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深入，有关历史认识的相对性问题①，已经引起国内史学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本文结合目前史学界的研究状况，就历史认识相对性的含义及其特点等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企望展开更广泛的讨论。
    从已经发表的论文、论著来看，有关历史认识相对性问题的探讨，虽已取得较大进展，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其一，以相对性的原因的分析来代替对相对性的含义的阐述。如有同志说："历史认识就本质而言是相对的。相对性的含意在于：A.认识对象比较其他科学认识对象具有更突出的自主选择性、非重复性和非直观性；B.历史认识主体处于历史普遍联系的总过程中，对历史客体的认识活动不能纯客观地超出自己具体的、时代的思想水平、倾向和价值观念的制约；C.认识结果具有非终极性和非直接实践性。"②这一段文字，实际上是分析历史认识的相对性的原因，而不是在阐述历史认识相对性的含义，相对性是历史认识论的一个范畴，是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某种属性（相对性）的概括，同时也是我们认识和把握这一属性的工具。当我们问历史认识相对性的含义是什么，实际上是问相对性范畴所概括的这一属性是什么，应该给出一个有关这一属性是什么的陈述来说明它的含义，而不能以原因的分析来代替含义的说明，两者虽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
    其二，以外延的列举来代替内涵的揭示，如有同志说：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就是指认识只能比较客观地逼近历史，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再现历史，认识与事实只能逼近、靠拢，而不能完全同态。或说历史认识不可能和历史客体完全同一，因而具有相对性③。这虽是正确的说法，但是，逼近、靠拢还只是相对性范畴的外延描述，而没有说明它的内涵。用外延的列举来规定相对性范畴的含义也是目前哲学研究中的常用方法，如相对是指有条件、特殊、暂时、有限等；绝对是指无条件、普遍、永恒、无限等。外延的列举虽然可以显示绝对性和相对性范畴含义的多样性、复杂性，但它终不能代替内涵的分析，从外延的分析到内涵的揭示还需要有一个提取共同本质的过程。不给出范畴含义的说明，我们就很难确切使用这对范畴。
    其三，忽视了在与绝对性的对应关系中来阐述相对性的含义。在西方史学史上，有关历史认识的相对性问题，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解。一种是只肯定历史认识的绝对性而不承认或看不到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如十九世纪的客观主义史学；另一种是只肯定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而不承认或看不到历史认识的绝对性一面，如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两者的理解虽然对立，但在思维方式上却犯了同样的错误，即不是用辩证的观点而是用非此即彼的观点来分析历史认识，并将其中某一方面绝对化。结果，绝对性变成绝对主义，相对性变成相对主义，陷于绝对与相对、主观与客观的互不相容的困境④。为摆脱教条主义、公式化和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国内史学界在探讨历史认识本质时，很自然地把研究的重心放在相对性方面。然而，如果我们不是自始自终地注意到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对应关系，不是在两者的比较中阐明其含义，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象在人的认识中，有些认识只有绝对性，有些认识只有相对性，而不是任何认识都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如有同志说，历史认识的绝对性只存在于某些关于具体史实的单称判断⑤。这些认识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中也不可能被推翻，它反映了确凿无疑的个别事实，也可以把它们称为永恒真理⑥。在历史研究领域里，把有关具体事实的单称判断看作是绝对的和永恒的认识真理，是较普遍的观点。但是，绝对是与相对对称的绝对，相对是与绝对对称的相对，离开了比较，我们又怎能说绝对性只存在于某些关于具体史实的单称判断呢？如果我们坚持辩证的立场和观点，那么应该肯定历史认识中的单称判断也有其相对性一面，也应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有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正确地反映着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些规律适合于各个领域，具有绝对性，……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因为它是对普遍的正确反映，因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而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则因时因地而异，具有相对性，因而属于相对真理"⑦。但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在批判蒲鲁东的历史唯心主义和绝对主义时说，社会的物质生产、社会关系以及表现这种关系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都不是永恒的和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上述观点至少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不符，应该说，任何真理都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二
    我认为，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基本含义是肯定性和否定性，这对范畴是从正与反、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来反映历史认识所具有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种属性，现代思维科学的研究表明，历史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观念的反映，表现为主体认知图式与客体历史图式的双向建构。一方面，史学研究主体总是以先存的认知图式去反映和描述客观历史的图式；另一方面，他又总是按照客观图式不断地重构和改善自己的认知图式。这种双向的建构是永无止境的，呈现出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主体的认知图式和客观历史图式始终处在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之中，最后又集中地凝集在主体的认识结果里，绝对性和相对性就是从正与反，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来反映历史认识的自身矛盾。当我们说历史认识具有绝对性，我们实际上是从肯定的方面来确定历史认识，肯定它与对象的符合和一致，当我们说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我们实际上是从否定的方面限定历史认识，指出两者还有不符合、不一致的地方，指出两者的符合、一致的不完满性、条件性。绝对性是自我肯定，否则任何历史认识都难以成立；相对性是自我否定，否则历史认识就变成教条，变成一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
    绝对性和相对性范畴不仅可以用来分析历史认识中的理性认识，也可以用来分析历史认识中的感性认识，如许多有关具体史事的单称判断。绝对性是从肯定的方面指出某一单称判断的完满性和确切性，相对性是从否定的方面指出这完满、确切的单称判断的隐含条件性，如"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一单称判断，相对于要说明拿破仑死于公元哪年哪月哪日来说，这是一种完满和确切的认识，但是，如果改变了限定条件，它的完满性、确切性就不再是绝对和永恒的，就显示出它的相对性了，同时，该命题对于拿破仑死亡时间的描述也是近似的和不完全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要完完全全地确定一个人的死亡时刻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⑧。这同样也显示了它的相对性。
    人们常常把历史认识中的某些单称判断看作是绝对性的认识，称之为永恒的真理，并引用列宁的话来加以论证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曾这样说："如果你不能断定'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命题是错误的或不确切的，那么你就得承认它是真理，如果你不能断定它在将来会被推翻，那么你就得承认这个真理是永恒的。"⑩其实，只要我们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是从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来理解这段话的原意，那么这里所说的永恒性，应该是指"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命题在特定条件下的完满性和确切性以及由于这种特定条件的稳定性而使命题持久有效，如果改变了这种限定条件，命题就显示了它的相对性。因为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下的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都有其成立的条件和范围。
    三
    通常，我们将历史认识分为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和评价认识三类（11）。在这三类历史认识中，认识的相对性程度一个比一个更加明显，更加突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考实性认识的目的是确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存在形态，其结果就是形成一个个有关具体史事的单称判断，这类认识的相对性是最不明显的，各种有关具体史事的单称判断一旦确立，往往历千百年而不变，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如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哈斯丁斯战役发生在哈斯丁斯等。人们在这一领域里使用的各种概念、术语，千百年来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可以推断将来也不会发生变化。于是，人们在肯定这类认识的绝对性时，常常忽视了它的相对性，忽视了它的不完满、不正确的一面，忽视了它的稳定性的隐含条件，把它称为永恒真理，这就是许多史学家，哲学家一方面否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另一方面又肯定唯有史事的考证才是科学研究的原因，（如英国史学家屈维廉认识历史学的科学性只体现在史实的积累各证据的检验上）也就是人们常常要提出"回到乾嘉时代去"的主要原因。
    抽象性认识的目的，是透过历史的表象，去发现历史的底蕴，发现历史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等。其结果是形成了由一系列概念、范畴组成的理论体系。相比之下，这类认识的相对性就较为明显、较为突出些，这是由这类认识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其观点是用概念、范畴组成的理论体系来反映对象，任何概念、范畴对历史客体的描述总是简单化、粗糙化和僵化的，历史本身是联系的、不间断的、活生生的，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隔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僵化，不从中抽取或舍弃某些方面或某些属性，我们就无法进行认识。所以，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有关历史本质、规律等认识总是不如考实性的认识那样稳定，总需要不断地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总不能一锤定音，表现为各种历史的理论假设和概念原理的频繁更替和急剧变化，这种更替和变化，也不能全都归结为真理与谬误的斗争，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有关历史本质、规律的探讨和成果，都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以今天的认识的深度、广度和知识的系统化程度去否认昨天前天的认识，那么"将来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12）。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适可而止，便会走向相对主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已经指出由认识的相对性而陷入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危险。他说，对于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也说：现代物理学危机--新物理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原理的普遍毁灭"和物理学旧原理的"废墟"，本应证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然而也使一些不懂辩证法和缺乏辩证法知识修养的学者，作出了相对主义的概括和导向唯心主义。这是我们在分析历史认识相对性问题时须加注意和避免的。
    在历史认识活动中，评价性认识的相对性是最为明显最为突出的。评价性认识的对象是历史与我们价值关系，它既涉及历史方面的内容，又涉及主体方面的价值需要，历史本身具有多方面的属性、关系和规定，可以从多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主体的需要又是多样性的、变化的，每一个主体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坐标体系，每一个主体的价值追求又是多维和流变的。因此，与前两类认识不同，人们对于某一历史现象的评价性认识总是多样的、易变的，而不是单一的、凝固不变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上晚期时代对早期时代的认识当然与后者对自己的认识不同，例如，古希腊人是作为古希腊人认识自己的，而不会象我们对他们的认识那样，如果指责古希腊人对自己没有象我们对他们的这种认识，……就等于指责他们为什么是古希腊人。"（13）这里所说的认识当然不会是事实性认识，其间的不同也不是真理和谬误的区别和对立，它们对于各自所处的社会、时代来说，都是正确的认识，这是肯定的和绝对的，特定范围和条件下的价值认识的正确性在改变了范围和条件之后，它的正确性就不再是绝对的了，就显出了它的相对性。
    在历史认识中，如果说有关史实的单称判断得以成立的范围和条件最少变化、最为稳定，因而它的相对性一面最不易为人们注意：那么评价性认识得以成立的范围和条件却最易变化，最不稳定，因而它的相对性一面最为明显、最为突出。一定的评价性认识只是在非常明显的范围和条件下才能成立，一旦范围和条件变化了，价值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它的价值评价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如历史人物的翻案，历史意义的重新评价等，新旧更替，频繁剧烈。这种现象很容易使人们产生出对这类认识的怀疑甚至认为历史研究应极力避免评价性认识，如十九世纪客观主义史学就持这种态度。
    其实，评价性认识的多样性和易变性，并不等于这类认识的不可靠，相反，认识的多样性和易变性是与历史的价值关系的多样性和易变性一致的。在历史研究中，考实性认识的学术生命在于它的经久不变，而评价性认识的学术生命则在于它的多样易变。人们认识历史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为我关系"中把握历史。历史本身是历史的，各个时代、各个社会只能按照它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它的意义，形成各自的价值认识。新的时代、新的社会产生新的需要，形成新的价值关系，并产生新的评价性认识。所以，历史的意义总是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理解，重新评判，才能满足各个时代、各个社会的需要不断地重评历史正是人们为把握历史、驾驭历史所作的一种努力（14）。
    四
    相比之下，历史认识较之人们对其他事物的认识具有更加明显和突出的相对性。这可以看作是历史认识不同于一般认识的特殊个性，之所以如此，除上文列举的客体方面的原因外，论者还强调主体方面的原因，如历史认识主体处于历史的普遍联系的总过程中，他对历史的认识不能超出自己具体的、时代的思想水平、倾向和价值观念的制约等。我认为，分析历史认识的特别个性，不能忽视历史研究对象的内容的特殊性。
    历史认识是人类对其自身过去活动的一种回忆和思考，历史的活动虽已过去，但它并未"死去"，而与现实的活动息息相关，认识历史，其实就是认识现实的一种方式。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历史认识活动的特点，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自我相关，自相缠绕"（15）。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是完全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对外的意识和向外的探索，认识主体较容易将自己摆在一个独立的、或局外人的位置上，"排斥"和抑止主观的因素，客观地描述和反映对象。历史认识的对象是人类自身的活动，是人自己的事。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向内的反省和自我意识。这既是历史认识的便利之处，也给历史认识带来了难以摆脱的影响和干扰。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本身也是内在地存在于和活动于认识客体的社会历史之中，而且也只有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中的人才能成为历史认识的主体，才能进行现实的历史认识。他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剧中人，又是历史的观剧者。主客体的我相关，自相缠绕，造成了主客体间的相互干扰，历史认识主体很难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以一种局外人或旁观者的身份来静观自然景观的发展和演变，历史认识客体也不会像自然客体那样消极被动地让人去观察，而是通过它的直接遗存--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因素来干扰和影响主体的认识活动，其中最主要，最强烈的就是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利害关系的干扰和影响。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里，自然规律的发现和规律作用的揭示对各个人、各个阶级都是一视同仁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性，既便利了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便利了对知识的检验和修正，自然科学家们常常会无情地抛弃他们心爱的理论，或无保留地接受某些理论，只要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其不能成立即可。价值的中介性使自然科学家常能以一种类的身份与自然客体对峙，常能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整个人类主体的立场来分析客体及其价值，认识的结果就具有较广的适用性和持久的稳定性。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里，历史规律的发现，历史规律作用的揭示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符合历史实际的问题，还纠缠着它对某一阶级是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的问题（16）。它可以有利于这一阶级，而有害于另一阶级。即使是一些事实性的单称判断，也常常与社会、国家、民族、阶级、阶层、集团等等的利害关系密切联系。汤因比曾说："斯堪的那维亚人究竟可曾对早期俄国历史做过什么贡献？在公元六世纪和七世纪，斯拉夫人究竟把希腊人赶出多远--今天的希腊人是大部分来自这些斯拉夫人，还是仍为纯粹的希腊人？罗马尼亚人是先于马扎尔人来到匈牙利呢，还是在马扎尔人已在喀尔巴阡盆地安家后才来到此地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按照政治--民族的路子来长篇大论地进行讨论的。只要政治上不卷进去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隐藏在这些论据后面的偏见（17）。史学家顾颉刚推翻了经书所建的古史帝王体系，在《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中，将"三皇五帝"列于传说时代，结果遭来了众多的反驳与批判，理由是这些"非圣无法"的历史认识，足以动摇国本，陷溺人心，贻误世道，甚至认为把这种观点写进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惩办（18）。所以马克思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9）。马克思虽然说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但也适合历史研究。历史认识客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主体对它的认识，即使是一些有关具体史实的认识，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人们的价值需要和追求，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的价值追求和利益冲突，阻碍了其对自身历史的自由和科学研究。列宁曾说，如果几何学原理与人的阶级利益相抵触，那么这些原理也会遭到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驳斥。这种现象在历史认识领域是常有发生的。历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自我相关、自相缠绕，给主体的认识活动带来了影响和干扰，再加上对象的非直观性等特点，使历史认识较之人们的其他认识有更明显、更突出的相对性。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关系的社会里，认识的目的不再是渊源于社会中其个人或某个阶级的主观动机，而是渊源于整个社会的客观需要；或者说，在那里个人的和集团的主观意图将同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完全吻合，自由的科学研究才得以实现，那些导致认识偏差，甚至将认识引入歧途的干扰和影响"消失殆尽"，历史认识才能以一种真正自觉的活动向客体无限地逼近（20）。
    注释：
    ①历史认识一词，有二个含义，既可指认识活动，又可指认识结果。相对性范畴也可以分别描述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和历史认识结果的相对性，本文主要讨论后者。
    ②⑤赵轶峰：《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研究》1988年第一期。
    ③臧世俊：《论历史研究的相对性》，《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第四期。马雪萍：《论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关系》，《陕西师大学极》，1988年第二期。
    ④有同志认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史学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导致全面的理论，应引入波普尔的逼真性范畴来解决历史认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问题。（见王守义：《试论逼真性范畴在史学理论中的地位和意义》，《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一期）其实。两者之所以会在主体性与客体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问题上互不相容，两极对立，是因为不能辩证地看待绝对与相对问题，只要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绝对性并不会走向绝对主义；相对性也不会导致相对主义。
    ⑥⑨齐振海《认识论新论》，第3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
    ⑦李秀杯《辩证唯物主义新探》，第33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⑩《列宁选集》，第2卷，第131页。
    （11）刘泽华、张国刚《历史认识论纲》、《文史哲》，1986年第五期。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80页注文。
    （14）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序言。
    （15）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导论》，第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17）《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8）刘起{K1DC01.JPG}《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79页，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20）М·В·柯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第114-11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