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战国时期社会上的宗法观念还有相当影响。战国中期燕王哙禅让权位于燕相子之的时候，遭到诸国反对，诸国所持反对态度的主要理由之一便是认为此举违反了宗法的原则。《中山王方壶》铭文谓，“燕君子哙，不辨大宜（义），不忌者（诸）侯，而臣宗易立（位），以内绝邵（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勤（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者（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施（也），寡人非之”，即表明了与燕邻近的中山国君主对于燕王哙禅让的斥责态度。这个斥责的中心是认为燕王哙的禅让断绝了君位的继统，而新的燕王又没有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如果这样的燕君朝见天子和与诸侯相会，那就是“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的倒行逆施。所谓“臣宗易位”，意即燕君既是燕国臣下的君主，而且也是其宗主。中山国之相也表示了坚决斥责的态度，谓“为人臣而反臣其宗，不祥莫大焉，将与吾君并立于世，齿长于会同，则臣不忍见施（也）”（《中山王方壶》铭文）。这个斥责表明自己作为中山国的相，是完全忠于君主的，并且坚决反对“为人臣而反臣其宗”的做法。战国后期，韩非子从加强君主权力的角度提出，君主应当遵守宗法关系中本强末微的原则，谓“公子既众，宗室忧吟”，认为如果庶公子人多势众，那么嫡长子一系就会感到威胁而忧虑。韩非子提出，“止之之道，数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数披，党与乃离”（《韩非子·扬权》），这些都是与宗法原则的贯彻相一致的。
    宗族在我国古代长期延续，就先秦时代而言，直到战国后期，社会上的宗族依然是有很大影响的社会组织形式。河北临城县中羊泉村所发现的属于战国后期赵国的墓葬群（注：临城县文化局：《河北临城县中羊泉东周墓》，《考古》1990年第8期。），采取聚族而葬的方式， 间距稠密，在2250平方米的范围内有150余座墓葬，分布整齐， 排列有序，显示了宗族的浓厚影响。1979年所发现的时代属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江西贵溪岩墓群（注：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贵溪县文化馆：《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1期。刘诗中、许智范、程应林：《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俗及文化特征》，《文物》1980年第11期。），分布在水岩、仙岩、仙女岩、仙棺岩，谷仔岩等处，每处都有十余座墓葬。这些墓葬，有的联洞而葬，有的单洞而葬，还有一墓同埋几代人的情况。有的墓室，规模宏大，内置十余具棺木，应当是几代人的聚葬。《大戴礼记·礼三本》篇所说“大夫士有常宗”，可能是战国时期社会情况的反映。
    当时同族的人往往祸福同当，相互提携保护。战国时期赵国人谓“犯奸者身死，贱国者族宗”（《战国策·赵策》二），对于那些危害国家的人可以灭绝其宗族。商鞅变法的时候曾经“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让同“什伍”的人相互牵连。从“贱国者族宗”的情况看，这种宗族“连坐”的方式应当和什伍连同时并存。秦将樊于期犯罪而逃亡奔燕，“父母宗族，皆为戮没”（《战国策·燕策》三），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担任齐国临淄市掾的田单，在乐毅破齐而齐众逃难的时候，“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史记·田单列传》），可见在逃难的时候，田单率其宗族之人同渡难关。战国时期的许多贵族依然将宗族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韩相傀的“宗族盛”（《战国策·韩策》二），是他拥有权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国时期社会上的一般民众，除了国家控制下的什伍组织中的编户齐民以外，还有不少以宗族为组织者，甚至什伍组织与宗族组织并存，民众既是什伍组织中的居民，同时亦是宗族组织的成员。《大戴礼记·哀公问孔子》篇曾经讲到在社会民众中推行“礼”的问题，主张“言共丧算，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认为“宗族”实为行“礼”的基层社会组织。战国时期社会上举行婚礼的时候，“父南乡面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尔相，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常’”（《荀子·大略》），实将婚姻与宗族的兴盛联系一起。当时社会上的宗族之间相互关系得到加强，《大戴礼记·保傅》篇有“党无不善，三族辅之”的说法，所谓“三族”，卢注谓“父族、母族、妻族”，可见各宗族间用婚姻关系进行联系。墨子讲到祭祀作用时谓“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虽使鬼神请（诚）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墨子·明鬼》下）。同宗族的人关系较同乡里之人，关系更为密切，所以有“内者宗族，外者乡里”之说。这个说法也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尽管什伍组织已经普及，但是宗族组织却依然存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甚至到了战国时期贵族家族的势力影响也还在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湖北荆门市包山战国楚墓就是一处家族墓地（注：王红星：《包山楚墓墓地试析》，《文物》1988年第5期。）。包山墓地的五座墓里面有三座为大、中型墓， 墓主的身份相当于“上大夫”和“下大夫”。这五座墓中，以2 号墓最宏大，墓主为楚国左尹邵某。依照先秦时代左昭右穆的通例，位于2 号墓之右的4号墓的墓主年龄比左尹邵某要小20岁，应为其子。1号墓与2 号墓的墓主为夫妇，4号墓与5号墓亦然。可见包山墓地实际上是左尹邵某与其子两代人的墓地。
    三
    关于宗法制度、宗法观念在战国时期社会上的情况，《孟子》书中曾载有滕定公去世时的一事，相当典型地进行了说明，今具引如下：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以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于有所受之也。”谓然友曰：“于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支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粥，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孟子·滕文公》上）丧礼是宗法的重要体现。滕定公的太子两次派然友去向孟子请教，才依照宗法制下的规定将丧礼定为三年之丧。这件事情说明，其一，当时社会上对于这种宗法制度及观念已经不甚了了，所以滕国的百官及滕国太子的父兄辈的人都力主不行此礼。其二，滕国百官反对行三年之丧的理由是“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这一方面说明鲁国和滕国当时已不行此制，鲁和滕一样，宗法已经相当薄弱。另一方面又说明滕国人还有一些宗法意识，视鲁为滕的“宗国”，因为滕国出自周初叔绣之后，与鲁同出自文王，所以称鲁为宗国。其三，到滕国参加丧礼的来宾认为滕国太子之举相当新鲜，面貌颜色悲哀得很，哭得也很历害，所以“吊者大悦”，尽管他们参加丧礼像是在看节目表演而有些滑稽，但总是持肯定态度，可见对于这种宗法制下的礼制并不反对。