事物的认识中的每一个重要步骤，不仅同对理论物理学的概念形成的深刻的哲学分析有联系，而且也同对这种概念形成的自身历史的回顾和考察有联系。相对性原则和互补性原则既具有理论物理学的意义，又具有巨大的科学史意义。正因为如此，理论自然科学史就可能成为批判自然科学理性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会把这种自然科学理性转化为历史理性，并为问题的解答奠定深厚的基础，就象历史理性所能做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