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制的起源、发展和衍变，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上古时代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面貌。一般人的印象中，宗法制从春秋时代开始，就已经和礼乐制度文化等一样趋于崩溃瓦解，到了战国时期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实，宗法制在战国时期是承西周春秋时期的发展而又经历着自身衍变的过程，它适应社会结构在列国变法运动以后的巨大变化而进行自身的调整，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新的面貌。关于战国时期宗法制度的材料不多，有些史料（如三礼）也不一定能用来说明战国时期的问题。本文不揣浅陋，勾稽相关史料，试对这一问题进行论析，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
    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各诸侯国新旧贵族交替的趋势日益明显，新贵族的宗族组织在社会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宗法制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首先，传统的宗法影响依然存在，直到战国中期人们还有“周，天下之宗室也”（《战国策·秦策》一）的说法，说明尽管周王朝已经成了只拥有弹丸之地小国，但依然是人们印象中的“天下之宗室”。古代的王仍然被视为“天下之宗室”（《荀子·正论》）。其次，战国时期各国君主对于宗庙依然恭敬有加。“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韩非子·初见秦》），被视为国家存在标志，在建立国家的时候，“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墨子·明鬼》下）。各诸侯国依然设有“宗祝”，“出户而巫觋有事，出门而宗祀有事”（《荀子·正论》），所谓宗祀，即宗祝之官。其职守正如《国语·楚语》下篇所谓“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重，次生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帅旧典者，为之宗”（说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二）。再次，除了公室宗族以外，各国对于国家有影响的宗族也非常重视，孟子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离娄》上），所谓“巨室”类似于春秋时期的“宗卿”（注：“宗卿”一词见于《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中期，卫定公聘晋的时候，晋国欲使卫君会见逃亡到晋的卫臣孙林父，卫定公夫人劝卫定公会见，其主要理由便是孙林父为“先君之宗卿之嗣”（《左传》成公十四年）。孙氏出自卫武公，孙林父之父孙良父为卫卿，即“宗卿”，因此作为“宗卿之嗣”的孙良父之子也应当为国君所重视。吴公子季札聘鲁的时候谓鲁国执政大臣叔孙穆子“为鲁宗卿”（《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即指叔孙穆子出自三桓而为执鲁政之卿。）贵族，他们在社会上的重大影响就是宗法势力顽强表现自己的典型说明（注：《孟子·离娄》上篇赵注谓：“巨室，大家也，谓贤卿大夫之家。”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尚书·梓材》谓“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王鸣盛《尚书后案》谓“大家者，封建诸侯，使与大家巨室共守之，以为社稷之镇”。春秋后期，晋国韩氏宗族，“韩襄为公族大夫，韩须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可见，周代的“巨室”、“大家”，就是各诸侯国内部属于卿大夫阶层的强宗大族，到了战国时期也没有太大改变。）。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体恤士卒，“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可见赏赐财物予赵奢者，除了赵王以外，还有赵氏的“宗室”。这类“巨室”、“宗室”多为各国有传统影响的贵族宗族。
    战国时人认为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必须重视本宗族的宗庙的存亡之事，“为人孙者，体此道以守宗庙，宗庙不灭之谓祭礼不绝”（《韩非子·解老》），战国时人认为夏桀的最大罪过就在于“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国”（《荀子·解蔽》）重视宗庙，就是对于宗族关系的肯定。《荀子·子道》篇谓“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贵族努力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宗庙不毁”。战国时人由对于宗庙的重视还发展为对于宗庙中祭品的恭敬。《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曾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孔子御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以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请以先于宗庙之盛也。这个故事谓鲁哀公将桃与黍赏赐给孔子，让他吃。黍是用来擦拭桃子的，而孔子却先吃黍而后吃桃，惹得左右人等捂着嘴笑。所谓“雪”，义即擦拭、洗刷。桃子虽然好吃，但它没有资格被放入宗庙作为祭品，所以远远赶不上作为各种祭品之首的黍，先吃黍就表示了对于宗庙祭品的尊敬。这个故事非必为实有，战国时人之所津津乐道，是因为它讲述了人们必须重视宗庙祭祀的道理。战国中期，齐相孟尝君曾被废黜归薛邑，后来齐王又请求其复职，史载：
    齐王……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庙之祟，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返）国统万人乎？”冯谖诫孟尝君曰：“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战国策·齐策》四）齐王劝说孟尝君的主要理由是让其顾念先王的宗庙，而孟尝君提出的条件是在薛地建立先王宗庙，并且请赐以祭器。凡此都说明无论是齐王，抑或是孟尝君、冯谖，其宗法观念都比较浓厚。齐闵王曾经将敢于直言的齐国公族宗室的孙室子杀掉，造成了“宗族离心”（《战国策·齐策》六）的后果，以至于被燕大败。后来，田单复齐时，曾经以歌谣的形式动员民众，谓：“可往矣！宗庙亡矣！云曰尚矣！归于何党矣！”（《战国策·齐策》六），可见当时齐国民众一般都纳入宗族组织之中，所以“宗庙亡”的现实可以激发民众抗击敌人的决心。这些都表明当时宗族势力在齐国是比较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