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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许多传统学科都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以往事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可谓首当其冲。如果说80年代当开始有"史学危机"这一提法时，不少人还不以为然的话，那末，今天"危机"二字已经远远不足以表示史学所面临的窘境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倒不是因为时代已经不需要史学，也不是由于史学丧失了其本身的存在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史学的现状与整个迅猛发展形势的严重脱节。记得早在1988年举行的中国史学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就曾指出："我们的研究工作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不紧，不能很好地从对以往历史的反思和总结中给人们以历史的启迪，对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不能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给以科学的说明。"①尽管史学工作者多年来一直都在努力地克服这些问题，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努力却赶不上社会迅速前进的步伐，而且彼此的差距越来越大。
    那末，史学的出路究竟何在呢？
    其实，要改变史学目前所面临的窘境，出路还必须从史学自身上去找寻。换言之，即是讲史学必须进行一场飞跃性的大变革，以迎头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此，不少论者都曾发表过很好的意见，笔者本人也于80年代中期撰文做过专门论述。②今天，我仍旧坚持自己以往的那些看法。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认识也有新发展。尤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使我们深深感到，史学要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变革应当是全面的，从研究内容、研究手段，直到表现形式等等，无不需要彻底"革命"。否则，史学的自身价值，仍然难以实现，本文的论题--"通俗史学"，就是为此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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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总是以具体的作品为载体来展现的。不管你承认与否，史学作品事实上存在着两大类型。
    一类姑且称为"研究型"。它以追求学术价值为主。其或以理论阐释见长，或以史实考证取胜，或理论、考证兼而有之。阅读、理解此类作品，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专门知识。这就决定了它很难面向广阔的社会，而只能在史学界及相关的学术界的小圈子里流动。其社会价值，便仅仅体现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之中。一般人看不懂，也不需要看懂它。
    另一类或可称作"通俗型"。其以追求社会价值为目的。它虽达不到妇孺皆知的程度，但凡具有初等或中等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阅读。这类作品同样也需要有学术性，否则它就不能成为"史学"；只不过其学术性不特别专，也不特别精，而带有很强的综合色彩罢了。
    上述对史学的二分法，使我们很容易联系到西方风行一时的"大传统""小传统"之说，以及"精英文化""通俗文化"的观念③；也自然会使我们想到中国传统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区分。应该说，它们确有相似或相近之处。这也许是因为史学作为文化的一分子而固有的特质所决定的。
    过去，史学界多重"阳春白雪"而轻"下里巴人"，甚至认为它非学术，是不入流的。诚然，史学工作者志在攀登研究的高峰，这原本是好事，但由此也造成了一种偏废现象，在客观上则加大了史学同社会、同生活的距离--尽管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往往要受到市场的制约。这对远离社会、远离生活的史学来讲，问题便显得格外严峻。
    然而，这里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通俗型"的史学著作，却颇受读者的欢迎。特别是那些可读性强，具有开拓精神和启迪意义的作品，在市场上同样十分畅销，显示出较强的竞争力。例如有一本关于武则天的小册子，便先后一版再版，印数多达数万。再如一种通俗历史杂志，其订数长期一直保持在5万份以上的水平。 这一简单的事实，实际上已向我们透露了重要的信息：时代呼唤通俗史学。
    史学著作虽不能完全以市场需求与读者多寡定其价值高下，但一部佳作倘不能拥有一定的读者，恐怕也很难算获得了成功。所以史家在追求学术价值的同时，还必须追求社会价值，尽量扩大作品的读者面。如是，改变以往重"阳春白雪"而轻"下里巴人"，重新调整二者的比例关系问题，就很自然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然，调整绝不是把过去的轻重关系简单地再颠倒过来，变成重"通俗"轻"研究"，而是要既重"阳春白雪"，也重"下里巴人"，做到"研究"与"通俗"的统一。
    或许有人会说："研究"与"通俗"，本是背道而驰的，二者怎能"统一"？其实，世上的事物，相反相成，矛盾统一，乃是普遍的规律。"研究"与"通俗"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的辩证关系。"通俗"必须以"研究"为基础，如果没有深入的研究，也就不会写出高质量、高水平的通俗读物。另一方面，"研究"成果，要靠"通俗"去普及，去推向全社会。过去重"研究"而轻"通俗"，在很大的程度上就使得"研究"通向社会，通向民众的道路不畅，最后"研究"的成果，只好束之高阁，远离社会，远离生活。但反过来，如果只重"通俗"不重"研究"，则"通俗"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成某种低级庸俗的东西而不成其为史学。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寻求"研究"与"通俗"间的有机结合点，以达到二者的统一，而这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唯有此时此刻，史学"研究"与"通俗"的关系，才算理顺到最佳状态。
    我国不少老一代的史学家是非常重视"研究"与"通俗"的统一的。他们的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例如著名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他研究的深度广度，令人无不为之叹服，而他著作之雅俗共赏深入浅出，亦令人无不为之叹服。很多深奥的学术问题，在他的笔下，不仅不艰涩难懂，而且能使读者饶有兴趣地读下去。一册《秦汉的方士与儒生》④，堪称学术性与通俗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再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也是"研究"与"通俗"相结合的楷模。他的名著《秦汉史》⑤，是大家公认的文字生动、可读性极强的史著，郭老当年把它视为可朗读的佳作。翦先生认为：历史是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历史著作就不应"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而应在不影响科学性的原则下，尽量生动一些⑥。这里所讲的"生动"，实际上就包含着"通俗"的意义。今天，我们应该继承、发扬这些前辈名家的优良传统，为繁荣通俗史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倡导通俗史学，调整其在史学中的比例关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现实，这是一个大趋势。不过，要使通俗史学更好地为今天飞速前进的时代服务，其本身也面临一个更新拓展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其中既有与整个史学发展交织在一起的部分，也有单独属于通俗史学的部分。
    首先，我们谈谈单属通俗史学的部分，这就是拓宽通俗史学的表现形式问题。
    提起通俗史学，人们一般都把它理解为那些用浅显语言记述历史轶闻趣事的小册子，或者杂志中"人物春秋"、"史海一瓢"之类栏目里的豆腐块文章。殊不知这些只是通俗史学的形式之一，而远非全部。但由此也反映了当前通俗史学表现形式的单一化。其实，史学通俗作品可利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许多领域都可以成为其用武之地。
    就拿小说、戏剧来说，这实际是通俗史学很容易利用的表现形式，也是很好的形式。一般地说，小说、戏剧属于通俗文学，最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具有强大的传播力。而小说与戏剧脚本，都是文字性的东西，对史学家来说，并不陌生，许多前辈史学家也都曾成功地使用过这些形式。谁不知道，郭老的《蔡文姬》，就是专为曹操翻案而写。如今，有小说家、戏剧家用历史题材写出的历史小说、历史剧，却很难再见到史学家用小说、戏剧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史学观点了。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缺憾。
    再以影视这种形式为例来说。众所周知，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影视成为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传播媒介。无可否认，历史题材的影视片，已经为数不少，但不无遗憾的是，史学家在此中仅仅充当"顾问"的角色而已，迄今还没有史学家辞掉"顾问"而去当"编剧"的。其实，搞历史的人也不全然都是只知啃故纸的书呆子，不是也有人写出了水平蛮不错的反映现代生活的电视连续剧么！⑦在此，拙意绝不是说让所有的史家都去写电视剧或搞电影剧本，但我以为史学工作者应该具有并不断强化利用影视这一表现形式的意识，而凡有这方面才能的人，也不妨动起笔来，用你的影视作品去表达你的史观。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某些历史影视片，正如一位台湾同行所指出的，多半是"非历史"、"假历史"。⑧史学家有责任也有义务以自己的作品去纠缪订误，使"真历史"留传于世。
    至于音乐、美术等形式，乍看起来，似乎很难利用，其实也不尽然。君不见，一曲《梦回唐朝》，令多少时髦青年为之倾倒！同样都是说历史，而这种形式就有其特殊的强大魅力。这一事实，难道不值得史学家认真深思么？！史学家固然不可能人人皆全才，但却可以同其他专家合作，譬如史家撰词、作曲家谱曲、歌唱家演唱之类。这虽然是一个涉及双方的问题，即双方都要有配合的愿望与意识，不过在当前，史学家主动走出学院、研究所，投身于现实生活中去，开拓自己的门路，似乎显得更重要些。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国，民族历史题材之树常青，这为通俗史学广泛利用多种表现形式，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总之，通俗史学的表现形式，除了已有的传统形式外，还需要拓宽，也能够拓宽。这当中，有些形式可以直接利用，有些则需要合作进行。目前许多地方都大搞造型艺术品，如微缩景观、蜡像，以及灯展等等，其中不乏历史方面的内容，史学家似也可一显身手。如此，会有助于防止出现诸如秦始皇侍女盘端葡萄之类的笑话。不难预料，通俗史学将在不断拓宽表现形式中获得发展。
    其次，我们再谈谈与整个史学发展交织的部分，这就是扩大通俗史学的表现内容问题。
    目前，尽管学术界关于"历史"的概念众说纷纭，但一般的看法认为，历史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按以往的理解，"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个方面。狭义的历史，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我们通常所讲的史学，是以狭义历史为研究对象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人类活动的舞台超出地球的范围进入广缈的太空，而且也使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扩大和深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然与人类密不可分，广阔的宇宙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样势必要求史学必须突破原来的经典规范，从以狭义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史学走向以广义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广义史学。通俗史学作为史学的一部分，自然也需要这样一个转变。这就是说，通俗史学不仅要表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应表现自然界的发展过程。此其一。
    第二，即便是表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容，也要"换脑筋"，扩大范围，不能局限于过去的老框框。对于史学来说，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研究古今中外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实事求是地做出具有史学独立品格的结论，固然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也要贴近当代社会，贴近现实生活。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史学工作者也不是绝对不能涉猎。今日是现实，明天即历史。
    第三，要扩展应用的新领域，开辟边缘性新学科。一般地说，史学不仅具有教育、学术功能，而且还有实用功能。唯其如此，"古为今用"的口号才有其价值。不过，以往的"用"仅是为政治所用，用来用去，似乎并没有跳出传统的"资治"的圈子。如今，随着我国形势的巨大变化，史学"用"的重点也必须转移--即转移到为经济所用、为改革开放所用、为现代化建设所用的轨道上来。这样，史学"用"的领域势必要扩展，在此过程中，史学也势必会与其它学科结合而产生新的边缘性学科。当然，史学非应用学科，它的"用"不可能立竿见影，而只能是"借鉴--启迪"式的，或曰"间接"的，若用中国的老话讲，便叫作"鉴往知来"、"通古启今"。至于如何更好地"用"，自然还有待于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笔者在这方面曾做过一些探索，试图在古老的史学与现代管理学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以控掘、整理、研究我国历史遗产中蕴藏的丰富的管理智慧和管理思想为核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管理学"，并把这些概括为"历史与企业家对话"⑨。目前，这一提法虽已得到了某种认同⑩，但我深知，此说还很不成熟，衰心希望得到学界师友的批评教正！而这一切更为重要的目的，则在于"抛砖引玉"，促使更多的朋友投身到此项事业之中。毫无疑问，史学这方面的研讨，将为通俗史学的繁荣，开辟金光大道。
    每个时代，都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史学、史著与史家。在改革开放向现代化迈进的当代中国，与时代相应的史学是什么？通过以上的论述，我认为应该是通俗史学。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所决定的。
    通俗史学，简而言之，就是内容具有学术水准，而表现力求通俗的史学。其重在通俗，贵在通俗。只有通俗，才能使史学冲出少数人的小天地，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成为社会的公共财产。
    为适应通俗史学的发展，史学的结构需要调整；史学工作者的知识需要更新，素质需要提高；甚至史学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发生一番重大变化，注重全才、通才教育--因为通俗史学需要全才、通才。
    完全有理由相信，通俗史学必将以其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全面丰富而深刻的表现内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所欢迎。而新时代也必将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通俗史学作品，涌现出一代通俗史学家。
    顾炎武曾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不妨套用此语，改作"学科兴亡，顾炎武曾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笔者不揣浅陋，写了上面的许多话，或许可对新时代的历史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注释：
    ①见《中国史学界第四次代表大会综述》，《历史研究》1988年6期。
    ②拙文题为《史学危机刍议》，《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9期。
    ③大、小传统说为人类学家雷德斐（Robert Redfield）所首倡。一般来说，大传统或精典文化属于上层知识阶层，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普通民众。
    ④该书原名《汉代学术史略》，三十年代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刊行。五十年代重版时改现名。
    ⑤该书原题《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四十年代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上海大学出版公司相继出版。八十年代出版的核定本改为今名。
    ⑥转引自翦伯赞著《秦汉史》核定本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⑦例如《半边楼》，其编剧即西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延艺云。
    ⑧转自田人隆：《台湾学者论史学的"危机"与"再生"》，《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一期。
    ⑨详拙文《历史与企业家对话--秦汉管理实践对当代的启示》，《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二期、拙著《历史与企业家对话--关于历史管理学的思考》，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话"之说最早提出于1990年，是我向第四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讨论会提交论文的副题。
    ⑩例如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将所编第四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讨论会的论文集（沈恒泽、虞祖尧主编），便定名为《历史与企业家对话》，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