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心理历史学"又称"集体心理历史学"，是心态史学的主要分支。1961年，A·迪普隆发表名著《集体心理历史学的问题和方法》①，在西方先着一鞭。随后，群体心理历史学开始走红欧美史坛，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成为"新史学"的佼佼者。本文试图以群体心理历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为起点，就群体心理历史学的功用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一
    从方法论上讲，群体心理历史学不是传统史学的对立物，而是它的有益补充，两者相得益彰。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分别是"人类及其环境"，"人类对环境的作用和环境对人的影响"②，这已成为定论。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在于只抓住了链条的一端"环境"，而忽视了对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类"的研究。具体说，传统史学格局单一化，是经济史和政治史的一统天下；传统史学偏重对少数精英人物的研究，忽视占人口绝大多数、并对历史发展起过巨大作用的广大下层民众的群体政治心态。结果，人类纷繁复杂的历史活动被机械为"鸽子笼"和"剪刀加浆糊"③。史海苍茫，史学幽暗，路子越走越窄。
    群体心理历史学通过发掘人口统计、日记、档案、遗嘱、庄园登记、公证记录、赋税征收记录等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原始材料，借用心理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探索人类过去下层民众群体共有的心态结构及其与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演变过程等，把历史探询的基点转射到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它或者通过分析广大民众一些明了、清晰的言语、习俗、传统、情感、智慧，来解释历史现象；或者通过分析前人群体几乎不知不觉接受的、世代沿袭的观念和意识，来说明历史问题。这里涉及的"观念"和"意识"，不体现一定历史时期占支配地位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没有官方色彩，也不具有系统性和强制性，因而不同于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它们属于"群体的无意识"，是一种"非理性力量"，具有超意识形态的特点。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群体心理历史学所研究的是被传统史学冷落、甚至是遗忘的角落。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它不仅在内容上、方法上具有弥补功用，而且在史料上更新了人们的认识，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众所周知，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比先于它近一个半世纪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更激烈、更彻底，其基本原因在于前者比后者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条件更成熟，这是传统史学的权威结论，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运用群体心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英法两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进一步深层探讨，就会发现：英伦三岛阴雨多云的气候造成了英国人保守、谦卑的性格及对过去传统的温顺和虔敬；而深居大陆的法国则天朗气清、阳光明媚，这又塑造了法兰西热情、奔放，富于狂热和幻想的鲜明个性。对过去的传统，法国人表现出义无反顾的绝决。这种决裂感在革命中一度支配着巴黎群众去砸烂旧制度的一切。随着革命的开展，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抵抗和反扑，社会上滋生一种无与伦比的紧张气氛，生活在这种气氛中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危机意识，他们把敌对势力的一切活动都看成是阴谋，产生一种"阴谋忧患"，这使他们轻信谣言，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狂热。这样，决裂感、危机意识、阴谋忧患与谣言轻信症结合在一起，把法国革命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的分析，不仅纠正了传统史学笼统、空洞的偏差，而且不落窠白，比一般乏乏谈论法国革命的"上升阶段"，更有说服力，令人耳目一新。
    二
    从理论上看，群体心理历史学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有助于我们弱化思维的极端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运动的主体，是人类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最基本的创造者；历史是人的活动，人是能思维、有思想、有情感的高级动物；每个历史事件，都隐含着人的心理层面，蕴藏着人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思想、精神、情感因素，这些因素对驱使人们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不接触事件的心理层面，"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④至于客观评价历史，全面认识一定社会形态的发展，更是无稽之谈。难怪法国年鉴派大师吕西安·费弗尔反复强调：历史必须与心理学联合，取得心理学的有力支援，"历史学家由心理学家指点方向"⑤。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曾告诫人们在研究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时，要注意探讨使广大民众、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思想动机，及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动机。这里，恩格斯所强调的其实也不外乎是心理层面的意义。
    过去，由于我们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敢触及历史事件的心理层面，似乎强调精神、思想、情感的作用，就有"唯心"之嫌。致使我们的教学、科研单调、枯燥、刻板，没有个性特点，缺少吸引力。事实上，群体心理历史学既不是唯物主义的对立物，也不是它的替代物，更"不是在外表上为克莱奥（古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女神之一--笔者注）梳妆打扮的化妆品，而是历史解释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内在组成部分。"⑥重视广大民众的心理层面研究与坚持唯物主义不仅不矛盾，反而它还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如果说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历史教学和研究的理论层面，那么群体心理历史学及其方法则是它的技术层面，两者互相依存、互为补充。也正因如此，当有人对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竟然对抽象的"心态史"感兴趣而大惑不解时，伏维尔坦然地回答说，研究"心态史"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义不容辞的职责。不仅如此，伏维尔还从心态角度，并借助计量史学的方法，研究死亡和遗嘱。他对法国启蒙时期普罗旺斯地区两万份遗嘱进行分阶段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18世纪上半叶，一般遗嘱还有"圣徒"、"天堂"、"弥撒"等字样，但到18世纪下半叶，遗嘱多半只提及遗产安排事宜。伏维尔据此得出结论：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庶民的宗教信仰已大为动摇⑦。从而大大深化了人们对非基督教化问题的认识。再如法国另一位著名的心态史家乔治·勒费弗尔，他盛赞马克思对人的关注，并且对自己深受马克思的影响直言不讳。其洋洋百万字的代表作《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诺尔郡农民》，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社会最底层。他利用大约200个法国农村当局1789年前后有关公证、赋税、 庄园等残存文件，对该郡农村阶级状况进行深层探讨，并且将财产和收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描绘了一幅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所表示的、更为复杂的关于利益冲突集团的图景"⑧，被公认为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史最全面、最深入的研究"⑨。他们的研究方法，不仅为我们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也为我们把群体心理历史学的方法运用于历史科研当中的可行性提供了依据。
    三
    从学科动因看，把群体心理历史学运用于历史教学的研究，顺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史学"从下往上看"的潮流，以及世界范围内史学的多元化趋势。也是培养我们全方位、开放型思维方式，深化历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
    西方史学泰斗汤因比说："人类生活在时间的深度上，现在发生的事情不仅预示未来，也以过去为依据。假如你随意忽视，甚至损伤过去，就会妨碍你现在采取理智行动"⑩。他的话表达两层含义：（1）每个人都处在生命长河中的某一点上，他只能从短暂一生的这个移动点来观察天地万物。历史学作为社会个体和无穷宇宙交流的工具和中介，必然具有"鉴古资今"、"咨询未来"的魅力和功用。（2）"以史为签"的前提是对历史全面、客观的认识。如果主观、片面解释历史，就会以讹传讹，以古误今。这是历史学之大忌。意大利历史学家兼哲学家克罗齐还说："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行为"（11）。这种观点是否千真万确，我们暂且不论。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认同的，即历史的内涵是思想，历史和现实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承继关系，历史、思想、当代三位一体。这种历史、思想、当代的三位一体，展示了困惑历史学的一对主要矛盾：即一方面历史是研究者在自己头脑中把过去重新加以组织、分析的过程，有当代人思维的痕迹。它虽然以事实为依据，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而已。此外，历史一向偏爱统治者、胜利者，前人留下的史料大多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征服史及对少数精英人物的记载，至于有关下层百姓的原始材料则十分罕见，这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受到方法上的约束，也受到史料上的限制，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主观性、相对性因素；另一方面，历史本身具有的复杂性、社会性、长期性，又往往给历史蒙上层层迷雾，影响人们的分析力和判断力。
    在我国，人们经过反思，提出"三多一跨"史学研究新理论，即多形式、多方位、多方法和跨学科研究。史学工作者普遍达成共识：认为弱化解释历史现象的主观性、强化分析历史问题的客观性，势在必行；转换新视角，发掘新材料，采纳新方法，是中国史学的出路所在。在西方，从20世纪初期开始，史坛霸主兰克学派的地位开始动摇，该派恪守的"让史料本身说话"、"完全如实地说明事情的真象"（12）的传统信条普遍遭到怀疑。西方史学开始了危机的历程，同时也启动了转型的步伐。危机和转型并进是20世纪西方史学的显著特点。转型的结果，形成了一股"从下往上看"的潮流，及史学方法上、理论上、内容上的多元格局争雄局面。系统史学、计量史学、心态史学、结构史学、比较史学、政治文化史学应运而生，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群体心理历史学作为心态史学的分支，从世界范围看，充其量不过是史学转型大潮中的一股小溪，但它毕竟为我们的历史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新的领域，开拓了新的视野；并为跨学科研究，特别是为历史学与计量史学的交叉研究，开辟了理想的用武之地。在此方面，伏维尔和勒费弗尔的成功尝试，已为我们提供了可以遵循的范例。
    需要指出的是，在运用群体心理历史学时，应该注意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思想偏向。事实上，群体心理历史学和任何新事物一样，并非尽善尽美，它在弥补传统史学缺陷的同时，又带来了"史学碎化"等弊端。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肯定群体心理历史学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客观估计它的负面作用，同时还要看到：人类社会各种不同的情感、思想、精神，以及超脱意识形态的"群体的无意识"，并非绝对、纯粹和虚无缥缈，它们都耸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和"生存的社会条件上"（13），是一定的经济环境、历史条件、社会结构的产物。这决定了群体心理历史学必须是在研究了经济、社会环境之后，才能达到的一个层次。如果完全抛开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经济基础，过分强调、乃至片面夸大或人为拔高群体心理历史学的功用，必然重蹈以往的覆辙，从而陷入思维"绝对化"的误区。
    注释：
    ①⑥杰费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13页。
    ②卡尔：《历史是什么？》（E.H.Carr,What is History?），伦敦1961年版，第80页。
    ③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伦敦1946年版，第257、278页。
    ④《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72页。
    ⑤《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62页。
    ⑦参见金重远：《法国"新史学"简介》，载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91-192页。
    ⑧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⑨帕尔默：《乔治·勒费弗尔与〈农民与法国革命〉》，载于《近代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1959年第4期，第334页。
    ⑩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Toynbee on Toynbee），纽约1974年版，第48页。
    （11）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纽约1921年版，第13、19-20页。
    （12）《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